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越中建构军旅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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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通既有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30多年来,朱向前对军旅文学执着守望,持续发声,有力建构,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真知灼见,不仅让理论批评界瞩目,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军旅文学创作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的“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军旅文学面对艺术变革的挑战”,一直到21世纪初年的“军旅长篇小说的第四次浪潮”“警惕文学影视化的双刃剑效应”“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与军队现代化进程如何接轨”“和平年代的英雄主义如何表达”“新军事变革实践的图景如何描绘”“最新军人形象如何塑造”等等,都及时准确地指出了军旅文学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相关的概括和命名甚至引領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嬗变.
朱向前始终置身于军旅文学批评的最前沿,他不但感同身受着新时期以降壮阔复杂的军旅生活,还以他的敏锐与犀利、睿智与才气、厚重与博大,发现与洞见军旅文学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及其在文坛的独特价值,并在第一时间里进行他独特的批评与阐释,对军旅文学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独特且分量极重的影响.
除了大量富有个性的批评文章,朱向前还倾力于军旅文学史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他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新世纪军旅文学十年概观》这两部极有分量的文学史著作,填补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研究的空白.2007年和2017年,由朱向前主编的这两部军旅文学史著作分别在京召开过研讨会,获得业内的普遍认可,被评价为“用力勤、钻研深、覆盖广、内容新、标准高”的军旅文学研究著作.
2019年9月,朱向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之作,覆盖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旅文学发展的全程和全貌,有90万字的巨大体量;不仅囊括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传统文体,亦将戏剧、电影、电视剧等艺术门类纳入视野,从内容形式、影响传播、叙事、思想精神、美学风格等层面统而观之、整体研究;此外,朱向前和他带领的学术团队还不畏繁巨,最大限度地搜集、整理军旅文学的相关史料,在附录中添加了参考书目、260余位作家的小传和一个7万余字的军旅文学编年年表.这极大地增强了这部文学史著作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如此翔实的史料爬梳和整理,殊为难得,颇具价值.
《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在此前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大幅度的深化和拓展,体现出主编朱向前在“史”与“论”这两个层面上的扎实功力.70年来,军旅文学研究无论是在文学史的书写还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构方面都十分薄弱.而《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可以说为当代军旅文学史研究构建了一个完整且成熟的“装置”,形成了一套兼具时代要求和军旅文学本质属性的、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语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既是朱向前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亦是对军旅文学史研究既有成果的打通和超越.
《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是深入文学内部肌理的,其中既有对思潮现象的概括和描述,亦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判断和评价.“比如在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方面,既深入讨论了朱苏进、朱秀海、徐贵祥、周大新、柳建伟等典型军旅作家的创作成就,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邓一光、都梁、麦家、刘醒龙、肖亦农等非典型军旅作家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散文方面,不仅研究了周涛、王宗仁、朱增泉等比较典型的军旅作家的创作,还前所未有地充分关注到了影响广泛的‘现象级’的将军、学者的‘跨文体写作’和余戈的‘微观战史’写作,甚至还首次对一些将军诗人领衔的旧体诗词创作现象予以梳理、评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王凯、西元、裴指海、王甜、朱旻鸢、董夏青青、傅逸尘等新生代作家、评论家给予了充分关注与推重”[1].朱向前对中国军旅文学70年发展历史的研究,是建构在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对时代精神的深刻体察以及对文学审美的独特理解之上的.在注重解读评析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同时,朱向前亦非常注重从时代精神、文化背景、文学生态等宏观层面,描摹出军旅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整体风貌.
《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这样一部重量级的文学史专著,向所有关心军队、关心军旅文学的读者证明,军旅文学曾经有如此光荣与辉煌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还将伴随着人民军队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继续延伸下去.可以说,《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给新时代的军旅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给军旅文学研究与批评打了一剂强心针.军旅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不正是依凭一代一代的著名军旅作家、批评家的接续奋斗和文学实绩争取而来的么?
二、“挽狂澜于既倒”的反拨与担当
由此,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慨：如果缺少了朱向前敏锐的文学目光和那些锐利的理论批评文字,军旅文学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它的辉煌是否要大打折扣?联系21世纪初年军旅文学批评的现状,这种感慨便更加深切.军旅文学批评自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便风光不再,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地位已陷窘困.批评家队伍的青黄不接,理论批评阵地的迅速萎缩,使得本就式微的军旅文学批评和研究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严重缺席与失语.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无人研究,新人新作得不到推介,缺陷和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批评.
无独有偶,进入21世纪,在几部出自国内知名高校、由权威学者编著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中,“军旅文学”作为一个专题或曰特定的概念范畴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代文学的各个思潮以及各个时代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中,也几乎看不到军旅作家作品了.军旅文学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之事实.“当前军旅文学发展面临形势之严峻不言自明.从外部大环境看,当下政治文化环境异常复杂,主流核心价值表达还不够有力.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强势崛起,迅速占领大片文化空间.另外,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社会形态剧烈变迁,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受到巨大冲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军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还没有在文化战略层面做出富有成效的应对,拿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有力地将自身的核心价值表达出来.而反观欧美、日韩影视产品,不仅大量进入中国,而且携带西方价值观念,在文化输出方面形成强势.本应是双方对话变成了一方独语,本应是代表我们独特价值的文化输出却变成了文化媾和.这种形势,不能不让我们深感忧虑.从军旅文学创作方面看,我们从事原创性创作的队伍在萎缩,富于突破性的作品在减少.在中短篇小说领域,主要是一批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坚持创作,并且相当程度地存在创作格局过小、历史纵深不够、思想力量单薄、创作风格单一的问题.在长篇小说领域,相当部分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熟作家的创作热情有所减退,创作方法的创新突破不够,对时代的把握深度不够,有明显的僵化、退化倾向,甚至大批转行从事影视剧本创作.等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看,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建设的困惑和学院化倾向.当我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学习各种文艺理论,却愈发有种水土不服的感觉.那种让我们感动的英雄主义,让我们魂牵梦系的雄健美学竟然离我们渐行渐远,更无力建立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另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下,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该何去何从?是将自身毫无保留地融入进去,还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2]对于军旅文学的时代困境和现实处境,朱向前有着充分而深刻的认识,显露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清醒与智识.
事实上,在1980年代中期肇始的“重新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30多年来,我们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认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文学史的“重写”从对“”的批判与反思,向前逐渐延伸到对更为久远的革命历史、集体主义、民族国家观念的重审,并向后延伸至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阶层、个人等社会学问题和话语方式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重写文学史’也逐渐获得理论自觉,以‘文学性’‘个人性’‘日常生活’等启蒙主义的基本概念作为支撑,在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文学与政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人们依据启蒙主义为基础的‘政治正确性’,通过重新确立‘文学’的本质或总体性、重新分期或分类、重新设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等方式来接近和表述更‘真实’的‘文学史’.通过这种‘重写’实践,左翼文学史建构的文学秩序被颠倒过来.不少过去被主流左翼文学史视而不见的文学现象得以浮现,许多被忽略或埋没的作品、作家得到新的关注和评价.而左翼作家则开始‘走下神坛’,被批评、反思与重新评价.在某种意义上,‘重写文学史’形象地再现了80年代以后以‘’乃至整个革命历史为‘他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政治策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从主流到边缘的地位变化,与社会整体文化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剧烈变动紧密相关.军旅文学之所以会被高校学者主导的文学史放逐甚或取消,恰恰是因为其自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军旅文学作为一个中国特色浓郁且独立自足的题材领域,其单一的意识形态规定性和显明的政治导向性,都决定了军旅文学注定得不到西方文学理论背景深厚的学院派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的认同与青睐.
事实上,文学史的书写一方面勾连着对历史进程的回溯与建构,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对文学自身价值的理解和判断,因此,文学史著作要对作家、作品有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和定位.套用柄谷行人的话,可以说：所谓“文学”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型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4]我们的文学趣味与我们所受的文学教育息息相关,都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性“知识”.既然是知识,就要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授和习得.“文学”,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是被教出来的东西”[5].文学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它要传世,要影响到各个层级的文学教育,要影响到后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文学思想、观念、审美和趣味.也因此,朱向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的出版,对于虚弱异常且处于焦虑之中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而言便颇有了几分力挽狂澜的悲壮;它不仅及时有效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亦是对某种不无偏颇的学术思潮和文学观念的有力反拨,更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研究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这是朱向前的光荣,更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幸事.
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反学院化”的批评风格
对于文学史写作来说,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趣味,而是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朱向前不仅持续跟踪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还将关注的目光延伸至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境遇.他的文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怀揣着强烈的忧患和问题意识.“从19世纪初叶开始,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逐渐成为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百年以来,因为屈辱沉重的历史记忆,中国梦与强军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和最高目标,从未怀疑、从未动摇.只有当我们准确把握了中国的历史现实境遇,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學的探索重建才能扎稳根基.今天,中国军队承平日久,虽然新军事变革持续深入,但国际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没有强国强军作为保障,你就无法避免战争威胁.等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境遇发生深刻变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虽然这个时代还仅仅初显峥嵘,却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足以承载我们重铸军旅文学美学风范的理想追求.”[6]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境遇的深刻理解,朱向前对于具有时代特色的军旅文学的美学风格的坚守和持续建构就更显珍贵.
军旅文学的经典化和传承困境让朱向前忧心,更让他念兹在兹的则是要通过军旅文学史的研究和批评实践,来重铸凝聚中国精神的军旅文学美学风范.在他看来,“随历史进步而呼之欲出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首先应该是中国的,其次应该是时代的,最终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强音和文化先声.说它是中国的,意味着它应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代表了民族强健文脉,并始终坚持其不可改变的核心价值取向.说它是时代的,意味着它必须脚踏中国大地,体会时代脉动,介入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历史进程,表现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魂魄,进而形成自身鲜明特色.说它是精神强音和文化先声,意味着它理应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先锋,走出靡顿低矮的文化困局,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以自身的巨大魅力打动人、感染人、鼓舞人,最终在中国文学史和 精神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7].正是得益于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把握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朱向前的文学批评兼具了高蹈和厚重的理想主义气质,在同时代的批评家中面目出挑、独树一帜.
正因如此,“雷达先生生前曾不止一次口头或书面称道朱向前,说他善于从大的历史走向着眼,敏于发现某种趋势并及时给出归纳、命名与提示,我对此也深有同感.所以,朱向前的名字总是与当代军旅文学的发展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要想了解军旅文学的发展轨迹、最新态势,要了解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重大创作思潮,朱向前的文章是不可不看的.他特别敏感于新的思潮与现象的变化,富于宏观性的概括力,善于全局在胸地把握军旅文学整体性的潮汐变动,用属于他自己特有的新鲜的、准确的、具象化的语汇,来描述创作的流向.这也是他区别于大多数同行的重要原因”[8].
《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可以说鲜明地打上了朱向前个人风格的烙印,他本人的批评特点在这部书中得到了非常具体和生动的体现.那就是他敢于命名、擅于命名;敢于判断、擅于判断;敢于预言,擅于预言;敢于超越,擅于超越.他的几乎每一次预言,我们回过头来看,都得到了事实的验证.这种个性化的批评风格、敏锐的艺术直觉,在这样一部文学史著作中还能保留清晰的印记,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也非常难得,在同类著作中是仅见的.对于朱向前主编军旅文学史的特点,他的恩师徐怀中先生有如下三点概括：一、深入骨髓的军旅生命体验;二、实弹的创作实践经验;三、强烈敏锐的历史主义意识.[9]
在徐怀中看来,朱向前14岁初中毕业下放农村当农民,16岁从军,是从睡地铺的新兵连生活开启他的军旅人生的.因此,他对这身军装特别珍惜,对基层部队生活从连、排、班直至每一个单兵从训练、操课到饮食起居特别熟悉,对周遭的战友兄弟的身世经历、愿景梦想、喜怒哀乐特别理解.也因此,他和那些来自学院派的批评家们拉开了距离等正是由于他发自内心对这支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军旅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热爱,才有可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由于朱向前是从文学创作转过来搞批评的,他深知创作的甘苦,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他的批评不仅是参照理论书籍,还可仰仗自己切身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直觉,往往更接近文学的审美本质.由于有这方面实践经验打底,他的判断眼光堪称一流,洋洋洒洒甚至以数万字的长篇评论,向中国文坛隆重推出莫言、周涛、朱苏进三剑客.此后如朱秀海、徐贵祥、柳建伟、陈怀国、李鸣生等人,基本上都是由他最早撰文大声疾呼,迅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能否及时准确地发现好作家好作品并予以推介,是衡量一个批评家的基本标准.而作文学史研究,则是将这些好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过程.首先就是要选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家与作品,如果你选不准或者遗漏了这个时代哪怕是一两个重要作家或者三两部重要作品,你说你的观念如何正确、方法如何先进,也都是没有用的.朱向前的理论谱系可能不是多么完整完善,但是他的历史眼光值得信任,这一点做到位了,这本《70年》也就基本立在那里了.[10]诚哉斯言！朱向前的文学生涯是从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起步的.直接真切的创作实践,沉入生命的写作,使得朱向前的文学史研究和理论批评文字,形成了迥异于学院派批评的独特风格.
在我看来,批评家与作家最本质的差异不在于思维方式.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在批评家与作家的写作中都是存在着的,表现方式的不同才是决定他们最终成为批评家与作家的本质因素.如果按此逻辑进行各自的写作,我觉得他们就都有可能更本质地接近文学.问题是我们当下的批评家们似乎更看重理论本身在文学场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学术性、学理性成为评价文学批评的标准,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在凌空虚蹈中孤芳自赏而不能自拔,理论的狂欢离鲜活的文學现场渐行渐远.我不知道这一价值取向是否与20世纪理论批评非凡成就的诱惑有关,抑或是受现行的文学批评机制的规训也未可知.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文学批评倾向的最直接的恶果是文学批评没有有效地参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具体进程,更遑论引领当下文学创作的走向.从这种意义上讲,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比较,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软弱无力不说,而且已经失去了有效性,说是一种空转甚或倒退也并非耸人听闻.朱向前虽然身在学院（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直至在副院长位置上退休）,但他的批评实践却与学院派批评的风潮背道而驰.对于学院派批评存在的问题,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中国院校规模迅速扩张的大背景下,有些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一是为做论文而做论文,二是现实感弱化,三是艺术鉴别力粗糙,四是理论吸纳不加鉴别.我们应该防止军旅文学批评研究的过度学院化倾向.”[11]他也不只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包括《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的其他撰写成员）,要尽量把握军人与学者的平衡,要强化自身的文学感受力和判断力,要加大强化作家作品的解读,努力沉入军旅生命的体验.
朱向前的批评文章,讲究章法和韵律,语言与叙述温婉而雅致,有一种一边呷茶一边徐徐道来的韵味,单用直觉式、散文化这样的描述显然不足以彰显其魅力.过去我们通常会将语言与叙述划入风格的范畴,其实语言与叙述本身就是文学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现在已经日益被更多的作家所认知.但是研究语言与叙述的批评家们却鲜有对批评的语言做出“文学性”或曰“艺术性”的探索者,朱向前当是一个佼佼者.我们当然不应将对批评语言与叙述的探索仅仅视为批评家的风格,它的内在意味其实正是批评家文学或艺术感受力的一种显现.朱向前充满诗性、重视感受的批评文字往往能够深刻地把握与揭示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他没有如当下的批评家们那样习惯性地甚至依赖性地引述西方的理论批评观念,而是完全沉浸在中国化的批评方式和语境之中.如此独立、纯粹的批评立场和风格,在当下活跃而成熟的批评家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黄金批评”：想象朱向前的批评面相
要想真切而深入地理解朱向前独特的批评实践和批评风格,就必须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史现场.唯有重返“黄金时代”的军旅文学现场,我们才能较为清晰地勾勒和想象出朱向前文学批评的整体面相.
谈到20世纪十年代,朱向前以及其他同时代的军旅作家、批评家都会对那个军旅文学的辉煌时期充满敬意和深情.那种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名家辈出、佳作涌流的文学现场,让年轻的朱向前充满了对时代的浪漫想象和理想主义的文学.的确,那个时代的军旅文学不仅引领着社会风尚,亦引领着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潮流,那是一个属于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寄寓了后来者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想象.“黄金时代”的军旅文学,老树着花新枝吐芽,大作频出思潮迭涌,不仅不间断地震撼文坛,其影响还波及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选择报考1984年开始招生的首届“军艺文学系”,无疑是朱向前人生中最重要的节点.而入学军艺后,他放弃创作改做批评或许会有一点儿“被”批评的味道.彼时彼地,朱向前批评才华的显露是颇有意味的一种存在,且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一点宿命的味道.
读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文字,或者听他的文学讲座（包括近年来他倾注心力的“研究”的相关成果）,那种由流畅与造成的感染力几乎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我一直想探究朱向前文学批评的与感染力的源头与成因,最早的认识似乎是局限于个性与军旅文学自身所蕴含的诸如崇高、英雄、主流意识形态等使然;当然会有这些成分在里面,但后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与那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塑形有关,因为在朱向前以及同时代的诸多理论批评家和作家的心灵深处都明显地印有那个时代的痕迹.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思想道德与文学已经融入批评家的血液中,进而成为他们批评的自觉,此后30余年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学批评观念似乎都无力改变这种自觉.
几乎与《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出版同时,2019年12月,由徐怀中担任名誉主编、朱向前执行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军旅文学套系,集结了从1927年建军至今几乎全部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共70卷近3000万字,收录的作品总共超过了700篇;题材囊括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话剧,以及影视文学剧本等几乎所有文学体裁,规模之大,品质之精良,前所未有;其中长篇小说34卷,占到总量的一半,与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8家出版社联袂推出的“70部长篇小说献礼70年”之中军旅题材33部持平;而中篇小说13卷则比较突出,集中反映了20世纪十年代军旅中篇小说的异军突起与重要收获;此外,这套大系还特别注意到了此前各路选家都比较忽略的戏剧、电影文学和理论批评,各选编了3卷,均约100万字,从而呈现出了一个较为全面整体的军旅文学面貌.
作为执行主编,朱向前对《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的定位和评价是：讲述的都是“最硬核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以选本的形式对中国军旅文学做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一次经典化的重构,为读者阅读经典提供了可能,为文学史家和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高质量的参考读本.这些都寄寓了执行主编朱向前从另外一个向度上达成军旅文学经典化的努力.近年来,朱向前更倾心于发现和培养青年军旅批评家,并为构建一支以“70”后为主体的军旅文学批评生力军而殚精竭虑,其成果已经在接续出版的三部军旅文学史著作以及这套《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中得到了印证和展示.
从世纪之交的《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到21世纪10年代的《新世纪军旅文学十年概观》,再到这部最新的《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20年来,朱向前在军旅文学史领域的深耕和建构,为军旅文学及其所承载张扬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留存下最深刻的“记忆”和最鲜活的“肉身”.概而言之,《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從军旅文学的思潮嬗变着眼,从每一个作家作品的细节入手,从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遗忘、忽略的角落里起航,在一片空白与荒芜中重现中国当代军旅文学最为雄伟壮丽的景观.70年的军旅文学,在朱向前持续不断的自我超越和宏阔的历史吞吐中,呈现出了清晰的文学面相和非凡的学术气象.
参考文献：
[1]徐怀中：《军旅文学砥砺前行的见证—读〈中国军旅文学史〉》,《解放军报》2019年10月21日.
[2]朱向前、西元：《重铸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文艺报》2013年8月30日.
[3]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4]柄谷行人的原文是：“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型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2页.
[5][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9页.
[6]朱向前、西元：《重铸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文艺报》2013年8月30日.
[7]朱向前、西元：《重铸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文艺报》2013年8月30日.
[8]徐怀中：《军旅文学砥砺前行的见证—读〈中国军旅文学史〉》,《解放军报》2019年10月21日.
[9]徐怀中：《军旅文学砥砺前行的见证—读〈中国军旅文学史〉》,《解放军报》2019年10月21日.
[10]参见徐怀中：《军旅文学砥砺前行的见证—读〈中国军旅文学史〉》,《解放军报》2019年10月21日.
[11]朱向前主编：《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460页.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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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艺术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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