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参考 环境保护政治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参考：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研究
2. 第二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样文：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政府环境责任研究
3. 第三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模板：国家公园的旅游规制研究
4. 第四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例：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
5. 第五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格式：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的演进及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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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参考：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研究

在诸多不可持续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前,人类文明何以可持续发展,这是作者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关注、思考和探讨的基本问题.同时,资源短缺、能源有限和人口众多等问题是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课题.因此,本选题的研究旨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理上,通过“根源式”的研究,拓展环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为环境政治学兴盛于中国、服务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提出并论证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环境政治传统,揭示环境与政治互动的内在关系,指出传统环境政治对谋求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价值.

本文以环境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原则为基础,以夏商至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环境政治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重点提出并论证了传统环境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环境政治的主要思想基础、传统环境政治运行的原则和机制、传统社会的环境保护法规、传统环境政治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等内容.

形成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如下：

第一,对“环境政治（学）”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新的概括,对“传统环境政治”进行了初步界定.（1）环境政治是在特定环境和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环境政治权利,实现其生态环境利益的一种生态、社会关系.环境政治的发展将以绿色科技为先导,以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为中心,以环境政治权利的获得和生态利益的实现及满足为目的,以变革政治体制、政治思维和政治价值观为途径,实现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协同共荣.（2）“环境政治学”则是以环境政治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与趋势的学问.其学科性质属于政治学.（3）本文所谓“传统环境政治”是指我国1912年前在政治领域中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以研究环境与政治关系的相关性为重点,以分析环境变迁和环境问题引发的政治响应为基本点,揭示环境政治权力分配的本质,以及环境政治行为、环境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变化规律.

第二,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为宗,以环境政治学的交叉研究法为主,对我国传统环境政治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探究,初步构建了一个包括传统环境政治思想、原则、环境政治体系、环境政治行为以及环境政治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归纳了传统环境政治的特点,掲示了其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客观地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和当代价值,指出了其存在的历史局限.

第三,重点分析和归纳了儒、道、佛、法等四大思想流派关于环境政治的基本思想,分析了它们彼此互动、交流、交锋和交融的规律,以及以不同性质、内容和方式共同作用于传统环境政治的特点,指出了传统环境政治指导思想的多元性和融通性.各家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是自主融通,创新发展.

第四,结合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对传统环境政治运行的原则和机制进行剖析,这是本文的重要创新之一.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与西方大相径庭.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建立开始直至1912年新的*政体诞生,传统社会长期处于不同质的王朝统治时期,王朝政治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罕见的.基于王朝政治统治的事实,我们认为,传统环境政治的首要原则是“王权至上”,同时,基于实际生态场域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究天人之际的认知,提出并施行了体国经野、山川形便、务时寄政、以时禁发、公平公正、均平节用等独特的治国原则,创造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文明,推动了环境政治体系的建构和环境政治行为的实施.

第五,自然灾患的多发、群发,特别是大江大河带来的大灾,激发了先人响应环境问题的政治智慧.虞衡机制的设立和长期坚持,政府对兴修水利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开展,因地制宜,植树造林,爱护生物,节约资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施行,不仅缓解了人与自然矛盾,也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滋养了生态美德.对人地矛盾和人水矛盾等“千年之疡”的制度回应,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重大环境问题演变的规律及其制度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代合理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和制度等都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资源.这种资源如果得到恰当的开发,就能适当兼顾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群体的基本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宣泄对立情绪,起到转化消极因素,增进社会文明,实现价值进化,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面临的环境挑战也史无前例.为了使融入了世界的中国和包容了中国的世界都能和谐、可持续地发展,我们在把握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时,需要一种自主融通、创新发展的智慧,需要一种谋求多元价值兼容、进化、平衡的心态.平衡既是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的顶级状态和自然界变化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价值进化的基本规律之一.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实现平衡,是为了推动它们的融合与转化.这种平衡,本质上是要确定一个更恰当的标准.这也是本文立足于研究中国传统,拓展环境政治学术研究领域的真正价值追求.

第二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样文：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政府环境责任研究

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政府环境责任问题是当代中国因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政府环境责任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亦彰显于强化政府环境责任对于构建和谐的府民关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政府环境责任主要由环境政治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等四大要素构成,形成政府环境责任系统.政府环境政治责任包括积极的政府环境政治责任和消极的政府环境政治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权力制约机制、透明政府机制、政府官员个体道德的培养机制.政府环境行政责任包括政府环境主观行政责任和政府环境客观行政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行政责任主体的环境责任意识、外部控制机制的构建、内部控制机制的生成.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包括政府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政府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和政府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政府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的设立与健全机制、宣传与实施机制、监督与反馈机制.政府环境道德责任包括义务型政府环境道德责任和理想型政府环境道德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以行政良心为核心内容的自律机制和以行政名誉及立法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他律机制.

当代政府环境责任的发生既包含着鲜明的国内背景,又存在着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还与国际政治的绿化趋势密不可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的确立、环境保护制度的逐步完善、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加强等构成了当代政府环境责任发生的国内背景.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环境战略转型实践为中国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提供了国际经验.在国际政治的绿化趋势影响下,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参与以政府为主,以环境NGO为辅,合作领域广泛,合作方式多样.基于上述情境确立的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环境友好的公民社会、规范要求是形成健全的政府环境管理制度、外在表现是形成规范的环境管理行为.

强化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走出环境治理时政府失灵的困境.将环境问题还原和简化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即可发现,环境问题是人类经济活动无限扩张的副产品,人类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在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过程中因环境责任的缺失同样会存在失灵现象.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环境责任意识层面和环境责任执行层面.其严重后果有公众环境利益受损、政府合法性衰降、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等诸多方面.导致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原因主要有,政府对环境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政府的有限理性、公共利益理念的缺失等等.针对上述表现、后果及原因,亟需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责任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

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困局,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应着重从奠定政府环境责任的能力、搭建政府环境责任的制度框架、构建政府环境责任的问责机制以及形成政府环境治理的善治局面等四个方面着手.为了奠定政府环境责任的能力基础,关键在于提高政府在环境行政中的科学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利益协调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鉴于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种种“失灵”,需要通过搭建政府环境责任的制度框架来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嵌入.在政治领域的嵌入要求政府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在经济领域的嵌入要求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发展,在文化领域的嵌入要求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在社会领域的嵌入要求发扬环境*和培育环境自治.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包括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问责机制.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还要求政府推进环境善治局面的形成.为此,需要推进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和全球环境合作治理.地方政府间的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有助于开启一种扩大开放、横向合作、共谋发展的“双赢”之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合作治理则需要各级政府像招商引资那样,认真借鉴和吸收各国环境治理中的成功经验,在强烈的环境责任驱使下,将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评价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容忍区理论、环境经济学.政府环境责任评价价值取向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代际公正.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在建立原则上包括全面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信息真实与完整原则、透明性和公众参与原则、独立评价原则、可测性原则,在内容上可分解为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制度维度、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行为维度、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人员维度,在指标体系构成上包括3个层面、3大方面、25个具体指标.

第三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模板：国家公园的旅游规制研究

自然遗产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珍贵的自然财富,维系自然遗产的可持续性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责任.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实践的自然遗产管理的国家公园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值得中国借鉴.自然遗产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旅游规制问题研究的紧迫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发展期.因此,进一步揭示国家公园模式与实现公民游憩权的相关关系,总结国家公园旅游规制发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探讨中国自然遗产地实现统一的国家公园模式的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家公园是为人类福祉与享受而划定的具有国家意义的公众自然遗产公园,它的建构、运营与维系均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围绕“公民游憩权”,政治学和福利经济学领域先后出现了“福利主义游憩观”和“新自由主义游憩观”.福利主义游憩观是以公共游憩供给为根本价值追求与逻辑出发点,主张为保证公民基本游憩权,应不断增加和保障对公众的公共休闲游憩供给；新自由主义游憩观则更加推崇响应多样化游憩需求的市场化游憩供给.实质上,无论是福利主义游憩观,还是新自由主义游憩观,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公共游憩供给与社会政策的关联关系.作为一种公共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载体,国家公园是公民游憩权空间供给的重要保障和平台.

在倡导推进生态文明的新历史时期,国家公园建构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人类关系*已经从强调“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上升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大自然权利”理论,国家公园正是通过人为建构自然保护空间来保障大自然权利实现.彰显公共性为目标的公共哲学,是生态环境维护和公共游憩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依据,明确地将国家公园纳入了公共政策的领域.生态政治理论强调政治与生态保护的相关性,在理论上确定了生态保护的政治价值和生态文明的合理性,为国家公园的创设提供了理论土壤.资源经济学的自然资本论和环境生态学的生态服务理论,它们迎合了政治*取向,构成了国家公园营运的理论基础.有关市场失灵、政府规制及制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则是国家公园旅游规制的基本依据,并且支撑着旅游规制成为维系自然遗产地可持续性的重要理论工具.

自19世纪70年代国家公园理念产生以来,其在尊重“大自然权利”、彰显“公民游憩权”、激发国民凝聚力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国家公园运动,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国家公园.解读国家公园理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发现,人类对于自然空间的生态保护与自然游憩需求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国家公园理念能得以维系的助力则在于各国政府对国家公园及相关保护地的政策支持.全球范围内,自然保护地呈现总量增长的趋势和多样化的类型分布格局.国家公园的空间扩散与发展呈现出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由于国情和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公园发端的驱动力类型有着明显的差异,出现了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民族认同感驱动型、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自然游憩驱动型、以澳大利亚与日本为代表的景观环境保护驱动型、以东非和南非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驱动型的分异.

国家公园的发育、发展和空间分布受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关注度、旅游发展水平和公益化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旅游发展价值取向的分析表明,全球旅游行政管理有着双轨化的特征,一方面,为保障旅游市场化的有序进行,保持对旅游全行业的推动和监督作用(主要面向普通景区)；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关注焦点向遗产类景区转移,角色定位亦向保护者和规制者转变,公益化价值取向日益彰显.基于公益化的价值取向,国家公园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有效作为空间,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国家公园的旅游规制属于自然遗产旅游规制的范畴.国家公园的公共品特性决定了旅游规制可以减少外部不经济性、减轻替代效应与交叉补贴、消除信息不对称等负面影响.本质上,国家公园的旅游规制是以维护公民权为要务的保护性规制,是强调政府积极作用的直接旅游规制,是以社会性规制为主的综合性规制,是规制加强而非规制放松.一些西方国家和IUCN等国际组织在关注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了从管理与治理两个层面解读国家公园旅游规制的常见思路,目标管理和有效治理是判断国家公园绩效的两大指标,由此形成了",IUCN判断矩阵”.

国家公园的管理与治理与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及其细化分支之间存在交错对应的复杂关系.为此,建构国家公园旅游规制的基本框架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公园的旅游规制在国家宏观公共政策支持下,可分为管理与治理两个层面,以及机构设置、规制启动和反馈监管三个环节,主要包括面向“有效治理”的产权规制与资格规制,以及面向“目标管理”的价格规制、数量与质量规制、环境规制、教育规制、安全规制、信息公开等基本内容.

随着各国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立法网络一致强化、财政支持格局多样化,为国家公园旅游规制的良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也存在不利因素,如多尺度旅游规制的协调性偏差、国家公园管理的“去中心化”导致管理低效,以及财政支持困难重重等.不同的国家公园治理类型对应着不同的旅游规制模式,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集权型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分散治理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治理型模式,是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旅游规制的三种主要模式.

中国自然遗产资源类型多样,自然遗产地的国家级标签地行动与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保护规划,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中国自然遗产地管理的公益性价值取向比较欠缺,部门分割的治理格局容易造成“规制失灵”,相应的法律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各类自然遗产地对推动自然资源保护的成效有限.刚刚起步的黑龙江汤旺河、云南省等国家公园试点,也存在着市场失灵与部门主义倾向.中国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规制基本处于弱规制的状态,突出表现在宏观政策保障不稳定、管理目标与有效治理的认知不统一、规制程序的不完整等层面.模糊的产权规制与部门分割的资格规制是引起中国自然遗产地低效治理的原因之一；而价格规制、质量与数量规制、教育规制、环境规制等基本层面,存在着*与地方、部门与地方、地方与企业的多元格局的权益博弈,对门票经济的追逐,导致自然遗产的公益性价值流失.

因此,为维系自然遗产的可持续性与保障公民游憩权益,缓解自然游憩空间减少和公民游憩需求激增之间的矛盾,建构统一的中国自然遗产地国家公园模式是必要的.基于中国自然遗产资源的多样性、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自然游憩需求、旅游民生化价值取向、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安排等基本层面考察,中国实施自然遗产地治理的国家公园模式是可行的.采取“从零开始、逐一纳入”为主的国家公园培育路径和“*政府直管”的治理模式,是中国实施国家公园模式的体制创新；而构建以保障自然景观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系统完整性、服务公共游憩为目标的国家公园旅游规制体系,是实现国家公园目标和推进有效治理的机制创新,由此而推进中国特色的自然遗产地旅游规制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第四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例：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

“政治体系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阿尔蒙德语）.那么,政治生态能否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基本原理与学科地位如何?政治生态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如何根据政治生态理论,客观总结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怎样构建中国政治生态的建设路径,以及如何对政治生态建设成效（政治作为）开展科学评价?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初步揭示出政治生态理论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意蕴.

本文认为,21世纪是生态世纪.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质是在建立一种生态型政治改革取向,预示着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元年的来临.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战略构想源自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其中更加离不开优良政治生态的支撑和保障.政治生态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立体坐标轴,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尤其是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更是增强了对政治生态化建设的诉求.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借用生态理论和智慧来研究和观察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重构政治理念制度、政治*等政治范式,既是建设责任政治、生态政治,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也是对传统政治的反思和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探索.

本文认为,政治生态理论开创了用系统的、整体的、有机的生态学观点研究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将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等生态法则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对政治生态理论的正确掌握与运用,离不开对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内涵、学科地位和方法论意义的深入分析与考察,离不开对政治生态的系统结构、功能特性及生态要素等基本原理的具体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优良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框架,试图打开政治生态的内部“黑箱”,探究蕴含其中的“秘籍”,并以此为指导,观照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现实坐标和分析样版.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阔步迈进.但是,我国政治发展离政治生态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要实现政治生态化发展,必须肃清和应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痼疾、官僚集权体制的羁绊、社会转型的陷阱、预期评价的缺失,以及既得利益者阻碍等顽疾.

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提出设想,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本文从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在对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历史分析和对人类社会核心价值观扬弃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为政治”、“合作政治”、“整体政治”、“*政治”、“生活政治”、“开明政治”等概念,从提高政治体系的适应性、维持性和创制力等方面初步搭建起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架构与设想.

对政治作为和政治生产力进行比较评价,是政治分析家往往试图回避而实际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阿尔蒙德语）.本文遵循体系——过程——政策——评价这一结构功能分析原理,认为评价概念本身就蕴含着生态的价值,开展政治生态评价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社会、公民之间不断进行反思总结、沟通协商、互动参与、纠错提高的*协商、共同治理的过程.对政治生态状况进行评价是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描述政治作为,明确政治生态建设可测度性,减少政治风险,以及建设责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对政治生态评价的概念与缘起、功能与意义、基本假说与原则等分析,尝试提出政治生态评价的基本模型、方法与主要指标体系等.

本文主要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分析和评价方法,把政治体系看作动态过程,并将之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结合起来研究,以此来分析和把握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各要素.本文将对政治体系的结构、过程、功能及预期评价分析作为贯穿全文的内在微观逻辑次序.同时,围绕对概念范畴的提炼和规则的构建,作为组织篇章结构的外在宏观分析逻辑,即：从对政治生态理论探源起步,到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分析,再到对策与路径的构想,最后以对实践成效（政治作为）的评价研究收尾,依次遵循着从理论追朔——实践探究——验证评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分析回路.

第五篇环境保护政治论文范文格式：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的演进及趋势研究

中国环境政策法律的历史演进,追随着国际环保浪潮,与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如影随形,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历程中,国家在环保领域成长的一个缩影与见证.中国环境立法成就斐然,但实施绩效却捉襟见肘,中国正面临环境问题逼近安全底线的危机.在环境安全日益广受关注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存在被“安全化他者”的高风险性.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表明,尽管中国环保事业立法先行、理念先进,力图避免走上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但总体上仍然重复了类似的道路.如何辩证看待并客观评价中国环境法治与环保事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探求其提升之道,是从源头上化解“中国环境威胁论”,促进中国环保的历史性转型、保障国家环境安全、探求中国特色的环保新路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尽管环境安全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但同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对环境法的影响程度相比,环境安全对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及趋势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地探讨和重视.环境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科学、政治和战略上的多重性质,环境安全是分析环境法治演进及趋势的有价值的概念工具.论文以国际环境规范的生命周期为框架,以环境安全与环境法的演变及趋势为主线,通过国际比较,探究当代中国环境法治建构的历程、特点及不足,从而探索其绩效提升之路径.导论部分概述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框架、结构安排和选题的使用材料来源,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及其不足.第一章探讨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的历史演变及其理论基础.第二章运用建构主义的规范生命周期与规范扩散理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理论、环境法学、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从国内与国际互动沟通两个层面,综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个方面,将中国环境立法与环境安全的演变历程,融入国际环境法律规范的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四个阶段进行考察和论述.第三章在论述美、日、欧盟、印度、巴西、非洲等国的环境法治与环境安全基础上,将美、日、欧盟的环境法治同中国进行比较,并从上述各国的生态足迹、环境责任和环境资源绩效三方面,展开国际比较,阐述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的趋势.第四章从分析环境安全与演进中的国际环境法治着手,探讨环境安全与当今中国环境法治的成就和不足、趋势及转型,并通过对中国参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博弈分析,阐述中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策略及其展望.结语部分对中国和平发展、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进行探讨,阐明实现中国环境安全战略目标的对策措施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研究认为,环境法是客观环境危机与人类主观制度文明应对的产物.环境安全是环境法律规范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根本动力,高绩效的环境法治与环境安全保障同环境质量改善是高度相关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际环境法正以一种结构性和嵌入性的方式实现环境保护.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环境法的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为中国环境法的开创、成长、发展及完善提供了国际推动力.世界环保潮流的影响势不可挡,但它必须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顺应国际环保浪潮、积极主动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环境法,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化进程中,积极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和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并应用于国内环保实践,政府自上而下建构的产物.与中国环境法是外发自觉建构、以外促内地生成路径不同,发达国家环境法是内生自发建构的产物,并向外传播、示范和扩散.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环境法制构建中,国家力量强而社会力量弱的现实.因而,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倡导企业的环境责任,探索保障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环保的法律渠道,促进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之间的磨合与建构,实现外来规范与本土规范的兼容与同构,寻求环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走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环境治理困境,正是提升中国环境法治绩效的根本之道.中国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及趋势,伴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是国家改变自己、参与并影响世界的历程.随着中国崛起、加速融入世界,中国已从国际环境法治的初学者演变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全球环境安全的危机状态与中国自身脆弱的资源环境国情,是促进中国环境法治绩效提升并走向历史性转型的外在压力与内生动力.国际环境安全的整体性将推动环境法治的全球性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面临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等多重、独特的压力,但中国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水平上,基本保障了国家环境安全,环境法制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支撑.作为后发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面临环境危机的当代,中国理应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的环境安全压力远超出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当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安全问题,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的成功举办,传递着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权将与其国内环境法治的历史性转型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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