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诗怨:惠特曼的草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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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对美国和世界的前景曾有乐观的预想,站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他还能认出这世界吗?他所热烈歌唱的美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闪光,他预言的人类共同的乌托邦也并未到来.如果他目睹了“一战”与“二战”,他会怎么说?在《荒原》之后,在卡夫卡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惠特曼?
惠特曼作为诗人的很多品质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现代诗人大多敏感、孤独、悲伤、脆弱,而从《草叶集》中浮现的惠特曼骄傲、勇敢,充满能量和希望,不迷惘,不虚无,有明确的目标和自我身份.他的健旺的语气,与比他小十岁左右的狄金森很不同.惠特曼少有异化的感觉,他在大自然里和城市里都如在家中.华兹华斯书写了大都市伦敦的异化感,而惠特曼自豪地称纽约为“我的城”（my city）.走在城市的人群中,他没有陌生感.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同伴,他没有社交恐惧症.他拥抱现代性,拥抱现代机器.在他看来,“现代”这个词是英雄性的（the heroic modern）,是应当歌颂的,而“现代”的前沿与代表就是美国.
惠特曼笔下的劳动不异化、不辛苦,劳动者都强壮.他参与了美国南北战争（不是作为士兵,而是作为志愿的医护人员）,目睹了惨烈的伤亡,但这并未打消他的热情.战后他没有感到幻灭,也没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笃信自由、平等、与个人,相信这些将最终胜利.
钱锺书从“兴观群怨”的中国诗学中,提取了“诗可以怨”这一条古今中外名诗的特点,就是诗歌主要用以抒发郁结,这样的诗也容易写好.钱锺书援引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一种依据：文艺是作者日常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的替代.钱锺书所引的清代陈兆仑之言尤其具有启发性：“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浅深别矣.”“诗可以怨”是在中外文学中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概念,惠特曼却是一个醒目的反例.然而作为纽约人、当代人,难道他没有感受到当代人的忧郁与危机?他如何以诗歌处理个人际遇,尤其是其中的伤痛?
惠特曼的自我定位是美国的国民诗人,扩而广之,是人类的诗人,甚至诗人自身就像大自然一样是无所不包的,神一般的.“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等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与你没有差别,也就没有隔阂.“我”歌唱自己,也就是歌唱一切人.“每个男人女人都是我的邻人”,“我的同志”（my comrade）.惠特曼与他人合一,他相信,自己要说的也是人人都要说的,他就是人人.他一直关注读者,他的许多诗都是对读者的召唤,虽然《草叶集》第一版销量甚少,虽然至少在较早的时候,大众并不承认他是他们的代言人或“同志”.
从这样一个视角,惠特曼作为一个独特个人的品质和他个人的悲喜,在他的诗中就并非很重要.他确认自己的诗歌主题是“事物是多么令人惊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他写道：“我在宇宙中没有看到过残缺,/我从来未见过宇宙中有一桩可悲的前因或后果.”他歌唱人类的集体身份,歌唱一个超越了个人“小我”的自我.他爱自然的部分与华兹华斯类似,但爱人类的部分相当激进.他写自然的部分要少于写人的,人是他最重要的关注点.人人平等的观念使他尊重女性,尊重黑奴,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面.虽然他最著名的作品题为《我自己的歌》,然而这首诗并非歌唱惠特曼自己,而是歌唱每个人的“自我”,也召唤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歌唱.正如他另一首诗的题目是《普遍性之歌》（Song of the Universal）,他写的是普遍性,而较少写具体之人或物.
在《草叶集》中,名词常常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惠特曼多次使用“all”这个无所不包的、超越式的、淹没了个体的代词.他有一首题为《一个女人在等着我》（A Woman Waits for Me）的弘扬*的诗,诗题里是“一个女人”,而在诗的正文中则写道：“我要做那些妇女的壮硕的丈夫.”（I will be the robust husband of those women.）类似地,他的男*人们在诗中也没有名字或具体生平,常表现为复数.
复数,多,是惠特曼的力量之一,他的句法也促成了这样的效果.他的诗歌风格是此前的西方诗歌史上不曾有过的.大量并列的名词、同位语、分词,如同滚滚不穷的海浪（catalogues）.在排比之中,诗行的前后顺序并非固定,在长诗中多一行少一行对全局也没有大影响.他的句法不是碎片与切断,而是难以句摘,有一种贯穿的淋漓之气和强烈的.他不甚关心炼字、炼句.甚至许多诗如同同一首诗,是对同一主题多角度的反复表达.我们可以将博尔赫斯诗歌中有惠特曼风的排比列举法与《草叶集》对照,更能看出两位诗人各自的特点.博尔赫斯大量列举静态之物,句子不长,不追求力量,而惠特曼则有一种“奔流到海”般的腾涌.
惠特曼的复数与长篇列举,形成宏大而众多的效果,在这中間,单个人的面目一闪而过.他的诗歌写法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针对具体事物的精雕细琢,如福楼拜做到的那样.我们可以说惠特曼的视角是全景照相机式的,而不是显微镜式的.他很少写一朵花、一只鸟.以他的诗《一只沉默而坚韧的蜘蛛》（A Noiseless Patient Spider）为例,这首十行的小诗写一只蜘蛛,但并非像华兹华斯或狄金森那样对自然界中微物的凝视,而是以这只在虚空中释放蛛丝的蜘蛛,比喻诗人的灵魂在无限空间中寻找落脚之处.蜘蛛在虚空中结网,诗人的灵魂也如此,诗的结尾的声音是有信心和安全感的,仍归于自我.类似地,另一首写于一八八八年的诗《老水手柯萨朋》（Old Salt Kossabone）写自己的一位已经去世的祖先——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坐在扶手椅上遥望大海,最后一天看见一条挣扎的船终于找到了方向,然后就死去.这首诗的目的也并非记录一位祖先的生平故事,而是以他作为惠特曼自己面对死亡的榜样.
惠特曼的诗具有某种英雄性和公共性,诗人尤其书写失败的英雄：“失败的人们万岁！/战舰沉没在海里的人们万岁！/自己也沉没在海里的人们万岁！”在对南北战争的死伤者的描绘中,诗人不只感到他们生命的可贵,也感到北方士兵为之而死的事业的可贵.那种失败就具有了崇高感,诗人本人也被英雄们所激励.作于一八七六年的一首诗《在遥远的达科他峡谷》（From Far Dakota’s Canons）,赞美在达科他州的一次印第安人袭击中,一百多名美国士兵英勇战斗而死.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诗人的自我：“就像在艰难的日子里坐着,/孤单,闷闷不乐,在时间的浓厚黑暗里找不到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惠特曼对日常生活的阴郁描述,近似于华兹华斯对一些低落时刻的描述.但惠特曼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当代寻找英雄性.在这首诗中,他书写的英雄就鼓舞了他.在此诗的几个段落中,包含着“我”与那些死去的英雄两类人物,英雄在西部的战场,“我”在东部城市的房间里,形成鲜明的对照.勇于赴死的无畏战士,正是他觉得自己应具有的面对生活重负的态度.惠特曼笔下的华盛顿、林肯、格兰特将军也是英雄式的.在英雄主义视角下,日常生活的痛苦也变得可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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