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
该文是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教育质量方面论文例文.
摘 要 面对百万扩招的新挑战,面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本质诉求,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成为破题之策.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系统识别、控制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成为实现质量发展的解题之法.基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意外风险3个维度,分析百万扩招后人才培养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差异可能性的产生原因,提出通过完善现代职教体系、全面深化产教融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铸造“质”“量”双优的教师队伍、推动教学模式改革、构建内外融合的质量体系、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推进多元化院校治理等策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扩招;质量风险;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9-0008-07
一、问题提出
国家明确指出“就业优先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群体失业率较高、就业质量需提升等问题,实施高职百万扩招,加快培养各级各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破就业之难题,促经济之发展,服务民生之根本[1].国家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实施治理的主要抓手,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主输出”,应主动彰显类型特征,回归多元化功能
纵览20世纪末以来,国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有关表述如下：1996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优化教育结构,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位置[2].21世纪初,国家明确要加快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鼓励办出特色[3].2012年,国家根据社会发展需求,指出“高等职业教育要重点培养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4].2017年,国家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强化大国工匠后备人才培养”[5].2019年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并明确提出发展方向是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6].据此,可以理出三条变化脉络：一是从本质属性看,国家逐步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定位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二是从发展要求看,高等职业教育从“扩量”,加快规模发展,转至“重质”,保证培养质量;三是从功能定位看,由着重表述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拓展至高等职业教育要承载更多提升劳动力素质、服务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传承技术技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任.
（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改善民生事业的社会治理“主抓手”,应主动对接重点人群、紧缺领域,助力“美好生活”
“民生”为“人民的生计”[7],是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即民生,表明教育是民生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教育在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与民生联系最为紧密.如近代教育家路费逵所述,“人民生计之嬴绌,恃职业教育”[8],揭示了职业教育的民生定位,即帮助人民掌握谋生之计,关乎人民生活之质.为此,国家一直将统筹职业教育发展作为推动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职业和高等双重属性,在建设民生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之初,充分彰显“实用主义”特性,以就业为导向,助力人民开启职业生涯.在发展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需求已从“物质文化需求”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習总书记也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了详细阐述,即人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9].遵循总书记指示,对接人民需求变化,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要重点对接学前、养老、卫生等重点领域,解决最紧缺的民生需求.同时,要重点面向退役士兵、下岗职工、农民等就业困难群体,托起民生改善的基线.通过提供高质量、灵活化、分层分类教育,为每个人都搭建起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三）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就业难题的政策落地“主途径”,应主动调整培养机制,满足差异化需求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10],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支撑.有关研究显示,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速平稳,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比例稳定,就业相对充分,未出现周期性失业[11].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基数依然较大的现实.面对失业问题,国家面向退役士兵、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失业人口中占比较高的群体实施高职扩招,通过高等职业教育使其获得满足市场需求的技术技能,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面对不同的生源类型,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在准确对接就业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机制,以满足学习者差异化需求,解决好“暂时性失业”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矛盾.
如上所述,百万扩招赋予了高等职业教育新的使命,2019年扩招任务的顺利完成,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抓住了这个机遇,也初步展现了能力担当.但正如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相矛盾的问题一样[12],当前扩招所带来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担忧,同时也引起了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自我反思.如何识别、规避、解决扩招所带来的潜在的、新生的教育质量风险,保证高质量人才培养与就业,是百万扩招后一阶段的关键所在.
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内涵与属性
(一)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一般释义
风险源于意大利语“Risicare”,表达固有的冒险性[13].目前,众多领域均开展了关于风险的相关研究,但对于风险的定义却并未统一,存在多种认识.海恩斯（Haynes）将风险定义为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如果某种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则该种行为就承担了风险[14],阐述了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威力特（A. H. Willet）博士认为风险是引起损失产生的不确定性.该观点认可了风险的客观性,指出了损失的不确定,并关注引发风险的原因.威廉姆斯（C. A. Williams）将风险定义为在风险环境下,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差异[15].该观点将风险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损失的差异性,认为风险是可以衡量的.也有学者认为风险与人的主观认知有关,风险是个人对客观风险事件的主观测度.由于研究者们剖析视角不同,关于风险的定义亦不相同,但关于风险发生过程却形成了一个普遍认可的基本模式,即什么因素可能引发问题（风险因素）,引发什么问题（风险事件）,造成什么结果（风险结果）,进一步将实际结果与初始目标（风险期望）进行对比,衡量损失或收益.基于此,可以将风险描述为：由客观存在的风险因素所引发的风险事件,可能会对事物的发展产生影响,使得事物发展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16].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是风险的一种,依据风险的描述性定义,可以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定义为高等职业教育实施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差异的可能性,差异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说明风险越大,反之风险越小.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我们通常认为这种差异为负面差异,反映出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出现了问题.因此,分析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基础是掌握、测量、评估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负面差异.分析此类负面差异应基于三个视角：一是教育者视角,从结果上分析实际人才培养效果与初始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差异,从过程上分析实际教学进程与初始教学设计的差异;二是受教育者视角,从结果上分析其受教育后的实际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差异,从过程上分析受教育者的亲身体验与预想过程的差异;三是市场视角,也是最为客观的视角,分析实际用人效果与期望用人效果的差异.
(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基本属性
1.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客观性
从外部环境出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高低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人可以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在一定范圍内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却不能彻底消除这种可能性.外界风险因素的客观性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客观性.从内部环境出发,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本质上是受教育者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主体是受教育者,投资客体是教育者,期望产品是技术技能提升,整个高等职业教育过程与人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可能发生的风险.正是因为人的存在和人主观能动性的不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必然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2.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不确定性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灰色动态过程[17].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可能遇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政策调整、市场变化、产业需求变化、科技创新等客观因素,也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学习基础、学习习惯、个人意志和能力的不同,多元因素动态发展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因素对不同个体所产生影响程度的不确定性,导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同时,相较于工业产品加工等生产机理相对透明的系统,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处于灰色过程中,可能引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因素类别、因素间相互关系、因素影响程度及机理,绝大多数是无法清晰、精准地确定.
3.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社会性
关于教育投资和教育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投资属于高风险投资[18].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其高风险性不仅存在于受教育个体,更隐藏于社会发展之中.高等职业教育是民生的一部分,受教育者个体期望通过高等职业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个人生活提升、理想实现等.若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居高,导致受教育者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负面差异较大.进一步,众多个体负面差异积累、传导,必然会产生新的风险因素,引发诸如“毕业面临失业”“学历过度膨胀”“教育资源浪费”等表征范围更大的风险事件,导致社会性问题.再者,高等职业教育是国家公共事业,具有社会性属性.降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确保高等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也是国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4.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可控性
尽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仍遵循一定的规律.根据已知的人才培养规律,充分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辅助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预测、评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发生的原因、时间、范围和程度.另一方面,风险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即存在控制的可能[19].基于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识别、预测和评估,进而采取措施降低、消除风险.高等职业教育风险的可预测性和可变性决定了其可控性.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可控性是非绝对的,因为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不确定性,不会完全消除,在主动降低、消除已识别的旧风险的同时,也存在新风险发生的可能.
三、百万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分析
(一)外部风险
1.政策风险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基于社会发展和人民自我提升过程中对于高层次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从国家层面统筹推动.当前的百万扩招也属于政府治理驱动,区别于完全的市场机制驱动.对政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更易受政策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如受扩招政策持续性影响,若百万数量的扩招仅是单个年度工作,学生基数非常态的激增和陡降将会给相对稳定的人才培养带来突发性风险;受扩招配套政策滞后性影响,财政经费拨付、办学资源扩充等配套式支持政策出台和落地的及时性将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进程和质量;受行政政策的完善性影响,政策制定是分析过去、基于现在、面向未来的一种谋划,但无法准确、完善地预测未来发展和演变,政策出台本身就会引入新的风险.
2.市场风险
贴近市场、实现高质量就业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学生就业呈现出明显的“买方市场”,高等职业教育百万扩招并不意味着未来技术技能人才就业市场的同步扩大.同时,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3～4年后,产业发展情况难以准确预测.未来市场对人才需求的数量、结构、能力要求的不确定性将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风险要素.再者,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势必助推产业快速转型升级,传统岗位数量的减少、新兴岗位的产生,相关岗位技术、综合素质要求的不断提升,会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
3.认同风险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功能的教育类型,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根本地位和发展定位.但也映射出高等职业教育长期不受社会认同的现状,即接受高职教育仅是学习者在选择普通高等教育失败后的备选.高等职业教育在招生入口端仍然面临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优质生源流失的窘境;在人才出口端面临技术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偏低的困境.随着百万扩招的完成,高职人才培养数量的增加,可能引发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贬值的担忧,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认同的主观式降低,叠加职业教育发展社会氛围不强的延续化影响,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民心中地位的降低,进一步引发招生困难、就业质量偏低等风险事件.
（二）内部风险
1.生源风险
伴随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由2000年的48.7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368.9万人[20],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对象相对稳定,主要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三校生”等传统生源,也包含少量因技能竞赛而特招的非传统生源.此次百万扩招明确提出重点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直接导致高职生源结构要素的变革;再叠加此次扩招建议取消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限制,整体导致生源结构比例的调整.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将引起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化的变革,成为最大的质量风险因素.为做好扩招工作,高等职业学校单年度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后续每年是否均有扩招政策支持,未来每年是否均有充足的生源,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持续质量发展的重要风险.
2.管理风险
为适应扩招需求,高等职业院校必然短期内迅速增加教育投入,比如新建基建项目、增设专业、购置教学设备等,资源的激增会对学校的资源配置管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能否科学地計划、组织、协调和控制资源,所开设的专业、培养的人才、推出的项目能否满足市场需求,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将成为关键因素.再者,高等职业教育面向传统生源的全日制式管理模式已经相对完善和稳定.但扩招以来,因高等职业院校自身资源的有限性,或因学生个体平衡工作学习的实际需求,非传统生源多以常态化走读、定期集中或在线教学的方式开展学习.教学服务、后勤服务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也在倒逼学校变革管理模式,而新变革就意味着新风险.
3.师资风险
教师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生师比是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14∶1可以较好地保证教育效益与质量[21].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百万扩招之前,2015-2018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师比稳定于17∶1～18∶1之间,已经高于14∶1.在政策性扩招和正常扩招的双重作用下,生师比问题势必更加突出.据教育部统计,即使是保持当前18∶1的生师比不变,在2019年已经超额完成百万扩招任务的情况下,需净新增教师60余万人.除了师资数量的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对于职教师资的准入、培养与评价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教育部所要求的职业教育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22],反映出教师的业务能力之于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但现实中职业院校教师队伍还存在来源单一、实践技能偏低等问题.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面临来自师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风险.
4.经费风险
财政拨款、学费收入、银行贷款及行业企业捐赠是当前高等职业院校的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其中财政拨款占重要地位.伴随招生规模的扩张必然需要更多经费的投入和使用.首先,高等职业教育将面临筹资风险,国家财政拨款趋于平稳,短期不会大幅调整,并且高等职业院校自身协同创新、科技转化等方面“造血”能力不强,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经费缺口较大.其次,政府部门绩效奖补的拨款形式,也对扩招后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承担扩招任务的高等职业院校若未达到质量标准,将无法获得相应财政补助.再者,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面对可能出现的经费缺口,利用银行借贷筹措资金依然是当前高等职业院校缓解经费缺口的重要选择,但高等职业院校的非营利属性决定了其偿债能力的局限性.
5.教学风险
教学是学生学、教师教的统一活动[23].在学生端,百万扩招之后,部分社会生源与传统生源对比,由于其受过社会的洗礼,具有更明确的学习目的,更固化的学习习惯,更参差的学习基础,以及相对较弱的学习能力和无法保证的学习时间,如何满足差异化、个性化学生需求是重要的教学风险之一.在教师端,除了教师业务素质能力,教学过程中更需要教师的责任心,面对更多元化的社会生源需要教师更多的关注、投入.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多数学校采取周末或寒暑假线下集中授课与线上全时授课结合的教学方式.与传统生源的教学相比,线上教学占比更高,教学方式的变革成为重要的教学风险.再者,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边工作边读书的部分社会生源,是否适合采用、如何采用此种培养方式也是重要的风险因素.
6.公平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公平”,要求为人民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此次百万扩招规模的设定,以及招生对象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兑现承诺的态度和行动,也切实推动了教育的机会公平.但据调查,面对社会生源需走读的现状,众多学校为保证课时数量,多采用大班化集中课堂授课,出现了实习实训环节不足、教学满意度偏低的情况.社会生源在获得高等职业教育参与权利的同时,如何保证其与全日制在校生一样,获得公平的教学资源、教师关注、教育过程,继而获得与全日制在校生同等的培养效果、就业机会,是需要关注的高等职业教育过程公平风险和结果公平风险.
(三)意外风险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面临来自于教育系统的风险,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偶然的、因不可抗力所引发的自然灾害或突发性事件.如新型冠状肺炎等所引起的疫情,直接导致高等职业院校延迟开学、全面采用线上教学、就业压力陡增等情况;石油动荡、多国贸易摩擦直接导致部分行业不景气,全球经济下滑,影响毕业生就业.再如,实习实训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多走入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势必会提高意外伤害发生的概率.对于意外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机制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思考的风险控制内容.
四、百万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对策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是教育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共性的、必然存在的问题.同时,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不是单一风险因素的组合,也不是直接因果式的触发,而是多种风险因素融合引发的复杂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风险的控制思路不能点对点.并且,鉴于教育的特殊属性,风险控制方法不宜采取回避、转移等相对消极的处理方法,应采取损失控制等主动的处理方法,通过体系化的风险控制方法,见图1,降低质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受教育者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
（一）固本强基：秉承职教类型属性,完善现代职教体系
相较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技术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也客观上要求构建一个独立形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践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24].构建动态适应内部、外部需求变化,结构合理、系统协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基础.通过类型化培养,凸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优势,展现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提升吸引力;通过构建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培养体系,完善体系内部招生、教学、考评的衔接制度,实现层次完善、内部畅通的体系化培养,保证培养质量;通过设计职普转换机制,建立学历教育、技能等级、专业职称三者间等值交换的国家资历框架[25],实现外部融通、服务生涯的持续培养,保证发展质量,基于培养质量、发展效益、宣传引导,全面营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社会氛围,从而在宏观上、整体上形成风险防范.
(二)提质增效：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充分融入市场机制
市場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试金石.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应面向市场办开放式教育,并将产教融合作为基本模式一以贯之.面对不断演变的市场风险,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进一步落实需求导向,根据市场发展与人才供需变化,结合自身实际,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基于市场、学校、政府三方利益结合点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解决人才培养适切性、有效性问题,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应进一步融入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政府由管理者向合作者、监督者转变,将外部资源配置权利让渡给市场与学校,决定专业生存、生源流向等资源;推动学校权利部门由指挥者向服务者、推动者转变,将内部资源配置权利让渡给市场和二级学院,决定发展投入、经费保障等资源,实现数量与质量、投入与效益的协调统一.以产教融合机制的完善和市场竞争机制的融入,督促高等职业教育将质量作为竞争优势和发展方向,不断推动自身的提质增效.
（三）铸牢主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职教育人本职
高等职业教育要遵循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所强调的“九个坚持”,把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高等职业教育要时刻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使命,以培养大批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育人目标,将国家意志和发展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高等职业教育要始终坚持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在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的同时,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育人全过程,增强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职教人才.并且,要避免人才培养向技能教育、就业教育单极发展,要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综合素质培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创新驱动：铸造“质”“量”双优的教师队伍,推动教学模式改革
师资队伍是高等职业教育提升质量的主要依托,教学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基本抓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可能性.面对当前教师数量缺口,通过校内教师资源整合、企业教师聘任、优秀退休教师返聘等途径只能阶段性解决问题.更需要加强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双师型”职教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推动职教之师专项培养与专业认证相结合,同时配套出台考核评价、待遇保障、培养培训、职业发展等支持性政策、措施、项目,健全职教之师教育教学与专业实践发展体系.面对扩招后的多元化生源,应始终坚持师德为先,将师德师风、工匠精神作为考核主要依据,引导并要求教师公平育人、全心育人.教学方面,首先,应明确标准不降、质量为先,坚持宽进严出;其次,结合风险分析,要求高等职业院校针对不同生源,基于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目标等学习者特征进行精准化群体类型划分,针对性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创新教学组织形式,推进不同类型生源单独编班或虚拟成班,采取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分类分层教学.推动职业院校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探索学习成果认定、积累与转换,实施弹性学制改革,整体推动共性培养向个性培养转变.
（五）系统保证：强化院校质量自觉,构建内外融合的质量体系
自觉是主体的自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自觉是高等职业学校对教育质量价值的主体认可与追求,对教育质量的主体觉醒与反思,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前提.一方面,高等职业院校要强化自身的质量自觉,激发学生关于学习质量的意识与批判,形成质量建设向心力与行动力,并将“两力”制度化,出台质量保证管理办法,健全质量保证组织机构,完善内部质量保证运行机制.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设计覆盖学校、专业、课程的三维内部质量保证标准,实现质量保证科学化;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开发质量保证信息平台,实现质量保证智能化.另一方面,需构建完善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一是高等职业院校在构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时,积极引入政府、行业、企业参与学校,吸纳不同利益主体对于质量理解与评价,对外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二是积极引入专业化的第三方认证评估,如专业认证评估等,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接受更为客观的监督.
（六）赋能提升：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推进多元化院校治理
我国高等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国家工具主义特征[26],政府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的作用.此次百万扩招,政府在推动落实招生任务的同时,更需完善包括优惠入学政策、灵活培养政策、就业保障政策、激励办学政策等在内的政策保障体系,健全包括财政拨款、资助政策、税费优惠、购买教育与培训等在内的经费支持体系,完善绩效奖补、因素分配等激励措施,统筹考虑各项措施的时效性与连续性,做好未来规划与服务,推动百万扩招任务高质量完成.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市场等多元主体之间逐步构建起新型的治理关系.上述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及治理行动直接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提升发展质量的实践[27].客观上要求在坚持依法治校、依章治校的基础上,应建立多元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商机制,明确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价值平衡点,完善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利益的同频共振.进一步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督机制和应急机制,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保证质量发展的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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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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