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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医院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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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初的一天,我发现尿里有血.我试着上网预约家庭医生,但她最早的预约日是8月16日.我并不认为我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有一搭没一搭地点击了“确认”.果然第二天血没了.但10天之后,血又出现了.这一次,我打算认真对待这件事.我上网搜索关键词“血尿”.有一篇文章提到阿司匹林会引起内出血.我松了一口气.这两次出血之前碰巧我都吃过阿司匹林治疗头痛.就这么决定了,阿司匹林是罪魁祸首.只要我不吃阿司匹林,问题将会立刻消失.

我女儿凡妮萨怀疑我的结论.她虽然才高中毕业,可是有志学医,高中选了AP生物,SAT生物考了满分800分,平时留意医学新闻,总之她比我更具备医学常识.她说：“就算阿司匹林引起了内出血,可你也不会无缘无故出血吧?说不定你的内脏器官有脆弱的地方,比如哪一块长了肿瘤.”我说：“呸呸呸.我这么大年纪了,内脏有脆弱的地方很正常.肿瘤?根本不可能.肿瘤会导致人消瘦,可是我现在最大的苦恼还是减肥.“

第二次出血也很快停止了,但是10天后又有了第三次出血.我只好去了急诊室.急诊医生相当于不用预约的家庭医生,主要的职能也是把病人转介到其他科室去.这位急诊医生要我先去看妇科,再去看泌尿科.我说不必去看妇科,我很肯定血是来自泌尿系统.但他说这是标准流程,必须把所有可能性都查一遍.我去看了妇科医生.她同意我的判断,血不是来自生殖系统,但她发现我已经过了50岁,应该做乳腺X光检查了.我說：“这事儿现在不着急吧?“她又说了一遍这是规定,还说：“重在预防,等有病再治就晚了.”我只好又去做了这个节外生枝的检查.

终于见到了泌尿科医生.他能做的也是预约检查,两个：膀胱镜和CT扫描.

我终于理解了医疗系统是什么：一扇接一扇的门,每个门口站着一个警卫.他判断你够资格,你就能进入下一扇门,直到你获准接受一架机器的扫描.

我的保险是凯撒的.整个夏天,我去遍了橙县的凯撒大楼.我去过橙县南部的紧急门诊,去过尔湾市的医疗中心,去过桑德峡谷的医院,去过迪士尼旁边的总医院和行政中心.我有点紧张,但同时又有点兴奋.我一直过着作家的孤独生活,要不是得病我根本不会去这些地方.疾病让我走出家门,与人们互动,增长见闻.

每一次去看病,我都能学到一些新东西.有一次,一个保安教我使用自动挂号机.下一次,当我看到挂号台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时,我就信步走向角落里的自动挂号机.桑德峡谷的医院有两栋建筑.泌尿科在1号楼,影像检查在2号楼.下一次我就知道车停在哪里更省时间.

7月底的一天,泌尿科医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CT扫描显示我的右肾有一个8.5厘米的肿块,大约有95%的可能是癌症.他让我马上去见他,安排一个手术日期.

我很震惊.我一直是个相当健康的人.除了生两个孩子,我基本没跟医院打过交道.如果我得了流感,我就在床上躺一整天,喝很多柠檬水.我的肾脏怎么可能长出8.5厘米的癌性肿块?

我想起那个妇科医生的话：等有病再治就晚了.我的医疗保险每年有免费的体检,但我从来不去做.去年家庭医生把CT单子都给我开好了,但是我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过12月31日,拖到检查单过了期.如果不是因为尿血,我打算今年一年都不去见家庭医生,省得她再给我开单子.如果我去年做了CT,肯定能发现那个肿瘤,也不至于长到这么大.

泌尿科医生看到我一个人随随便便就来了,感觉很惊讶.“你丈夫呢?”

“他在中国.“

“你做手术的时候他能来吗?”

“他来不了.”

“你做手术他都不能来?”

我解释说：我丈夫的身体也不好.前几年,他还能勉强来北美.每次来的头两个星期,他都要努力倒时差.他脸色苍白,眼袋发黑,白天像行尸走肉,晚上睁大眼睛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他适应了,假期已经过了一半.一旦回到中国,他又将面临另一场战斗,把已经颠倒了的生物钟再折腾回来.近几年,由于出现了心脏衰竭的新症状,他根本无法在封闭机舱里坐上10个小时.所以他来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倒下了,谁来照顾他?

“那么我们应该把谁作为你的紧急联系人呢?”医生问.

“我女儿.她18岁了,她也想成为一名医生呢.”

然后我问是否可以把手术安排在9月初,因为我女儿9月初才有时间.医生摇摇头说太晚了.“如果它是癌,我可以告诉你95%是癌,那么它每分钟都在生长.”他查看了手术室的排班情况,把日期定在8月17日.

我没再说什么,免得他觉得我太麻烦.

凡妮莎6月份从高中毕业,拿到了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在决定去哪里上学时,她只有一个标准：哪所学校能为她进入医学院提供最好的机会?按照这个标准,第一个被排除的就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虽然那是我心仪的学校,因为那里离我们家只有15分钟的车程.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申请医学院必须有义工经验.我有个朋友兰的儿子立志要当医生,可是在美国四年大学之后却并没有考医学院,因为他在大四之前没能满足五百小时的义工要求.五百小时听起来并不多,但你不能在临考前每天做八小时,连做两个月零三天.你必须把这五百小时分散在几年里,以此来表明你具备读医所需要的马拉松般的耐力.兰的儿子是从中国高中毕业才去美国读大学的,思维还是中国式的,以为学医最大的障碍是那个MCAT考试,没把义工当回事儿.等到了报考医学院的时候,才知道义工是一项硬要求,缺了这项经验连申请表都不能填.

兰痛心疾首地说：“在美国,要是家里没人当医生,连个考医学院的入场券都拿不到！”我不以为然.对义工经历的要求在美国医学预科生里是常识,并不是只有医生才知道的行业秘密.

凡妮萨从小在北美长大,她知道这些内情.她的问题是找不到开放给中学生的义工职位.每次周边的医院开放义工申请,她都趴在电脑前守着,就跟国内网民光棍节在淘宝抢购似的,但每次申请一开放,名额迅速被秒光.

我有个朋友金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有年夏天她在朋友圈发了儿子在医院做义工的照片.我问她：“你儿子也要学医?”她说：“我才不让他学医呢.学医多苦啊！”我立刻痛心疾首地指责她：“他不学医你让他去医院做义工干什么?你把名额留给想学医的人好不好?”

金很惊讶：“你什么意思?你说我走后门?我们这儿有大把的义工职位空着没人做,是我们医院占了我的便宜好不好?”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好吧,我承认我是利用了工作之便.但是这有什么错呢?我就在医院工作呀,这么长的暑假,难道你让我专门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做义工,自己再开十几里地来上班?”

金说得很有道理.那么尔湾那些名额是真的在网上被秒光的?尔湾是个华人聚集区,华人的孩子想学医的太多了.会不会也有很多小义工是被家长带去上班的?所以兰说的很可能也是真的：即使在美国,这个貌似人人平等的地方,如果父母是医生,孩子要学医也有很多便利条件.

凡妮萨看中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她的理由是：第一,那里的居民成分比较多样化;第二,大学周围有三所大型医院;第三,方圆十里以内就这么一所像样的大学.

她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我还是喜欢更有名的学校.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我是有些虚荣心的,她上了名校我会觉得很有面子.伯克利怎么样?“不行.”凡妮萨分析说：伯克利也不容易找义工机会.旧金山湾区也是著名的华人聚集区,况且旁边还有一所斯坦福,义工机会必然也是僧多粥少.

难道选择学校的唯一标准就是义工机会的多少?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所有的录取全都在3月31日发了下来.从4月1日开始,我们家里就充满了紧张的空气.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问,只是眼巴巴地期待着凡妮萨回心转意,去一所排名更高名气更大的学校.

4月中旬,她发现圣地亚哥一所医院开放了义工申请,但要求申请人满18岁,还必须是本市居民.她离18岁还差4个月,离前往圣地亚哥去住校还差5个月,但她判断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这时老生已经快放假了,新生却还没来上学,申请者一定少.她当即决定去圣地亚哥大学.一旦按了“确认”键,她立刻就获得了一个有ucsd.edu后缀的电邮地址.她用这个地址发了一封混水摸鱼的申请,暗示自己已经是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学生了,希望对方不追问她到底几岁,到底是不是居民.这招还真管用,6月份她接到录取通知.

为了做个名符其实的圣地亚哥居民.凡妮萨立刻注册了四门暑期课,6月9日高中毕业典礼一结束,当天下午就搬到圣地亚哥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手术能在9月初进行的原因.因为暑假课会在9月初结束,而大学在9月底才正式开学.在这两者之间,凡妮萨有两个星期的休假.

圣地亚哥和尔湾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凡妮萨每个周末都回尔湾.我问她做义工有什么趣闻,她说“从1到8,你随便挑一个数”.我说“3”.她说：某天早晨我坐在护士台后,一个长得挺帅的中年男过来跟我聊天.他问：“你是义工吧?”我说是.他问：“你是学生?”我说是.他说：“护士学校的?”我说：“不是.UCSD的本科生,化学专业.”他说：“啊,我知道了.毕业以后打算考护士学校！”

我哈哈大笑,然后说：“7”.

凡妮萨说：某天我推一个大胖老头去病房,那个老头至少有300磅,我推得很吃力.老头挺幽默地说：“今天你不用去健身房了.”然后问：“你是护士学校的吗?”我说：“不是.”“那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是UCSD的本科生,化学专业.我以后想当医生.”老头摇摇头,惋惜地说：“护士是多好的职业.”

我问：“8个故事全是这个主题?”

凡妮萨说：“这样的故事你要听18个我也有.”又说：“幸亏在UCSD注册了暑期课,我真想掏出学生证给他们看看.”

我说：没用的,他们看了之后还是会说：毕业以后去考护士学校吧.护士是多好的专业.

8月17日是星期五.凡妮莎每周五上午都在心血管中心做义工.她说她可以请一天假来陪我.

没想到,手术前三个星期发生了一个小事故.凡妮萨选的暑期课把一次重要考试安排在了7月底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为了准备考试,她向心血管中心的护士长请了一天假.护士长同意了,并建议她将这件事通知医院负责义工项目的HR.凡妮萨答应了,但是又忘了.HR的人很生气,指责护士长管理不善.护士长就辩解说：她已经嘱咐凡妮萨了.两个人在邮件里互相指责,每封邮件都抄送凡妮莎.凡妮萨下课一开手机,一堆邮件涌进来.她吓坏了,立刻向两人分别道歉,并答应补上错过的班次.

HR立刻提供了一张下周空缺班次的清单,然而上面所有的时间对凡妮萨来说都不方便.HR又给了她一张下下周的,可是下下周的也不合适.凡妮莎意识到她没有太多的选择,只好选择翘了一节化学课.现如今大学教授讲课都会同步录像,缺了课的人可以在课下观看视频.即使这样,翘课还是有风险,因为你得压注教授不会在那天搞随堂小测验.总之,这件事吓到了凡妮莎,让她不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请一天假.她怕HR会在她的档案中写些不利的东西.

凡妮萨给我打电话,万分抱歉地说她不能陪我做手术了.我说没关系,其实也不需要家属,美国的医院会把我照顾得很好.

其实,以我的社会经验,我认为HR就是给她个下马威.目的是想让她知道：别以为不拿工资就可以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义工也是有要求的,义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我确信如果她实话实说：“我妈妈要做手术”,人家會同意她请假.但是我不想影响她.我以前对她不满,总觉得她没有野心.她以义工机会为标准选择大学让我有点失望.但是听了她的义工故事,我才发现以大众的眼光来看,一个女孩子想当医生已经算是有野心了.那么我就别拖她的后腿了.再说,成为一名医生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多了解人性,而不仅仅是了解疾病.如何与人打交道,最好是她自己找到诀窍.

“放心吧,”我说,“嘿,你知道吗?那里也会有义工推我的.”这倒是千真万确.我在新西兰生小儿子有过体验.从走进医院的那一刻开始,病人的一切都由医院提供专人照顾,完全不像中国医院,时时刻刻必须得有家属陪着.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女子敢于不婚不育的原因.

“那倒是.”她说.

挂了电话,我觉得自己很酷.

整个夏天,各种预约各种检查如旋风一般席卷了我.8月16日,做手术的前一天,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我当天下午和家庭医生有个预约.我想家庭医生一定是想再给我检查一次,确认我已经为手术做好了准备.

接待我的护士长时间地盯着电脑屏幕.时间长得以至于我有些不安了.她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过了不知多久,她终于转过头问我：“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突然意识到：今天这个预约是我在6月初第二次尿血时约的.

凯撒的系统能让任何一个科室的医生看到病人的全部病历.护士一定是看到我明天就要做手术了.为什么今天还要来看家庭医生?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了前因后果.这是在我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时所做的有一搭没一搭的预约.第三次尿血之后我就去看了急诊,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检查,然后是确定手术日期.在这之后,我应该立刻取消这次预约.医生们都很忙,预约也很难.我不应该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我只是已经被情节的快速推进搞得晕头转向了.

我坐在那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脸懊悔.我想起两个月前点击“确认”时的心情.那时我相信我没有大问题.可是万一呢?还是先约上一个吧.万一呢?

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双重国籍：健康的王国和疾病的王国.”在6月初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仍然坚信我属于健康的王国,但其实我早已经悄悄进入了疾病的王国.

“没关系的,”护士说.她是一个金发微胖的中年女子.像美国的每一张办公桌一样,她的桌子一角有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全家福.

送我出去的时候,她右手按着自己的胸口：“明天早晨我会想着你,我会为你祈祷.祝你手术成功.”

她的脸上发着光,来自健康王国的光.

刹那间,我想起自己大半辈子的移民生涯,想起每一次站在使馆签证处门前紧张、激动的心情.紧张,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申请能不能被批准;激动,是因为对未知国土的无限憧憬.我在一个地方待不住,总是不停地要前往下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紧张与激动中,我才感到生活更加真实.如今我站在健康与疾病的国境线上,只能向健康王国申请短期签证了.不知它能给我多长期限的.一年还是十年?

8月17日凌晨4：30,我叫了一辆优步车送我去医院.司机是个南亚人,他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医院.

我很想随便撒个谎,说我去医院上早班.但是我对医院的运作了解不多.如果他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怎么办?我负责发药,还是打扫卫生?往往一个简单的谎言要用更多复杂的谎言来支撑.编瞎话对我来说太费力了.我起了个大早,脑子还没恢复正常运转.

我告诉他我去做手术.

“没有家人吗?”

“我有一个女儿,她在圣地亚哥救死扶伤呢.”

“生活太艰难了.”他说.

“我很好.”我有些不服气地说,“这算什么?这不就是美国的优势吗?就算你孤家寡人,体制也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体制”这个词儿让我想起了5月底的一件事儿.凡妮萨首次义工集训之后领到一份教材.负责人要求他们在自学之后给医院打電话约时间面试.可她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后两次她留了录音,却也始终没接到回电.

就在这时,西雅图的金在朋友圈里贴出儿子在医院做“影子”的照片.话说在医院做义工其实还只是第一步.做义工期间,你要找一个肯带徒弟的医生.五百个小时义工以后,你需要给这个医生当助手,这叫“shadow program”（影子计划）.我质问金：“你儿子不是不学医吗?为什么要去做‘影子’?”她说：“他天天在医院待着,居然喜欢上学医了.”

金安慰我说：“你女儿实在找不到义工机会,我帮你问问看.我也有同事去了加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备选方案,但我实在不甘心.当初我就是反感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局面才离开中国.要是在美国连个做义工的机会都被“二代”垄断,那“美国梦”就真的是一个谎言了.我说：“谢谢你,我再等等看.”

转过身来,我就对凡妮萨说：“那个医院为什么不给你回电话?会不会他们通过关系已经招到了足够的人,不再从申请者里招新人了?你不能被动等电话,你得去一趟.”凡妮萨半信半疑,第二天自己开车去了圣地亚哥.回来后,她笑话我疑神疑鬼,说其实就是医院的官僚系统没拿这当回事儿.既然她本人送上门了,人家何乐不为,当场面试、排班、发工作服.

掐指一算：每周四小时,一年二百小时,两年半满足义工要求;再做一年“影子”,满打满算三年半,正好考MCAT.和兰的儿子比,凡妮萨算是赶趟;和金的儿子比,凡妮萨只是勉强.所以“美国梦”还是有的,只是比起这个名词出现的1930年代,比起那个有才华你就横溢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难于实现了许多.但只要肯于接受体制的调理,“白手起家”的人还是能获得一张下场竞争的门票,争取到在系统里某一扇门前站岗的机会.

“我很好.”我对大胡子南亚司机再次强调,“移民不都是这样吗?”

“如果是我做手术,我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都会来,一共二十多个呢.”

“好吧,”我无奈承认,“你是个幸运的人.”

我父亲是独生子,我母亲有一个妹妹.我先生是独生子.我有一个亲兄弟、一个表妹一个表弟.姻亲血亲加起来,我这一辈满打满算才三个亲戚,无论如何也不比上大胡子南亚人.更何况我和我的表弟表妹早就失去了联系,我和我的亲弟弟也不那么亲.所以这其实和移民与否没有关系.我一直认为移民让我摆脱了传统中国的复杂人事纠缠.但如果细想一下,就算我不移民那些复杂人事也纠缠不到我.我来自一个人口单薄的家庭.更重要的,我是一个亲情淡漠的人.每次在网上看到年轻人吐槽被父母逼婚,我都觉得不可理解.你怎么就落到被逼婚的境地了?我父母要是敢对我的选择说个“不”字,我就永远不再登他们的门.永远不登他们的门,有那么难吗?我就是喜欢孤独一人,自己为自己负责.我就是喜欢置身于陌生的社会,谁也不认识谁.然而,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在这样一个清凛的早晨,就算我觉得自己一切正常,我无法阻止别人认为我过得很悲惨.

在剩下的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司机也沉默下去.他似乎已经发现我俩三观不合.汽车在空空荡荡的15号公路上平稳地行驶.通往57号公路的出口很快就到了.这条路我自己开过很多次.绝大多数时候,我从这个出口向南去迪士尼乐园,然而这一次,出口之后我们向北行驶.

汽车停在凯撒医院门口.纯粹出于礼貌,我下车后回头向他挥手告别.他摇下了乘客这一侧的窗户,俯过身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郑重其事地说：“上帝保佑你.”

一刹那间,我又看到了来自健康王国的光辉.我用同样严肃的语气说了声“谢谢”.我想到一句话：“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善意.”我知道在《号街车》里这是一句反讽意味很强的台词,但此时此刻我只想引用它最表层的意思.陌生和善意,这两个词的组合顽固地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能为这个陌生人做点什么呢?我默默拿出手机,在优步App里付了一笔小费.

手术后的第三个下午,护士阿莉莎拔掉了我的静脉注射管,给我从食堂叫了份固体食物.她说如果我吃完午餐并且感觉良好,我就可以出院了.我吃了一半,悄悄把另一半扔掉,然后对阿莉莎说我感觉良好,我准备回家了.

“太好了,”她说,“谁来接你?”

“我女儿凡妮萨.”我骄傲地说.

“你现在就可以给她打电话了.你等她的时候,我就开始处理你的文件.”

15分钟后,她回到我的房间向我道歉,说她有急事要优先处理,暂时不能处理我的文件.我说我不着急.

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前两天,护士们一直鼓励我下地走路.头一次,阿莉莎一只胳膊搀着我,另一只手拉着我的静脉注射架,我们在走廊里走了一圈.后来我进步了,可以一只胳膊被阿莉莎搀着,另一只手自己拉着静脉注射架.再后来我自己拉着静脉注射架,独自走了一圈.今天是我第一次空手走路.我走了两步,发现直立行走还是有点难度,于是我走到墙边,借助墙上的栏杆向前蹭.

每次遇到敞开的门,我就必须紧走几步,踉踉跄跄地扑向下一段栏杆.路过一扇门时,我看到一位年长的女病人坐在床上,披头散发,嘴里唠唠叨叨地不知在说什么.她的一只胳膊固定在胸前,另一只胳膊使劲往前抡.床脚站着个一脸疲惫的中年女人.老女人的胳膊虽然明显打不着她,但她还是机械地躲了一下.阿莉莎和中年妇女站在一起,试图向老女人解释什么.看起来这里有故事.我站着不动,想多看一会儿.中年妇女一抬头看到了我.我有点尴尬,赶紧扑向门对侧的栏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凡妮萨已经到了.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一队人从我们敞开的门前经过.那个中年妇女没精打采地推着老女人的病床.老女人看起来很得意.她坐在床上,骄傲地环顾四周,好像女王被奴隶推着在检阅她的军队.两名跟在她们身后,面无表情地护送她俩进了电梯.

事情发展成这样我很吃惊.难道那个老女人是个罪犯?正在这时阿莉莎回来了.她把我的出院文件递给我,说都是因为要紧急处理那个老女人的投诉,才耽误了我的出院手续.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那个老女人昨天摔断了胳膊,她的女儿把她送进了医院,做了手术.等她醒来的时候,她坚决要求回家.医生和她的女儿都拒绝让她出院,于是她就报了警,说她被绑架了.也拿她没办法.她患有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最后大家只好让她出院.

老年痴呆症是现代医学遇到的一个悖论.在医疗条件不好的时代,一个肺结核就能要了豆蔻年华的林黛玉的命.随着医学不断进步,病人总能缝缝补补又三年.心血管堵了放个支架,膝盖不好使换个钛合金的,结果就是很多人肉身还维持着,但头脑已经痴呆了.如果我得的是癌症,我就不会拖到老年痴呆那一天,不会让凡妮萨受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名罪.

我和阿莉莎谈话时,凡妮莎一直皱着眉头.我以为她等得不耐烦了,于是赶紧拿了文件,离开了病房.在电梯里,凡妮萨严肃地指出：阿莉莎不应该把那个老女人的事告诉我,这是病人的隐私.我在做义工之前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从来不要在病人之间传闲话.

“哪儿有那么严重?”我说,“我又不认识那个老女人,更不认识她的朋友.”

“但你是个作家,”她皱起眉头,“你什么都写.”

凡妮萨承认我是个作家！她要是个陌生人该多好.只有陌生人承认你是作家才意味着你在职业上立住了.可惜她是我的家人.家人承认你是作家,往往意味着他们要承受作家这个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什么都写”.我过去的专栏里写了太多她的故事.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如果我露出特别专注的样子,她就会警惕地问：“你的专栏又该交稿了?”

就在這时,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尔湾的一个朋友埃琳娜.她说有个纽约的朋友要来尔湾,星期三大家一起吃饭,问我能不能去.我的瞎话张口就来：星期三不行,我儿子有数学课.她闪电般地回复我：星期四呢?大家都想见见你.瞧,这就是撒谎的代价.星期四我儿子应该上什么课呢?舞蹈课?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该撒谎的原因.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坦白一切,告诉她我刚做了肾切除手术.但最终我还是抑制住了这种冲动.我回复说这周我哪天都不行.我也没有再给出原因.我宁愿显得无礼.他们也许会猜测我和纽约来客有什么过节,只好让他们去猜了.

“你能走路吗?”电梯门开了,凡妮莎见我不动,以为我走路有困难.

“我没事,只是走了一下神.”

“我给你找个轮椅吧.”她说.

“我很好.”我道.

“不行.我得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当义工的.”

医院门口停着几张轮椅,凡妮莎挑了一辆.我直接就要往上坐.她拦住了我,把一侧的扶手向上抬起：“从侧面坐.”

“哈！原来轮椅应该这么坐,我又学了一招.”

我坐进轮椅里,她推着我朝停车场走去.我得意地左顾右盼,就像那个坐在病床上被女儿推走的老女人一样.

“你在医院干的就是这个吗?”我问.

“是的,”她说,“现在你应该问我多大了,上的是哪所学校.”

恍惚间,我觉得她不是我的女儿.她就是一个18岁的女孩儿,初出茅庐,需要鼓励.我当然要鼓励她.我才不会说什么“护士是多好的职业”.我喜欢一切有野心的人,只要这个野心不是当作家,因为作家是个变态的职业.你要是一生顺遂,你的作品就注定平庸.

“你在这里做义工吗?我看你一定是想当个女医生吧?”我笑着问.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儿就好了.如果这鼓励来自于陌生人,那就更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