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从故事新编看鲁迅的思想启蒙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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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故事新编论文范文

摘要：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以他那近乎冷酷的犀利笔法对旧思想体系进行审视和剖析为新思想的确立打开了一扇窗.而《故事新编》作为鲁迅生命最后的记录,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迅文章中从所未有的“荒诞”和“诙谐”,在这部看似“荒诞”的作品背后隐藏着一种思考.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反应的时代精神以及对当代文学思想启蒙的意义等进行分析,重拾“故事”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破旧出新;思想启蒙;神话;生命意识

《故事新编》是鲁迅长期以来都想完成的一类小说,这短短的八篇小说却历经了十三年之久,其中有五篇写于其身心交瘁之际,可以说是鲁迅生命最后时期的创新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古今人物对话的形式和诙谐的“游戏口吻”重塑了人们熟知的英雄形象,并在这些看似荒诞的新编神话故事中融入自己的生命感受,鲁迅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遵命文學”的约束,旨在对社会病态的揭露以唤醒疗救的注意,透过鲁迅的所有文章不难发现,很大一部分文章有着浪漫主义的种子,而《故事新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鲁迅内心尘封已久的浪漫主义思想的直观表达,在浪漫主义思想引导下的极具虚幻性的创作模式中蕴含了鲁迅对现实的投影.

一古今杂糅式的传统颠覆

通常来讲,对故事改编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将已有作品中的元素重新进行配搭,而不改变其组织结构和风格特点;另一种则是实质性的再创作,即体现在对作品的思想和特点等多方面的二次创作.《故事新编》的改编模式则是不同于以上两种,但又介于二者之间一种移植联想创作,正如矛盾对《故事新编》的评价那样,“非但没有将古人写的更死,而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鲁迅也曾在序里描述这部小说集的创作模式,认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而就”.即小说中的叙事有一部分在旧书上可以考证,但再创作的元素占据的比重更大.

这种“随意点染”的创作模式主要表现在古人和现代人的对话交叠上,即呈现英雄圣贤在世俗环境中的遭遇.这种对话模式在《奔月》、《补天》、《起死》等多篇文章中都有所体现,最为典型的当属《起死》篇,《起死》篇是从《庄子·至乐》篇中演义出来,其中庄子和鬼魂的对话尤其能够凸显跨时间对话的特性,在鲁迅的笔下无论庄子如何辩解,鬼魂都执意认为庄子是他变成的窘态的根本原因,而后庄子又辩解到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但当鬼魂提出将庄子的衣服剥下来给自己穿的时候,庄子便陷入到狼狈的境地.这里就体现了哲学的相对主义和普通人所持有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在形式上对传统的颠覆,不仅是对人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更是用隐晦的虚构传达鲁迅对圣贤人物灵魂弱点的反思.鲁迅并不满足于对陈旧思想的批驳,而是用怀疑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进一步思考发出对民族文化积弊成因的反省.不仅如此,在鲁迅想象营造的历史环境下,通过《采薇》中伯夷、叔齐精神无价值性的披露重新定义了思想启蒙的实质,并对人应当如何选择和坚持理想这一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虽然文章以一种调侃的方式进行叙事,但其主观思想仍然是客观的,无论是伯夷还是叔齐他们都拥有理想的绝对自由,任何人都无法用个人存在哲学思维对社会思想进行统一.

这种古今杂糅的方式不仅体现在古今思想交融上,更体现在小说的艺术特色上,鲁迅打破了原有的历史模式,让人物处在一种混乱分离的非理性的虚实相间状态中,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油滑”,《准风月谈》中曾指出：“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稽文,倒要看所谓的正经文,因为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鲁迅自诩《故事新编》不免有油滑之处,而正是这种破陈的“油滑”打造了古今杂糅、雅俗共赏的艺术世界,这种“油滑”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体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转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当这两种创作思想同时传入中国的时候,创作者们无法依照认识模式予以接受和应用,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创作者都面临这各种思潮冲击的挑战,这种多元化的创作模式必定会导致中国新起文学流派很难找到自己的文学定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多数作家的创作模式并不纯粹,这也是《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除此以外作者个人的心理变化也是文学创作模式的最大主观影响因素之一,在创作《故事新编》的前期,由于社会形势的急速转变和挫折导致的苦闷无处排解等多种原因,鲁迅在1936年秋的时候独自居住在厦门,这种空洞感的袭击,是他所不愿面对的,于是尘封已久的浪漫主义思想开始萌芽,鲁迅便将目光由现实转向了历史,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充沛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思想上不受形式的约束的自由奔放,正是鲁迅思想启蒙的一个新标志.

二英雄形象重塑对先驱命运的反思

《故事新编》中涉及到的英雄和圣人形象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先贤圣人高高在上的固有印象,《故事新编》中的英雄和圣人在鲁迅的奇思异想下与普通人一样,也会面临生存的挑战,这也是鲁迅意识形态中想要去还原真实生活中圣人的形象,在鲁迅的思想创造中无论是射日的后裔、造人的女娲、治水的大禹、还是古代的先贤,比如老子、庄子等人,虽然还保存有神话中的某些特质,但是他们基本失去了神性的光环,转而具有普通人的特征,也面临着和普通人相同的遭遇.

以《补天》中的女娲心理变化为例,在造人之初,女娲在无意中拿泥捏出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这些小东西不仅和自己长得神似还会说话,这使她感到新奇并精力充沛,愉悦感和成就感驱使其前期不断的造人,重复单一的创造方式最终还是让她感到倦怠.鲁迅先生以一种荒诞的笔触打造了一个新的女娲形象,使其也具有了一系列人的特征.在《补天》篇中突出了神话人物为人民带来的福祉这一神话特性,在保留了远古先民通过神话展现原始氏族朴素的自然观的同时,也展现了人类性格上的特点,这种性格特征是混杂不一的,但是鲁迅想要着重凸显和批判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私、狭隘、粗鄙等性格特点,在鲁迅的笔下,女娲在为民造福的征程中死去,但当她死后,她所创造的人,立马打着女娲嫡系的身份占据了她的身体,并在其肚子上安营扎寨,这位人类的创始者在创造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死后却被自己所创造的人利用,对这类小丈夫形象的讽刺是鲁迅试图唤醒国人的方式,并通过先驱者悲剧的命运结局透露其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和对民族唤醒疗救的渴望.

鲁迅在对人性的深层解剖的同时还充斥着对于先驱者命运的思考,无论是《理水》中夏禹治水成为人们的谈资,还是《奔月》中后裔遭到人们遗忘都在重塑英雄形象的过程中融入了对先驱者命运的反思.最能体现的是《奔月》中后裔的故事,在这里很多现实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后裔长期以来作为人类信奉的英雄,然而在历史长河的不断演变中,他的英雄事迹逐渐被人们忘却,于是鲁迅便把重心放在了英雄完成使命之后的思考中,在这种情景下的后裔被重塑为普通人,也将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和人情世故,在一个架空的历史时空中,后裔其本身也被平庸化,造成这种平庸化的不仅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更是一种内在生命弱化的体现,这一系列变化说明了英雄也会遭受精神和物质的束缚,并想要揭示现实中英雄形象被消解,改革精神被异化的现象.

在对英雄消亡史的反思中鲁迅更多的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他有意或无意的将自己的部分感受加入到小说的细节中,在《铸剑》篇中有一个“黑须黑眼睛”的黑色人,鲁迅将其称作宴之敖,这正是鲁迅曾用的笔名.眉间尺对楚王的仇恨有着人物性格的悲剧也有着命运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的复仇结局看似荒诞,实则具有先锋意义.宴之敖帮助眉间尺报仇的过程所体现出的殉道精神,是对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的深刻剖析,宴之敖说：“仗义、同情,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这种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是源于对“复仇”的认同建立起的桥梁,也就是说是由于虚无的认识导致的自我的复仇,正是在这种虚无主义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中彰显了时代和人类的悲哀.

三神话隐喻背后的启蒙思想

(一)神话和启蒙的关系

在原始时代,人们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来认识、了解世界,尤其是遇到人类无法涉及的领域,人们试图通过拟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具体事物加以形象化,这也就加强了我们所看到的神话故事的神秘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事物的客观认识都具有局限性,在与客观自然交往的过程中人逐渐意识到对于事物的认知能力的限度,尽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处在被自然界绝对的支配地位而无法超越,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具有对于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精神,这种好奇和探索引领人们从畏惧、迷茫的困境中走出来,实现人对客观自然的逐步认识,这个过程也就是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拥有“独立自主”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神话是人类走向启蒙的基石.霍克海默曾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总是在神话中确认自身”“神化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即他认为启蒙和神话绝对不是对立的,启蒙也无法完全脱离神话而单独存在,即启蒙和神话是交织不可分的.在一段时间内,人类意识到自己被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的同时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产生了个体的“自我”认识,并逐渐形成“个体意识”.

人类从神话中确立了“自我”,并走向了思想的革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思想启蒙,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神话”逐渐被“理性”占据,随后在逐渐开展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通过“理性”摆脱了盲从和无意识崇拜,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的诸多实践因素,进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二)“神话思维”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曾说“神话就是文艺的萌芽”“小说起源于神话”“小说或诗歌,其要素离不开神话”等等,无论是在精神思想上,还是在文学审美上,鲁迅的文学创作都注重用神话思维来表达对国民麻木思想的疗救,以寻求达到启蒙的目的,他曾在《南腔北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就是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对焦封建压迫下国民的思想劣根,鲁迅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拥有了对神话的独特认识,他指出：“富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舞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鲁迅意识到了其中的启示功能对现代中国的转型有着一定的帮助,可以在现代社会的思想启蒙上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于是鲁迅通过超越现实和历史时空的方式,在对神话题材的二次创作中融入对国民性症结成因的思考,并以改造国民的精神弱点为目的,自觉地反映时代风云,为现代社会思想启蒙运动兴起开辟新的道路.

鲁迅以“神话思维”的方式另辟蹊径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长期以来受到“遵命文学”约束下的鲁迅,常常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原则来对社会存在现象进行批驳,1924到1925年间,在人们对“文学功利性”的追捧以及小说发展脱离现实的趋势下,新文化运动阵营面临着解散的困境,鲁迅所信奉的以小说引起疗救注意的启蒙思想陷入了逆境,在此期间鲁迅的虚无主义被放大化,继而转向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对文学进行反思和启蒙.在浪漫主义启发下的神话思维可以将客观现实和作者的主体思想构造进行重组、改装,进而运用神化思维将“构想”对象现实化,即通过古今交融式的想象将作者内心关于构建现代民族目标形象化,以跨越时空界限,在创作对象中融入“新生命”来达到鲁迅心中完美的艺术构想,进而利用神话隐喻完成他独特的思想启蒙.

四《故事新编》——生命意识的凸显

钱理群在《心理的探寻》中提及鲁迅的文学创作时曾说：“生与死,是鲁迅作品的母题之一”,鲁迅集中思考“生与死”这个主题主要集中在1924至1926年“五四”退潮期,和在鲁迅战斗生涯的最后时刻这两个时期,《故事新编》的成书时间集中在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鲁迅不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还处于身心交瘁的困顿之境,在这种巨大的虚无感的包围下,鲁迅陷入了生存抉择的无奈中,并对生和死的抉择进行了反思,随后将这种反思融入到小说创作的主体形象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生命的抉择,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不外乎儒家和道家这两个主流学派,儒家思想重视人的生命,并提出了“五福”和“六极”这两种观点,而道家则持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观点,即只有當个体将对生命的重视置之度外,才能更好地保全自身,这也就外化形成了进取和“无为”这两种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生命抉择,这两种生命选择在《故事新编》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有代表进取者的大禹、女娲、眉间尺、宴之敖等人,也有代表“无为”的有伯夷、叔齐、老子、庄子.鲁迅将自己生命体验中的困顿之境以另一种方式安插到圣人先贤的身上,使他们都面临着生存的困扰,并试图探究在面临种种困境下的他们又将如何进行生存抉择.但无一例外的是,进取派在特定的考验中都以失败告终,创世的女娲累死在补天中,死后却成为了人类追名逐利的工具;为百姓创造英雄业绩的夏禹,其治水的故事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一己之力挽救宋国人民生命的墨子,却遭到了宋国人民冷漠的抗拒.但是鲁迅也并未对持有“无为”思想的老庄一派抱有期望,在鲁迅看来“无为”思想无法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改变,在《出关》中一向洒脱的老子也因为没有水、面等食物而回到现实中来;伯夷、叔齐也在饥饿的事实下违背了“不食周粟”的初衷;庄子所谓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面对鬼魂质朴的生存要求面前也显得荒谬.毫无疑问,在面对生存挑战下奉行的无为的老庄一派也败下阵来.但是鲁迅仍然对现实和生存抱有期望,于是他塑造了处于边缘的后裔形象,后裔在完成了丰功伟业之后,虽然也面临着维持生存的困境,甚至遭到了世人的遗忘、徒弟的背叛和夫人的逃离,多种悲剧的上演,使其异化.虽然后羿想要重新找回在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但是他也避免不了自身精神平庸化的侵蚀,这也透射了其命运的必然性.

曾有人将鲁迅定义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许多文学家认为孤独、荒凉是鲁迅文学创造中对于生命的主体感受特点,因为受到“遵命”文学的影响,故鲁迅文章多以抨击腐朽和封建为主,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其在不少作品中也彰显了其对生命存在意识的自我思辨和对生命意识觉醒的思考,以《故事新编》为例,该短篇小说集在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变化中找不到精神支柱而感到迷茫困惑的同时,也书写了鲁迅本人在生命意义探寻路上得到的自我救赎的过程.

五小结

小说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原因之一在于魯迅想要通过小说来反映现实,反映社会,利用小说的泛众化对人的内心深层的无意识进行揭示,反映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心理弱点,以便能够唤起国民思想的觉醒.因此,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我也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这也是为何《故事新编》历经十三年写写停停仍然要坚持写下去的原因,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注入个人的生命体验的同时,也融入了其对现实社会的构想.在一篇篇看似荒诞“油滑”的叙事模式中,隐藏着鲁迅对固有的怀疑和审视,鲁迅想要以此打破上千年来的固有思维,缔造新的“神话”,这种“神话”不仅是对封建专制的彻底颠覆和对过去“旧障碍”思维的消解,还隐藏了对启蒙的“新障碍”的担忧.

参考文献

[1]黄善坤.存在的虚无——论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生命体验,安徽文学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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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银花.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以《故事新编》为中心,第28—32页.

[5]林银花.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以《故事新编》为中心,第69—75页.

[6]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版.

[7]杨晓玉.浅析《故事新编》,北方文学2012年2月刊：24—25.

[8]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7、313页.

作者简介

王睿（1998—）,女,汉族,重庆,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总结：上文结论:本文是一篇关于对写作新编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鲁迅和故事新编本科毕业论文鲁迅和故事新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