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前中后期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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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文本出发,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概括升华出不同时期零余者的形象内涵.研究发现前期的零余者形象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中期的零余者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后期的零余者面对精神困境,选择了不同的自我救赎道路.
关键词：郁达夫;零余者;《沉沦》
作者简介：魏昕（2001.6-）,女,满族,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2-0-02
郁达夫作为现代文学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到1922年回国,这一时期,其作品多描写理想破灭的知识分子的颓废.中期从郁达夫回国到1925年他到广州参与革命,这一时期的作品多表现现实压迫下,人生的苦闷和社会的苦闷.后期从1926年底回到上海到1935年小说创作结束,虽然一部分作品流露出郁达夫因找不到中国的出路而产生的绝望和悲痛,但另一部分作品也寄托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郁达夫在不同时期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零余者”形象,文章旨在通过探究不同时期的零余者心态,深化对郁达夫创作的认识.
一、早期零余者：悲观的浪漫英雄
郁达夫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在此期间接触到了浪漫主义文学.他曾阅读过一千多部俄德英日法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欧洲浪漫主义作家,如：华兹华斯,卢梭,歌德等的作品,都深受郁达夫的喜爱.受他们的影响,郁达夫早期创作的抒情主人公--零余者也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郁达夫笔下早期的零余者形象和欧洲浪漫主义维特型人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人格往往充满矛盾：自命不凡,对社会的庸人感到厌倦,可是又敏感忧郁,常常自卑自贱;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是缺乏斗志,只是驰于空想,骛于虚声,从不付诸于行动,只是自我颓废,逐渐地向命运屈服.
关于近代欧洲浪漫主义主人公,有评论家曾指出：它们大致可分为拜伦式英雄和维特型人物两种类型等所谓维特型人物也与社会处于对立之中,他们把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内在活动看成比外在的行为标准与道德习俗更为重要,他们的痛苦来自“人的激昂热情和社会的规则、法律之间的矛盾”.但他们意志薄弱,神经纤敏,多愁善感,带有一种普遍的忧郁症,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寻找避难所.[1]
《沉沦》（1921.5）当中,主人公“他”身世可憐,造就了他敏感自卑的性格;年少时反抗专制,却受到了社会的压迫;留学日本,却因祖国的贫弱受到屈辱.他的人生迷茫痛苦,理想逐渐破灭,感到孤冷.于是他亲近自然,将大自然作为自己的避难所;读喜欢的文学书,以书为友;渴望得到女人的爱情,这其中既包括精神上的理解也包括肉体的满足,可这些他都得不到,只能压抑自己的性欲.这几种自救的办法,却使他越来越孤冷,“忧郁症愈闹愈甚”,最后只能自杀.《银灰色的死》（1920）的主人公Y君留学日本,妻子因肺病在孤独中惨死,他无家可归;喜欢酒馆里的女孩静儿,却因自己的穷困只能看着静儿嫁人,爱而不得.他冷清孤寂,无人理解.于是他拼命喝酒,一面消解自己的哀伤,一面复仇.最后脑溢血而死.《南迁》（1921.7）中伊人所想要的“名誉,金钱,妇女等什么也没有”[2],他只能用“心贫者福矣”的宗教信仰来麻痹自己,最后因肺炎而成为将死之人了.《茫茫夜》（1922.2）于质夫耿介正直却四处碰壁,他的爱欲无法得到满足,便爱上同性吴迟生,到妓院找,甚至做出买针买帕刺血的可笑行为.
郁达夫的作品带有个人自叙传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正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他留学日本十年,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的地位是很清楚的,《雪夜》（自传之一章）曾写“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等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3]93郁达夫深爱祖国,然而对于中国的出路,他仍是不知所措的,《茑萝集自序》里写“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等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气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3]153理想的美好和现实的迷茫,促成了他塑造“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3]149”形象的零余者.
由上可以看出,早期零余者总是受到现实的压迫,但是并没有付出实际的行动,进而自身的理想和诉求破灭,于是只能做出病态的行为,而他们种种病态的表现,或是患病自杀,或是沉迷酒色.这正像悲观的浪漫主义者在面对困境时,往往不会积极的反抗,而是会选择自我逃避.
二、中期零余者：坚定的人道主义者
1922年,郁达夫回国.这时候他不仅仅是局限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颓废,而是认为“性的苦闷不就是人生的全部”,要“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更重大的人生的苦闷”[3]86.他将个人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注重描写个体在社会的压迫中所感受到的生的苦闷,包括政治的苦闷,经济的苦闷.从1922年到1926年,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郁达夫创作的过渡期,相应的,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也有所变化.这一时期的零余者往往会作为留学生归国,他们怀揣自由平等的理念,只会与政治黑暗,权贵横行,视知识为粪土的社会产生冲突,但是他们仍然胸怀理想,坚守原则,不肯同流合污,这其中还有的零余者尽管自己生计艰难,却仍然关心和帮助同样穷苦的底层人民.
《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的“我”失业住到贫民窟,因为衣服的破旧和神经衰弱,只能选择在春季的夜晚出去散步,可是我依旧会忍着饥饿,等着陈二妹一起吃“我”买的糖食,在我情动时,不去伤害纯洁的陈二妹;《薄奠》（1924）中即使“我”贫穷到无力养活自己的家庭,依然会偷偷地给人力车夫一块银表,为他烧纸糊地洋车;《秋柳》（1924改作）于质夫没有看不起卑贱的海棠,却同情她的遭遇等作者完整地描述了零余者与这些可怜可敬的人从相识,到相熟,到最后相惜的全过程,也许这只是一些小事,蕴含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郁达夫创造这样的零余者形象,正与其中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有关.他在《茑萝行》描写回国后的感受 “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来”[3]216《离散之前》（1923）“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颓风于万一,然而社会上的势利,真如草上之风,他们的拼命的奋斗的结果,不值得有钱有势的人一拳打.”[3]274-275以己度人,他知道在贫民窟、破庙中有“悲哀的男女”“可怜的读者”.所以他想借零余者和这些穷苦人简单的关爱“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3]32.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零余者虽然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仍然秉持人道主义精神.
三、后期零余者：自我救赎的精神囚徒
郁达夫将1925年作为自己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鸡肋集》题辞中提到“一九二五年是我颓废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等我就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等一九二六年年底,遷回上海等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夷,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等我现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3]1721925年,郁达夫对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仍然是焦躁和苦闷的,然而在他回到上海,寄情山水之时,他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得到了光明的去路”.这一系列的转变也直接体现到了他的创作中,从1926年底他回到上海到1935年他发表最后的小说《出奔》,这十年可以算作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后期.在这十年的作品中,他详细地展现了五四运动过后三种零余者形象,以及他们的精神困境和精神上所感受到的苦闷,同时也暗示了这些零余者的结局.
其一,零余者理想破灭,逐渐走向死亡.这些零余者和前期和中期的零余者形象差别不大,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延续.《微雪的早晨》（1927）朱雅儒不畏强权,正直善良,却被军阀抢走了未婚妻,自己忧郁而死.《杨梅烧酒》（1930）写留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回到祖国,却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唯命论者》（1935）像是《茑萝行》的延续,小教员李德君为一家的生计而劳苦,最后投河自尽.这些零余者不仅和社会格格不入,家庭关系也十分糟糕.《烟影》（1926）中的文朴,《在寒风里》（1927）的和尚都因自己的贫苦,或是遭到母亲的责骂,或是遭到兄嫂的欺凌,有家难归.他们正是这世上“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3]216的零余者.
其二,零余者被人性的弱点所打败,走向堕落.他们不是追求官能的享受,就是心理变得扭曲.《迷羊》（1926）讲述了小资产阶级王介甫对女戏子谢月英变态的占有欲,以及他和谢月英在南京和上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二人就似“迷路的羔羊”.《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刻画了郑秀岳颓废,迷茫,痛苦的一生.《出奔》（1935）革命青年钱时英在感受到自己是受到地主之女董婉珍的引诱和经历到对她厌恶后,竟放火烧了董玉林全家.这些零余者在社会的长期压迫下,人性异化.
其三,零余者回归自然,通过自然来滋养个体精神,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郁达夫深受卢梭“人性返归自然”的思想和传统儒道中乐于山水,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曾在三十年代的初期,退隐山林,这也可以显现出郁达夫创作精神的转变.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东梓关》（1932.9）《迟桂花》（1932.10）《飘儿和尚》（1932.12）,其中的《迟桂花》是集大成之作.“我”的老同学翁则生因肺病回乡隐居,然而病却莫名的好了,他做了小学教师,寡妹和母亲料理家务,一家人在乡间过着温馨宁静的生活;我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对翁莲的欲情也净化升华.这时的零余者同样经历了生活的苦闷,但他们却如迟桂花一般,乐观坚韧的生活,展现了零余者形象中积极的一面.
从悲观的浪漫英雄,到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再到自我救赎的精神囚徒,零余者形象的流变,与郁达夫的个体生存经验和外在社会的剧变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故而,零余者自身也成为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不同时期心态外现的窗口.
参考文献：
[1]罗成琰.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1994（03）：116-122.
[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86 ,93,153,149,86,216,274-275,3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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