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共同体建构关键要素分析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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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摘要：翻译的“一带一路化”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新阶段和新气象,同时也是新机遇和新挑战.为了确保以我为主、质量优先,目前应该以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一带一路同心圆”体系为基础,以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一带一路中外期刊数据库”为支撑,科学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共同体”,从而有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生态复杂、经济政治不平衡造成的负面语境,多维度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翻译机制创新路径,实现以语言相通、文学精神互通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目标.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同心圆;期刊数据库;翻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6-0042-（08）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胸怀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不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客观需求,也是世界对中国智慧的主动诉求.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合作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大潮流,有利于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上共创可持续繁荣发展的新世界.

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暖化功能、通心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中国历史、社会和民族文化生活,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精神,饱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智慧,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世界对自我、对生命、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脉搏,与新时代同律动.因此,如何借助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推动中华民族精神融入世界文学、文化进步的主动脉,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因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是中国的世界担当之生动体现.

翻译是文学精神互通的桥梁.历史和事实证明,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媒介和载体,是推动中华文化润濡世界的坚实路基,是加速中外文化交流的助推器,是保证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质地的“压舱石”.中国当代文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消除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民族精神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内在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共鸣,尤其是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为此,我们要做精做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基础工作,在尊重沿线国家文学多样性的前提下,聚焦“一带一路”,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世界翻译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切实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与沿线国家文学的交融与共兴,打造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共同体”.

一、构建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同心圆”体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语言差异导致的中外文化隔阂会严重影响中外文学交流的效果,但语言差异天然存在且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多元,语言生态复杂多变,沿线71个国家的国语和语言60余种,语言互通已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关键.中国当代文学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利传播,必须克服的最大障碍就是这种语言文化交流的惯性,所以迫切需要借力翻译的摆渡功能,尽量减轻民族语言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助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得到沿线国家受众的认知和理解,使橘到淮北亦为橘,枳到淮南亦为枳,实现中国当代文学与所在国文化同沐雨露,和融共生.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和文化差异大,受众层次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准翻译面对着诸多瓶颈问题,这既对传统翻译机制提出了新挑战,也为创新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翻译新机制提供了机遇,即利用“一带一路”的中国主导、各国平等参与的优势,使有限的翻译资源产生辐射效应,效果最大化.而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同心圆”体系的建构,就是保证“一带一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数量最精细化、质量最优化的基本需要.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翻译同心圆”体系是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为目标,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总体布局,通过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实践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目标具体落实.这一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工作,是基于文学作品的独特审美形式和传播方式,从语码、语篇转换、文学语言和文化的归化与异化比等参照标准和规范参数,优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然后根据“一带一路”的实施目标顶层设计、总体谋划、深化监督,借力中外译者扎实的双语或多语言功底、博学广识的才华和兼济天下的包容文化精神,自上而下协调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各关键环节,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外译新格局,淡若无痕实现中国文学审美精神与对象国文学审美精神的有机统一.

从翻译的整体观推动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一带一路圈”,是这一“同心圆”的基本功能.在该体系内,圆心区域是已经译出、正在翻译和有译出潜力的所有当代文学作品,以此为圆心,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一环一环分层次和着重点向外扩展.具体环带划分是：

第一环为核心国家区,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5国、“海上絲绸之路”的东南亚11国和南亚8国等24国为主：第二环为重点国家区,包括亚洲的蒙古国和韩国、大洋洲的新西兰、西亚18国、东欧20国、非洲及拉美地区6国;第三环为重要国家区,包括非洲32国、拉丁美洲13国、欧洲4国、大洋洲4国;第四环为国家区包括“七国集团”（G7）的六个成员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兼及其他国家.这是“一带一路”建设未来的重点合作国家区,具有与中国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巨大合作潜力和空间,

“同心圆”环带以外译作品区为中心,向外层层扩展,层层离心,但始终向心.在“同心圆”环带内,每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作都是一个质点,且各自又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同心圆”,该作品海外传播的范围和质量,则决定了质点的疏密度,而通过疏密度,则可分析该作品翻译传播过程中的现状和问题并及时进行相应调整.质点是动态的,原作者、译者、赞助人、出版商、译介受众等外力共同作用于同一质点,推动实现译作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传播和接受.质点的位移对应译作在不同国家的传播和接受的轨迹和传播速度,同一原作不同译作的质点位置不同,每一译作又以质点为中心可形成子同心圆,构成新的影响环带和辐射圈.

“同心圆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文学作品翻译传播标准的动态体系,只要原始数据准确,就可逐环分析对象国翻译市场的舆情和生态,确定哪些中国当代作家的哪些作品符合“同心圆”第几环国家区的外译需求,进而可精细化梳理每一环内与中国文化相近、相通或亲近的沿线国家文化,阶梯化分类每一环内与中国文化交流有潜力,但尚未进行充分开发的沿线国家文化,基于大数据分析在各环内模块化设计并打造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品牌项目,做到“一作一策”“一国一策”“一语一策”,差序展开、推进外译工作,进而推动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沿线国家国别化外译的效果,并带动相关文化产业领域的共同发展.

“同心圆”体系如同一朵花,圆心即花心,一部部外译作品则是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只要科学分析和推动,该体系就可助推中国当代文学在沿线国家实现有序输出、国别化落地,使每部作品的“一带一路”之旅都遵循清晰的路线图,每个沿线国家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也都有了可视化的分布图、轨迹图.而大圆套小圆、大环趋小环,则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带一路罗经仪”.

二、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一带一路中外期刊数据库”

“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传播谱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促使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传播的“一带一路化”,而且带动了世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潮.以沿线国家为主的国外大学、版权公司、学者、译者等自发或与中国合作创办期刊、网站等,以“百花齐放”的风格和方式翻译介绍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中国的作家、出版机构等也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适时运势,加快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创办了外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路灯》《天南》等,为海外学者翻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充足的原材料,使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阵地前移.中外合力,正在世界文学长廊里共同铺陈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多维立体、五彩斑斓的画面.

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翻译和传播在作品选择、翻译机制、资源整合、未来规划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机制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世界形象的整体塑造,也造成了一些资源浪费和供需矛盾.中国主导、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平等参与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一带一路中外期刊数据库”,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通、资源不够互通优化等等矛盾,保证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一带一路中外期刊数据库”是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外译事业拓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与时俱进、完全开放的合作平台,是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期刊、网站、博客等纸媒、电子媒介的总和,具体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数量、创办机构/个人背景、创建动机和目的、依托机构、资金来源、生存状况、运营机制、文学翻译内容的择取、译者信息、服务读者群、影响力等因子等.基于期刊数据库,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在沿线国家传播的路径和效果,中国可主导开展相关战略性研究和判断,就中外文学作品翻译政策和实践路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资助项目评估等工作开展前瞻预警、政策咨询研究,及时捕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沿线不同国家翻译传播中出现的新趋势,多维、立体地剖析新迹象,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更科学制定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政策,在设计并推动“一国一策”的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规划及实施方案的同时,缩小中国和沿线国家以及沿线国家之间的翻译失衡,使中外双方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同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从中国当代文学与某一对象国的双向共鸣发展到“一带一路”文学圈的多维度共鸣与和鸣.

一旦建成“期刊数据库”,我们就可以从选题源头切人,更加明确拟走出去的文学作品中哪些是重点,如何进一步提高海外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正确,质量一流,从而切实保证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反映时代风貌、承载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满足多元阅读需求、适合国际传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顺利走向沿线国家并落地生根,并发挥走出去的文学作品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三、创新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机制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为“达其志,通其欲”,就需要翻译.显然,译之初“因”是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以其独特的结构系统理解世界、诠释世界,世界就是被不同的语言系统符号化的世界.当来自不同地域,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需要沟通时,就要借助翻译实现言语的转换,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和“嗜欲”可以达成沟通和理解.

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彰显着不同地域人的世界观,在相互交流中,就必定会产生文化的隔阂和冲突,具有不可通约性.而翻译则可以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通约.从目的而言,翻译不是简单地把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阐释语言文本统一起来,而是要把不同语言文本所承载的不同文化系统贯穿起来,构筑一个相互走动的通道,而翻译质量则直接决定着这条通道的畅达与否.

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作品的审美功能在异域能否获得理解和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及其选择的翻译策略.但翻译并不能融通万道、万名,而统一于常道、常名,以实现文化的无障礙交流与理解.世界文化是不同民族对世界和宇宙万物思考的结晶,世界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孕育出不同文化的环境也是动态变化的,文化承载者对世界的思考也并非恒定不变,于是导致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诠释体系.而翻译要“有为”,就要能成为不同阐释体系之间通畅交流的结实桥梁,而不是改变最终的阐释对象,即世界.翻译的最终目的不是趋同,而是异中求同,即在坚持不同阐释体系差异性的同时,推动不同阐释体系共同认识世界,保护世界,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传播的目标.为此,我们应切实扎根于不同民族文化土壤,深入了解和理解沿线各国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态,直面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并善于利用文化差异找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生存之地,借助中外翻译家、海外华人等翻译力量,在异域土壤里播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种子,发芽开花,深扎根,匀根系,久久为功,构筑出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无障碍绿色通道.在此基础上,还要精准对焦,基于不同国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生态环境,既疏通中国与沿线国家精神交流的大动脉,也细心呵护毫末之微的民心相通的毛细血管,做到内外相通、相融、相合,无缝连接,无温差同步,让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成为沿线国家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客观存在.

四、确立科学的“一带一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传播规划

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翻译工作应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传播的实态调查为基础,科学确立翻译传播的不同阶段及阶段性特征,提出切实可行的翻译传播规划建议,建立合理的翻译传播规划体系,即顶层设计、国家布局、有序输出、差别化推送、分阶段实施和分目标完成.

翻译传播实态调查首先要客观调研分析、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状,摸清中国当代文学的家底,同时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机构配合,切实了解沿线各国的国情、民情、舆情、历史、文化构成,以及文学生态、发展现状、教育体系和民众受教育水平、新闻宣传特点等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搜集和研判,尽量精准做到“一国一规划”,针对特定国家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按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规划和计划,基于不同国家的翻译规划形成“一带一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战略规划体系,做到有序翻译,针对化传播.当然,鉴于沿線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一带一路”整体发展规划中还客观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国别规划实施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即可以基于质量优先策略,首先保证目前与中国的外交和文化交流基础比较好的国家,其次重点考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中国的外交和文化交流有了明显进步、亟须多方位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然后在沿线国家全方位推动.但不论是处于哪一层面的国家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规划,都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表现人类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世界的独特认知和情怀的文学作品作为译介对象,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易于为译者所理解、为读者所喜爱.

面对丰富多彩的中国当代文学,外国译者和读者常有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之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步幅与步调,甚至造成了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象,导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负面认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应主动提供中国当代文学外译菜单,对进入翻译规划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按一定的规则分门别类,如创作主题、时间、题材、作者、地域、性别等;或者按照规划中的外译顺序,如需要尽快翻译的、暂时不需要翻译的、不适合翻译的等等,使外译工作能保证以我为主,有序推进.

再次,应同中有异,细致区分适合沿线不同国家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共存,而外译所要面对的也是同样多元复杂的异国国情、舆情与民情.为此,首先要加强与所在国的沟通,精准分析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人群接受中国当代文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差异性,以双方共赢模式,选择差异性的翻译方式和策略,营造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生存、成长与发展的良性环境,争取所在国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在条件成熟的国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纳入正规化的教育体系;在局部条件成熟的国家,则因地制宜,推动创办中国当代文学读书会、分享会、写作协会等等,逐步由点到面,星火燎原.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协调好中国当代文学与所在国内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消解其本土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采取针对性、区别性的翻译策略.

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不同,接受程度不同,但从文学中寻找美和爱、友谊与力量的动机则都是相同的.我们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准确选译符合人类心灵共同需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缺乏认知或认知不全面的国家,我们更要想方设法发挥出文学的情感互通功能,选译那些语言平易、短小精炼、节奏明快的作品,通过它们表现的人类最普通的情感,如爱、家庭、婚姻、善,或最基本的社会主题,如责任、公平、正义、和平、发展、、自由等,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持久唤起所在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客观了解和喜爱,打通中外民心,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落地,融入所在国的日常生活.

最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要参考借鉴中国古典文学外译的典范和标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中国美学的集大成者,现在已得到世界的普遍认知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译介对世界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无比深厚的中华文化历史底蕴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营养,并促使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学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深沉持久的力量.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世界价值和永恒价值,既是基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根基,也和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日新新的世界性价值有关.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具有“当下性”“共时性”与“世界性”.

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就是对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而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热度高低,与世界各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关注热情高低也密切相关.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热潮期,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传播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参照.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国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处理好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与发扬的关系,将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东方美学有机融入当代文学创作,并与新时代中国精神有效结合,进而积累传统、创新传统、沉淀新的优秀传统,以中国古典文学的国际化经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带一路化”提供借鉴,铺设中国当代文学与沿线各国文学的融合之路.

与中国传统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除了重视情感表达、社会责任、民族大义之外,更重视世界担当,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载体.另外,中国当代文学在激发受众欣赏文学之美的基础上,可进而提升读者的审美意识和鉴赏能力,从而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特之美加深认知,更好地借助中国智慧发展本民族文化,这又进而可提升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积极性,加深对中国当代文学内涵的体悟和深度理解.

五、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共同体”

“为之于未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传播一直在逆浪前行,透过“面子”看“里子”,总体来说,仍然是我们主动“送出去”的多,卖出去的少.而“送出去”的方式则主要是“粗放生产型”“资源消耗型”,即由政府和相关机构主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策划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更多是基于推动者的主观愿望,甚至是一厢情愿,没能或较少兼顾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接受语境,导致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传播效果,造成投入与产出比的差强人意.

近10年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之路从星星之火渐呈燎原之势,构建了从政府到民间、从作者到译者、从译者到读者、从国内到国外、从主观到客观的良性“产-出”体系,形成了“刚介有为”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助力系统,成效显著.

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非常重视翻译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中的积极有为,通过“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等国家走出去出版扶持基金,兼及政府、作协和中外高校合作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措施,推动实现了作者、译者、编辑、人、出版商、读者、学者等多向影响因子互动关系的动态有为机制,加快助推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进程.

“泰初有为”！译者是当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传播的动力源.中国当代文学文本意义的解读是开放性的,即以人释文、因人释义,因此,充分发挥翻译家的主觀能动性,尤其是促使富有经验的翻译家主动有为,常常可以避免很多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误读,保证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较高质量.莫言曾坦言,没有翻译家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翻译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可以说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沿线国家的第一声啼哭,嘹亮与否,也与他们提供的奶粉和生长环境息息相关.

可喜的是,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外国译者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广度与力度目前普遍提升,翻译队伍阵营日益强大,其中既有著作等身的功勋翻译家,也有才华出众的年轻译者,既有学院派译者,也有创新派译者;另一方面,很多优秀的中国译者脱颖而出,如明迪、孙新堂、钱坤强、李英男、李雅兰等,形成了中外译者同舟共济的翻译格局.

为了更有效地团结协调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实现资源优化共享,作为主导国,中国应积极主动推进中国作家和译者建立稳定、可持续的文学翻译合作关系,基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实践的现实,针对不同文类特征和译者特点,形成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共同体”,共创合作翻译核心品牌,以保障文学翻译更具靶向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多语种多国别翻译的互动与资源共享,使译者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带一路”之旅同行,构成无时差、零距离长效、高效互动机制.如美国翻译家柏艾格（Steve Bradbury）英译于坚的诗,美国女翻译家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英译翟永明、吉狄马加、海子、王寅的译作,刘宇昆英译刘慈欣的《三体》,米欧敏（Olivia Milburn）英译麦家的《解密》,都是“翻译共同体”的鲜果,译作质量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

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一带一路化”进程加快,中外“一带一路翻译共同体”模式渐趋成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海外“中国通”译者、汉学家和翻译家能够有机缩小翻译中的文学、文化差异,协调原作家与译入语读者的文学经验适配关系,处理好不同语言的容纳能力差异导致的言语张力问题.如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翻译王家新、西川、多多、北岛等人的诗;英国汉学家霍布恩（Holton Brian）翻译杨炼、北岛、芒克、多多、顾城、海子、张枣、翟永明、柏桦、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等人的诗;阿根廷著名汉学家明雷（Miguel Angel Petrecca）翻译了西川、于坚的诗：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翻译了王家新、欧阳江河的诗;美国译者柯夏智（Lucas Klein）则长期与北岛、西川、芒克等合作,先后在美国出版了西川的诗集《墙角之歌》《小老儿及其他诗篇》和《蚊子志：西川诗选》等,其中后者还获得了2013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提名和2013年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他们以严谨的态度和出色的翻译,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

第二,在“翻译共同体”模式下,译者可以从一部作品开始构思就参与到创作之中,并从翻译角度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提出建议,或者与作者共同确定写作框架和思路,并在作者创作过程中对文本进行实验性翻译,从翻译质量角度对创作文本提出修改建议.而作者或接受以促使创作文本更适合翻译,或不接受但使译者更准确地理解文本,这样双方有机互动,以促进原作和译作各自完善,最终获得最适合翻译的文学作品.事实证明,译者因为参与到了作家的写作之中,双方认知和经验结构的迥异促成了中外译者较强的优势互补性,双向合作翻译能够形成中外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产出文化隔膜最小化的译作.这种合作模式相当于同一作品由中外两国作者共同完成创作,也是两国译者共同完成翻译,从而形成了中外共同创作和翻译的良性机制,这就能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使翻译不再是译者机械的语言转化过程,而是中外语言文化通过碰撞交流而获得一种既不失去原文意蕴而又更适合读者阅读的创造.如中国作家史春波与美国翻译家乔治·欧康奈尔（George O'Connell）自2006年以来就合作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们共同编辑美国《亚特兰大评论》2008年中国文学专刊,合译王家新的诗并在美国及加拿大多种诗刊发表;合译阿芒诗集《渡·中国香港当代作家十家》（2017）,其中收录中国香港作家梁秉钧、曹疏影、陈灭、钟国强、黄灿然、饮江、廖伟棠、杜家祁、王良和、胡燕青10位作家的诗作;合作编译蓝蓝诗集《从这里,到这里》等.

译者本人若是作家,这种共同翻译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共同创作了.而作家译作家,则更能保证文学翻译质量.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翻译家梅丹理（Denis Mair）主译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文文学选》,还英译了严力诗选《才华的可能性》（2013）、孟浪诗选《教育诗篇二十五首》（2014）以及吉狄马加诗集和演讲集5部,此外还是杨克诗选《地球,苹果的两半》（2017）的合作译者;法国女作家、翻译家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是莫言作品的法文译者,另外还翻译了13部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集,包括顾城、杨炼、北岛、韩东、王寅等;加拿大籍墨西哥女作家弗朗索瓦丝·罗伊（Ronsovas Roy）精通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她在2014-2015年间就翻译出版了吉狄马加诗集和演讲集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共4个版本.

第三,通過“翻译共同体”的实践,有利于调研、分析、建构沿线国家已经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据库,据以绘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一带一路”外译的高峰、高原、平原、低洼和荒漠地形分布图,有助于辨识并有序填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沿线国家译介领域的空白点,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一带一路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对平衡.

第四,借力中外“翻译共同体”,可以统筹推进“一带一路”不同区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的总体布局,基于对各区域读者诉求的了解,科学选择翻译主题、风格和节奏.如莱顿大学孔子学院在组织翻译苏童、毕飞宇、徐则臣等人作品过程中,一般都是先与当地出版社确定拟翻译的作品,然后邀请作家和翻译家一起在孔子学院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研讨作品翻译中的细节.这些翻译准备和共同研讨活动不但保证了作品翻译的准确性,还先期吸引了所在国读者的关注,为将要出版的译作做了很好的宣传.

最后,“翻译共同体”可促使中外作者和译者之间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等维度形成合力,并通过和民间翻译机构对翻译安全进行预警与干预,确保翻译的进度和质量,最大可能降低翻译的物质成本和智力成本.

霍布恩认为：“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唯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而不成?”构建“翻译共同体”实际上就是霍布恩之思的具体实践,这种翻译机制能在保证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体性和主导性前提下,在充分尊重译者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最大程度保证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真正有效助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翻译质量持续提升.

六结语

能否确立并实施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一带一路化”程度及可持续发展的速度与强度、数量与质量.这一共同体的确立必须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生态和相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实态的充分调查为基础,以科学的翻译战略设计为导向,以有效的翻译规划为手段,以合理的翻译机制为保障,最终形成有战略高度、文学深度、受众宽度的差别化国别化翻译方案和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传播体系,强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政策支撑,在夯实已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成果的基础上,优化外译布局,深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落地国文学文化的融合、突出在地性和适应性,排除译本语言安全隐患,确保译作质量和传播效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接受舆情及效果差异大,层次丰富,规律性差.为此,应合理布局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一带一路化”进程,既要锲而不舍地深化已在核心国家区建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和传播机制,驰而不息推动在重点国家区的译介与传播工作向纵深发展,同时也要远瞻性地全力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影响向重要国家区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国家的译介与传播工作,既要保证中心开花,更要群星灿烂,既能“拈来花一朵”,更要“开出满园春”,最终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翻译“一带一路化”的真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

（责任编辑：陈吉）

总结：汇总：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相关专业的经典范文,可作为当代文学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参考和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