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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参考：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
2. 第二篇文学研究论文样文：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3. 第三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模板：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4. 第四篇文学研究论文范例：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
5. 第五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格式：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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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参考：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处于从封建帝国向独立的民族国家行进的路途中,在内部嬗变和外部冲击的双层压力下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该时期最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城市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最早成为实施这一诉求的主要场域.上海也因其殖民都市的境遇与中国近现代史发生的同步性,被看做是“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锁钥”,从而诱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建构与都市文学研究的日渐升温.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执迷”(夏志清语),导致对现代性过分的依赖,使得“民族国家”、“启蒙救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城市现代性和日常现代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文学上海研究呈现出“去地域化”、“去本土化”以及意义超载的现象.因此,将都市生活作为核心观照对象,通过历史考察和文学文本细读,还原都市变迁过程中作家都市书写的历史情境和心理图景,从而凸显文学上海的“中国经验”和本土特性就成为必要.

从传统小县城到民国大都市,从孤岛时期沉沦的畸形都市到全面改造、压抑的共和国城市,从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下城市生活的日渐恢复到当下都市的全面扩张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新定位,百年上海经历沧桑,而它最大的遭遇无过于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到都市生活方式的急遽过渡,这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契合,其差别只有范围、深度、表现形式和时间延滞早晚的不同.因此,对上海的关注,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都市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是对当下中国和世界最大现实的关注.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是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提出的,主张从社会生态学视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和有其精神个性和心理体验特征等三方面把握都市生活区别于乡村生活的根本特征.从精神个性和心理体验特征角度考察都市生活,显示了沃斯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师承关系,体现了西方城市社会学“从实证走向人文”的逻辑进程,这一点与中国都市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关注个体感性生存和精神生态存在先天的契合,也成为论文重要的理论资源.

研究都市生活回避不开日常生活的关注,因为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都市生活的变迁最终都能在日常生活领域反应出来,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遍、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因此,经由日常生活场域追踪都市文学的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而近代以来启蒙、救亡话语和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成为压倒性力量,导致日常生活在都市文学创作、研究领域有意无意的遮蔽,因此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文学上海,有助于“破除种种改写上海历史背后的神话统治,恢复人们对历史经验之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感受与记忆”.

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日常生活的独立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国外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日常生活”转向带来的影响和理论资源,使得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都市文学成为可能,并涌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提供借鉴、开启思路的同时,也显示出目前研究现状中的薄弱环节：1.一般将“日常生活”叙述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无意中淡化了日常生活的都市场域,因此也关注不到“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前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区别特征.2.因过度聚焦于现代性,仅仅从反映论的单一角度将“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看作“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的附庸,没有看到二者间的辨证关系；作家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其充满体验性的日常实践及对日常生活的抵制或超越常常被忽视.3.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单个作家日常生活叙事形态的研究,但在整体上呈现出零散和不系统的状态,目前还没有从“日常生活”角度对20世纪“文学中的上海”进行系统考察的.

鉴于此,本论文以“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为题,将场域定位于20世纪最重要的都市——上海,在借鉴城市社会学、时间地理学、文化史学、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代表性作家小说、散文(含杂文)作品的细致研读,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到底给文学带来了怎样的新质

论文将从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互动共生中分析以下主题：在20世纪作家笔下,都市“上海”呈现出怎样的日常“现实”不同作家对于这一“现实”“再现”的方式有何异同导致差异的原因何在他们有关上海的“日常生活叙事”有何共同特征或规律对于上海文学形象的建构上有何贡献在从乡土向都市生活的变迁过程中,这些作家在城与人的交接和遇合上给当下中国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论文关注的是都市生活给文学上海带来的新变,因此在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选取上,主要关注具有以下特征的文学想象：它首先是在上海居住过的作家的创作；其次是作家对于上海“此在”生活给予了有意识的关注,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点；再者,作家对于都市生活方式进行过观察、审视和思考,这往往体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描摹、再现和批评中：或者自觉将都市上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或是关注处于乡土、都市临界状态下的人物类型,或者聚焦时代氛围氤氲下都市生活内部潜隐和局部异动.

在分析当前都市文学研究现状基础上,结合个人研究兴趣和创新的可行性,论文最终确定韩邦庆、鲁迅、张爱玲、王安忆等四位作家为主要关注对象,研究他们在小说、散文方面充满体验性和独特性的都市书写.这几位作家对“文学上海”的书写几乎都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中宏大叙事传统的规避,而关注上海百年变迁中较为日常的、市民的、私性的都市生活,建构了类似陈思和所说的文学“都市民间”,相对于夸张变形的、移植想象式的上海书写,他们的写作带有平实的社会学色彩,带有日常生活的况味.在对不同历史时段都市生活的自觉摹写和上海文学形象的建构上,他们的贡献不容回避.而他们进入都市、面对都市、写作都市的日常实践本身也构成了都市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规约着他们的都市书写.论文希望通过分析作家创作的心理特征、在都市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再现方式的独特性上,力图复原20世纪作家笔下的人物及作家本人在城与人、城与文遇合上的极大丰富性,并在研究的实践中激发出创意和生机.

论文的总体创新体现在：1.从生活方式角度把握都市生活和文学都市,为都市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作家都市书写的特征分析和梳理,再现了20*上海的日常生活图景；3.在都市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引鉴西方城市社会学、日常生活和空间研究理论,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创新.

论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

绪论部分主要论证论文选题的缘由和必要性,并交代论文的逻辑结构和整体框架.首先分析了上海与现代中国、上海在城乡关系格局的特殊地位,说明将20世纪的上海作为考察都市生活变迁的依据；其次,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现状分析基础上,指出论文选题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基础；再者,介绍论文的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最后指出论文研究的具体方法.

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四位作家的小说、散文(含杂文)等创作实践进行具体的文本细读与分析的批评实践.在综合考察城市文本、细致研读文学文本基础上,试图揭示出都市生活现实对于作家书写的潜在规约,作家对日常生活抵制和超越的可能和智慧,以及都市日常生活中具有的“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主体部分无意建构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方法,但会重点关注以下三点：1.关注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以作家日常实践的历史解析和作品的文本细读为主体,最大限度凸显研究对象的个体性和体验性,建构自下而上的都市文学研究路径.2.关注作家生活的都市历史情境,注意从时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上把握作家都市书写的根本特质.3.关注都市书写再现过程中的媒介影响,也即都市媒介形式对于文学表现的丰富和参与.

第一章：都市肇始的日常书写者：韩邦庆.本章以韩邦庆的都市生活和日常生活写作为例,描述清末民初都市日常的新变,论述《海上花列传》在早期都市日常书写中的开创意义、在都市空问写作形式上的创新性和作品屡次遭弃的原因.首先,通过与明清士妓的交往形式及情艺生活的对比,揭示《海上花列传》因为金钱和*的介入而引起妓院情感形式的复杂化.通过两类情感形式和两类都市空间的对照,揭示都市肇始时期传统家庭、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岌岌可危的现实,不受外界侵蚀的古典私乐园终将无可挽回的“失掉”.其次,借鉴时空地理学的时空动态图,分析晚清小说时间形式的新变、交通方式的混杂带来移动的复杂性以及移动方式在城市空间建构上的意义.本章的创新点在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分析《海上花》中混杂的移动方式与城市空间建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关联,指出小说的突出价值在于开启了与传统历时性的传奇体完全不同的空间写作形式,以及作家表现出明显的都市意识和展示都市全景的意图.将近代富有争议的《海上花》纳入都市文学研究系统,有助于推动对《海上花》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评价.

第二章：殖民都市的批判与照相者：鲁迅.本章围绕鲁迅上海十年的生活和杂文创作,分析都市生活对于鲁迅后期杂文写作的影响,上海殖民语境带来的国民性批判和启蒙立场的微调；他对殖民都市众生相的照相和文化*,对都市文化领域权力的抵制,都显示出对日常都市的精准把握和超越的智慧.论文首先分析他通过漫步都市、弄堂幽居和报刊阅读生活建构起与都市的联系,概括出鲁迅疏而不离的都市旁观者和文化守夜人的都市角色；其次将鲁迅对于半殖民地都市市民众生相的杂文写作与历史照相术联系起来,通过分析鲁迅杂文写作与照相术的关系,论述鲁迅后期杂文体现出的日常性、视觉性的特点,以及杂文书写作为他历史写作的重要方式.此外,鲁迅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多角度的书写,他与30年代图书报刊检查制度的斗争中体现出对权力抵制的智慧,他对商品竞卖时代文坛怪象的批判体现出知识分子的道义坚持,都有着一致的关注点：即在商品化、殖民地情境下“立人”问题的实现和文化批判的兴趣.本章的创新点在于打破偏执于纯文学文体的研究传统,将鲁迅后期杂文纳入都市研究视野,借鉴罗兰·,巴特《明室》中的摄影理论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分析和探讨了作家与都市的共生关系,对鲁迅研究领域中单一将乡土写作作为鲁迅研究“正脉”提出质疑,也是对城市文化研究中将海派文化视为上海城市研究固有模式的突破.

第三章：时代梦魇的日常呈现者：张爱玲.本章主要论述张爱玲处于时空封锁背景下的都市日常生活写作,认为只有将日常生活置于“乱世”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她在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上附着的热情.首先,通过辨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戏剧化”和“日常生活的戏剧化”,结合文本论述她多次提到的都市生活的二轮性特征；其次,通过借鉴芝加哥社会学派二代学者欧文·,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相关理论,考察张爱玲小说中处于传统社会和现代过渡期中上海市民的人际交往形式和家庭关系的隔膜.正是通过多重镜像中对人物“假扮”的揭破,张爱玲体现出对饮食男女的超越和对都市生活的深刻省思.再者,通过对公馆和公寓两大都市空间书写的梳理,分析了都市文明背景下传统家族生活的不合时宜和诡异的扭曲,以及中产阶级思想背景中的传统道德负累,它们共同构成小说人物难以摆脱的“时代的梦魇”.此外,张爱玲对于家庭居室空间的发现和最大限度的开发,提供了空间功能与家庭政治结构的关联通道.最后,通过分析小说中“艳异的瞬间”和“文本的阻滞”特征和原因,揭示“封锁”的历史情境对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根本影响,从而理解处于乱世中的作者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沉溺和超越.本章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将“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的理论用于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人际关系的分析,此外对公寓生活、生活的戏剧化等都市独有的日常体验的分析都是此前研究者少有关注的.

第四章：弄堂生态的持久关注者：王安忆.本章关注新时期作家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将其核心内容定位于对上海弄堂生态性的发现和全面书写上.通过分析弄堂生态中的构建主体、弄堂生态的侵入和扰动、调节弄堂生态的市民道德、生活逻辑,维系生态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神话传说、流言等精神力量以及弄堂作为独特建筑形式所具有的自然特征,揭示弄堂生态的多面立体的含义.其次,分析王安忆弄堂生态书写背后的日常历史观和日常生活审美的主观意图,她对于弄堂生态挽歌式书写和日常生活审美背后清醒的“寻找上海”的理性意图.本章的创新在于第一次提出“弄堂生态”的概念并进行全面立体的解析.

第五章：百年都市日常的见证者：上海的女佣部落.本章是在作家专论上的综合分析,主要选取四位作家笔下均涉及到的女佣题材进行比较和分析,试图通过不同时期作家对于女佣生活的叙述角度和再现方式的不同,考察作家在日常生活书写上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上海百年变迁过程中,女佣群体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从乡土向都市变迁过程中最具体和最直接的承载者,因此对百年女佣群体的交往对象、职业意识、情感生活的考察就具有代表性意义,特别是对女佣群体中私通、姘居、同居等亲密关系的分析,体现了都市变迁过程中男女亲密关系之变,而不同时期作家对于女佣生活的叙述角度和再现方式的不同,则增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结语部分论述四位作家在“文学上海”书写的相似特征、存在的继承和

第二篇文学研究论文样文：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追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界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明显是缓慢而滞后的.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文学学术史论著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进入有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有的将其从外国文学学术史中一笔抹杀,有的将其作为附件并入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对于外国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还有待于完善.

基于此,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西洋文学》、《民族文学》、《时与潮文艺》为经线,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话语嬗变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呈现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在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以梁启超、林纾、王国维为例,梳理外国文学研究在晚清的原初状态,以此作为引入本论题的铺垫.在晚清科学救国的国家话语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日本政治小说为依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标志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对象在中国学界的首次登场,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功利色彩.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既代表了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中的传记研究模式,也体现了独立于国家话语之外的个人美学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延续,尤以民初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最为明显.

第二章分析一九一○年代中后期,在启蒙思想话语下,《新青年》对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可以看出,《新青年》将外国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在外国文学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的突破点.由此,进化文学史观、写实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调.其中,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观念,使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变.由此,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研究,因为“人”的话语获得生机.所以,本章认为,《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策源地.

第三章主要以《小说月报》为例,梳理一九二○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在文学革命话语下,《小说月报》直承《新青年》的衣钵,成为继《新青年》之后该时段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将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为人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落实了“人”的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以俄国与弱小民族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为主导的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此种研究模式代表着一九二○年代中国主流学界的外国文学观,成为建国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称为之“鲁迅方向”.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的认识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主要以《文学》、《现代》等刊物为例,梳理在多元话语并置下,一九三○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文学界的话语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断裂,战后新兴文学与尖端文学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秩序.其中,《拓荒者》、《萌芽》等左翼刊物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此相对,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研究的出现,则显示了一九三○年代革命阶级视角之外,学理层面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实绩.《现代》这份具有左翼与自由主义双重视角的“非同人”刊物,以“现代”意识绘制了世界文学的图景.此外,《文学》关于“文学遗产”的争论,使莎士比亚成为研究热点.

第五章主要以《西洋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为例,梳理在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话语背景下,一九四○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周立波在解放区鲁迅艺术学院的外国文学讲稿,预示了出《讲话》精神的要领；《西洋文学》在沦陷区的刊发,成为战争年代处于孤岛上人们重要的精神慰藉；国统区的《战国策》、《民族文学》力主战时文化重建,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主要话语,倾力易卜生、歌德等的研究,则凸显了国统区另类的外国文学研究；《时与潮文艺》展示了学院派研究的特征,是此时段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集中的一个刊物.

第六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探讨.在民国文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学者不但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九二○年代,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使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怎样研究西洋文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的看来,此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普及外国文学常识的启蒙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

第三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模板：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近代以后,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面对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国家在针对发展经济而提的“走出去”战略下,急于寻求“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其实,早在新中国建国初,国家就开始尝试通过《中国文学》杂志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了.然而,作为惟一一本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官方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却于2001年停刊.本文拟借助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分四个时间段全面考察《中国文学》50年来的生产过程及其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总结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侧重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对影响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以及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感兴趣,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中国文学》的生产及其传播和接受分别发生在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主要受源语环境的制约,其译介渠道、译介效果和译介功能主要受译语国家环境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改写理论、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几种理论工具来解释这些译介要素.

《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由赞助人和中英文编辑构成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赞助人包括一级赞助人和二级赞助人,前者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构成,后者由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外宣的出版单位单位构成.这种复杂并更换频繁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中文编辑负责挑选作品,英文编辑即译者负责翻译,虽然他们是合作关系,但是中文编辑的改稿权始终大于译者.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译什么）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怎么译）,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时近时远,翻译策略从信达雅过渡到解释性翻译.集中型赞助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

译介主体在翻译政策的制约下为国外读者确立了一批代表中国文艺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由于国内形势、编辑方针、国际形势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变化,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在题材、体裁以及作家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受源语国家审美制约的刊物装帧设计和受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的发行周期也表现出不同特征.于是,带有不同阶段特色的作品、装帧、美术插页和发行周期都直接影响着刊物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

虽然刊物对译介对象有自己的定位,但是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期待规范的制约,实际读者跟目标读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通过读者来信、报刊评论、专家学者的研究引用和高校的教学使用状况可以看出读者对刊物的接受情况；通过刊物的发行量、书刊的转载量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量可以看出刊物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文论、美术插页等内容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创刊初期和新时期译介的内容在国外得到一定的反响.但是,除了创刊初期杨氏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得到肯定之外,刊物的译语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规范.刊物的译介渠道也一直处于有所发展但始终发行不畅的状态.因此,刊物在国外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

源语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行为受源语国家环境的影响多于译语国家,并且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然而,作为专业人士的编译人员属于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受国家赞助人的制约,可其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不尽然一致,因此,他们在译介作品时,往往更多考虑译语国家的接受规范.刊物的译介便在国家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的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机构译介的刊物在国外的接受更多受到国家外交关系、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国外发行渠道的制约,源语国家无法通过操控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来完全控制其在译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便在所难免.国家通过掌握文学期刊这一象征资本,五十年来赞助其连续不断的出版发行,使国家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得到一定的累积增殖,但是文学译介为国家带来的利益远远低于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刊物的投入,于是《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遭到停刊的厄运.

可见,“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只涉及语言翻译问题,它受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赞助人、专业人士、翻译政策、读者期待、发行渠道的制约.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国家只有在“谁来译介”、“译介什么”、“如何译介”几个方面尽快转变译介理念,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

第四篇文学研究论文范例：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

一、媒介文化思潮与文学观念的研究

媒介文化,就是由大众媒介及其传播活动产生或大众媒介影响制约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倾向、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现实关系、社会生活所构成的文化面貌,也包括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

媒介文化思潮,是指20世纪以来,从媒介文化的理念出发,对大众媒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传播活动,或大众媒介影响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现象进行阐释与评价的思想潮流.

目前国内以媒介文化与文学观念为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媒介文化属性及其时代、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媒介文化与文学平行互动历史关系的研究；媒介文化影响下当代文学发展变化及其意义的研究；媒介文化的文学性（诗性）和审美价值的研究.

国外有关媒介文化与文学观念的研究,以社会批判理论以来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研究以及相应的文学艺术见解为主.

二、媒介文化思潮的理论构成

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建构了人类最初的关于媒介社会文化意义的体系性认识,这是后来媒介文化理论衍生与发展的观念基础.

社会批判理论的媒介文化论,对大众媒介及其文化的性质做出定性分析：媒介文化是体现意识形态本质的权力文化,是遵循资本逻辑的商业文化,是标准化生产的单向度文化,是消解批判精神的低俗文化.

意识形态理论的媒介文化论,探讨媒介文化的权力结构和现实建构力量,认为媒介文化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媒介文化论,将大众传播活动视为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关注大众媒介的社会传播过程中,媒介生产活动、媒介产品、媒介传播消费等环节的商业化逻辑和交换价值效应,关注大众媒介传播活动中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和制度约束.

文化研究理论的媒介文化论,从相对自主的文本意义和文化传播角度阐释和评价媒介文化,揭示媒介文化的大众生活属性、意识形态意义、传播接受特征和权力结构关系.

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媒介文化论,运用结构分析和符号分析的方法去阐释大众媒介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活动,对媒介文化传播中的意义符号生产和媒介文化传播中的意义符号阅读作出深刻的分析.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媒介文化论,侧重揭示媒介文化传播与真实世界的建构关系,认为大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建构,依循符号价值逻辑和商品化逻辑,并形成不同文化场域的权力关系.

三、媒介文化理论的文学阐释

将文学艺术的存在,同大众媒介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社会传播媒介的演变联系起来,这是媒介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媒介文化理论进行文学艺术阐释的基本思路.

媒介文化思潮从权力关系上认识和评价社会文化和文学的现实活动,首先是媒介文化作为权力支配主体,对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制约性影响,其次,在文化生产关系中,文学也以自身独立的文化力量,形成对媒介文化控制的抵抗与斗争.

在认识和评价媒介文化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性方面,媒介文化理论着眼于三个对比范畴：文学艺术品质的精英性与大众性；文学艺术价值的膜拜性与展示性；文学艺术表现的意象性和影像性.

媒介文化理论将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既视为一个影响过程,也视为一种影响结果.媒介文化理论更关注的是：导致商品化成为文学艺术属性的历史影响过程和现实影响因素,其中包括文学艺术品的商品化过程,美感创造的资本逻辑制约和文学艺术生产的市场化机制等.

四、媒介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观念

当代文学观念中媒介文化理念的进入,当代文学现象研究中媒介文化语境的存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媒介文化理论的参与,这种态势对当前文学思想界的理论和研究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媒介文化的视角去阐释文学观念和现象,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评价中体现媒介文化的价值尺度,这是当前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思考中,文学精神价值的阐释、文学历史转型的阐释和文学现实关系的阐释,在体现媒介文化视角和态度方面尤有代表性.

大众媒介对文学发展产生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环境性意义和工具性意义.文学媒介性的增长和媒介化的走向,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变化现象.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学创作观念中媒介化叙事意识的增强,其次表现在对传统媒介文学形态变化的多样化评价.而新媒介文学阐释和批评话语的深化,则表明了文学媒介化理论建设的成果.

第五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格式：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本文是对1978年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历程的整体性回顾和反思.所谓“整体性",,有两重指向：其一,本文考察的对象不是各国别、各语种的研究历史,而是作为整体的“外国文学”的学术历程.其二,本文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梳理这一时期的学术得失,而是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的变与不变.

本文聚焦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历史当中的一个时段,即1978—-2010年之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变迁的背景下,以五家权威的综合性专业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为主要考察范围,通过梳理这一时段内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模式及期刊话语热点的变化,勾勒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转型的过程,揭示转型过程的复杂、多样与矛盾,探讨不同阶段外国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以及话语转型的学术史意义.

本文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属于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活动,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应当充分借鉴话语分析的视角和知识考古的方法.因此,本文虽然在学术史的框架内展开论述,以史的梳理为要旨,必要时也会深入讨论,将某些话语热点还原至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结合这些话语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运作过程,考察本学科相关话语实践的独特性,进而思考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化主体的建构作用.

论文主体为四章.第一章简要勾勒“前史”,描述了“五四”时代到1978年之前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模式的变化过程.论文认为,从晚清到民国,不同知识群体通过各有侧重的外国文学译介共同建构了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外国文学话语,为转型期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参考；50—70年代,在一元独尊的阶级斗争话语系统中,学界确立了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外国文学新秩序.

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外国文学话语重建和转换的过程,以1985年为界,将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段.论文指出,经过前期的论争与磨合,人道主义话语和现代派话语代替“十七年”话语传统,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198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了重视19、20世纪西方文学、重视西方当*论话语的外国文学新秩序.与此同时,阶级分析话语模式虽已淡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依然是社会历史批评,形式审美研究呼声渐高,但并未形成规模.

第三章回顾1990年代以来西方话语强势凸显的过程,以及学界对西方话语所表达的质疑.通过对比1990年代与1980年代在理论引介、作家作品研究视野上的异同,呈现西方当*论对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日渐深入的影响；剖析“殖民文学论争”、“全球化与民族化”、“理论”三次重要论争所折射的学科困局与问题意识.

第四章描述新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模式多元化的态势；概括理论退热、文化转向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批评个案详析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型过程；最后评析几种本土批评话语建构的价值以及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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