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该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新时代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21世纪初,世界格局依然风云变幻.新时代、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进行不断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举全国之力,党民一心共同抗疫.在抗疫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政府,既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优势,也表现出了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不足.本文以“抗击新冠疫情”为例,阐述了国家治理的优势,也提出了国家治理的不足,并浅析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冠疫情;治理;国家治理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了多项冲击：健康冲击、经济冲击、融资冲击、发展冲击.中国的各项发展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畏艰难困苦,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制定防控疫情的措施,对武汉首先采取封城措施.“封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不要受到病毒的威胁.根据报道,中国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使患者的人数得到了下降.“第一个下降是新增的确诊病例总数在逐步下降.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从2月12日最高峰的15152例下降到了2月20日的900例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公民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护,做出努力的结果.
一、以“抗击新冠状病毒”为例,阐述国家治理的优势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疫情防控工作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集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对口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据人民日报报道,从除夕夜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到2020年3月8日,全国已经有346支医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与当地医疗人员并肩作战.支援武汉和湖北医疗队已达到4.26万人,其中重症专业达到1.9万,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政府的快速行动得益于其制度优势,同样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国家治理优势.
在世界疫情肆虐的今天,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控制疫情,彰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国家治理优势.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是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实行领导的集中制政治体制.此次疫情防控展现出中国之治在应急动员、组织指挥、决策部署方面的突出能力,凸显了制对重大疫情应急管理、重大危机综合应对的有效性.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提出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全国人民在总书记的领导下,团进奋进,真抓实干,正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这次抗疫的胜利,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中国政治体制、行政体制、人事行政、领导制度、财政体制等各方面的优势.因而,在总书记的领导下才能短时间内集结大量物资、大量医疗队伍奔赴武汉前线共同抗疫.
(二)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步
在这次疫情中,首先中医药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离不开中国医学的发展进步.尽管中医药受到西方国家的排斥,但是,中国的医学专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认为中医药是科学的,是“东方哲学”,是治病救人的良材.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在草本植物青蒿中发明的——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为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中国对新冠疫苗的研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不仅在医学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同样在公共卫生学、公共管理学、应急管理学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学科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例如中国为应对疫情,政府在全国十三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各级政府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今年政府各部门的公共预算支出用在基层的高达两万亿.而政府部门自身的支出要消减一半以上.这是中国领导者始终从以民为本的原则出發作出的伟大决策.
(三)中国的政策制度更加透明
薛澜教授讲：“对于多数民众和学者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有的政策横空出世,有的却半路夭折;有的政策昙花一现,有的却百折千回.”这说面过去,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复杂性.但是在本次抗疫过程中,中国政府的每项政策都及时的通过媒体公布,同时开辟网络渠道,听取民众的意见,领导干部及时下基层听取民众的呼声.对于不恰当的政策制度及时的修改和改正.凡是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及时纳入政策议程.这极大的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2020年6月,中国首都北京,输入型病毒的扩散使得北京多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对于病毒扩散地的新发地进入临时管制状态.各大媒体、自媒体、网络、报纸杂志及时报道,北京市政府和国家疾控中心及时采取对策,及时公布感染病例,及时制定交通管制政策,及时对中小学采取线上上课等政策制度,全都彰显了中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上更加科学、透明、有效.
（四）中国人民整体文化素质的进步助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
新中国在中国的领导下,施行义务教育法,提出了建设“985”和“211”工程重点高校.新时代又提出了建设“双一流”的世界名校.在本次抗疫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马克主义员,他们始终冲在抗疫第一线,舍小家顾大家.这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普通百姓,又有刚步入大学的大学生,既有普通环卫工人,又有身居高位的院士.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长,把防控和抗击疫情放在第一位.中国从农村、社区、城市的严格防控,到各个医院的精准救治,中国人民勇敢、坚强,沉着有智慧的抗击“病毒”的传播,运用医学和相关知识治病救人,彰显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巨大进步,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家治理中起了重大思想武器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语言之所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政治斗争性.”中国在新冠疫情抗击过程中,面临中外不法分子的破坏,一方面是外国势力通过媒体网络攻击中国政府和人民,把自己的抗疫不力甩锅给中国;另一方面是国内不法分子,不配合抗疫,例如香港的“废青”非法集会设置路障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在团结这人民抗疫同时,与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相信,最终会取得抗疫伟大胜利.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国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在武汉抗疫过程中对病例人数的修正正是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新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抗疫期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脱贫致富,实现国家全面小康的目标,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优势.
二 展望未来,认识国家治理存在的不足
新的时代面临新的挑战.这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突发传染病预警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此,可聚焦相关制度短板,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机制.从新冠疫情的防治过程看出,新的突发事件对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管理学家罗宾斯提出的职能型结构、分部型结构、有机式结构等结构形式,在新的环境下,有待政府根据需要,按照马克主义理论,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设置组织机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家最终消亡,一切阶级不复存在.但是,民族层面的组织机构还是存在的.因此组织机构和职务设计、人事行政要配套合理.政府要因时因地的进行组织变革和创新,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完善组织的领导体制,提高行政首长的领导力,健全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
（一）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造成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但是在分税体制下,地方财权小于事权,财权受到限制,大部分要上交,致使在应急事故处理时财政不足,需要全国的救济的捐款.再者,现有财政资金的利用水平不高,也缺乏科学化管理,导致财政资金利用的低效率.在本次抗疫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如湖北武汉,财政资金不足,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捐款.政府应以防控疫情为契机,加速改革的进程.“公共部门、事业单位和政府行政机构的组织运作和改革‘内嵌’于我国特定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经济社会制度下,各种制度间相互影响共同影响了改革的进展、实施和效果.”因而,政府应以财政体制、人事行政体制为突破口,改革和完善财政、人事、行政、监督、监察、责任体制等多方面的协同和配套的改革,使得政府和民众在解决突发事件时,有足够的血液做后盾,有权有责的积极开展工作,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二)地方政府考核的政绩观存在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各级党的干部应具有科学的政绩观.鉴于地方政府党员干部政绩观存在的问题,如唯GDP论,中国应进行政府再造实践,应以“顾客至上,民众优先”,删减法规,简化程序,授予权能,追求成果,节约成本,提高效能,进行财物管理改革.如制定财物法、财物责任法,进一步实行政社、政资、政企、政事和政市之间的改革.完善政府改革理论体系,营造政府改革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注重政府价值层面的改革,涉及政府人员的心灵改革,从控制导向的管理专向服务导向的治理.同时注意政府工具层的改革,涉及政府的治理方式、方法以及公务员做事的方式等.从工具层、价值层树立地方政府正确的政绩观.
时代在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本质层面关于社会发展本质及其规律的揭示;二是运行层面关于发展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因此,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应不断创新,改变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教育公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进步.
（三）国家治理在危机管理的疏緩、危机的准备、危机的应对、危机的恢复和重建四个方面缺乏配套的制度安排
新冠疫情疏缓阶段,李文亮等医生受到警方的训诫.疫情期间,山东百姓捐的物资如蔬菜腐烂在武汉某区的仓库中,而武汉居民却无菜可吃.整个疫情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中国在危机管理准备、应对、恢复和重建方面的政策制度滞后,尤其缺乏各方面的系统协调的制度安排.
国家危机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有待制定,危机管理的机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有完善,危机管理的信息体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缺席,危机管理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危机管理意识有待加强,多边合作和国际合作的危机管理有待形成.以绩效为基础的危机管理制度体系缺乏,这些都是国家治理能力面临挑战的问题所在.
(四)人治化管理思想依然存在,影响法治化进程
中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对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即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剧,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法治.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中国应始终高举法治旗帜,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人治管理” 的思想根深蒂固,突发事故期间部分官员和行政人员依然有“无政府思想”,搞形式主义,躲避法律的约束和控制,对平等、生命、财产的保障置若罔闻.用形式法治掩盖实质法治.最主要的是官员缺乏对“正义”的理解和尊重.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不仅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是符合正义的.建设法治政府,克服人治管理思想,建设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崇尚公平正义的法治政府.
三 寻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途径
（一）从“利益”视角解决治理的困境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理想的秩序首先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即“公民利益之间必须足够和谐,以便他们能够分享并按照一种强烈的普遍善的感觉行事,这种普遍善不会与个人的目标或利益存在显著的矛盾.”公民之间必须具备高度的同质性特征,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冲突并在公共善方面产生明显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集体利益.政府官员运用公共管理学,重视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政府应扩大治理的参与主体,公民、第三组织、媒体、政党、社区等都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多方参与主体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利益冲突,实现和谐的现代化治理.
(二)进一步完善权责结构和建立权责一致的制度机制
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实行分权,尤其分权给专业科技医疗部门.经过新冠疫情,政府应赋予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原因不明疫情的预警权.现行传染病防治制度是地方发现不明疫情上报国家疾病防控机构,国家疾病防控机构开展调研提交疫情报告经国家卫健委报国务院批准后才能公布.这种高度集中的预警决策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处于被动局面,容易错失疫情防控宝贵时机.做到权责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实行放权分权后,同时要建立预警迟滞的责任追究机制.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及时预警造成疫情扩散,则要进行责任追究.明确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与疾病防控机构的职责分工,避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中国民族众多,依据中国的国情和国家治理的需要,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国的港澳特别行政区,地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和人事权等都应与其承担的责任相匹配,应通过立法,规定各个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保证权责一致,行为规范,运转协调,人事匹配等.中国政府可以依靠学科建设,培养优秀科研人才,进行科学的引导研究,促进机构和人事权责一致的立法进程.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善干部队伍、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
马斯洛提出人类有5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事实上,人类达到一定年龄这五个方面的需要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领导干部.很有优秀的领导干部很有政治抱负,而且以“人民服务为宗旨”.但是该领导干部最后却成为腐败分子,尤其是在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所以要健全激励—保健制度,让每位优秀的领导干部都能无后顾之忧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完善奖惩制度.新冠疫情期间对出征抗疫的医务工作者给予子女高考加分的政策是在用人和激励人上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制度.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人民的呼声为信号、人民的需要为要务、人民的福祉为工作内容、人民愿望为已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失职失责的党政干部及时依法处理或免职,正是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完善干部队伍、提高人员素质的决心.
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社会形态更替视角看,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目的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类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所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发展和治理国家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和核心.
（四）建设具有公信力的合法性政府
重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社会资本.认识到“政府失灵”的表现.其主要表现在成本过高、成本和收益的分离、内部性问题、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寻租、政策执行无效率等.港版国安法的通过,表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维护统一的决心.香港社会的乱局是国家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对香港治理不足的体现.中国应在政府再造的战略选择下,注重政治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的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用马克主义理论建设合法性、服务性、有效性政府.
政府诚信缺失关系国家存亡、削弱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引发社会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政府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的追求、政府诚信制度建设不完善、政府诚信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政府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政府公职人员诚信意识不强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应该构建政府诚信的法治环境、加强政府诚信的道德建设、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政府诚信的监督机制.
四 综述
本文基于“新冠疫情”下,中国政府抗疫治理过程中彰显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运用马克主义理论分析了国家治理的不足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有效的政府才是人民需要的政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以民为本的政府.尽管世界上不存在尽善尽美的万能政府,但是建设清正、廉洁、高效、合法型政府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最糟糕的腐败便是政府的无能”.一个好的社会基本上是有良民和良官所构成的.政府的治理是一个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过程.“一般而言,政府本身不易从内部主动地改造,政府的为善与为恶,尽责与失职,在很大程度上视国民是否尽力合理的督促的作用.因此在谋求公共部门的责任问题上,公民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终极目的也是实现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人民权力,扩大公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影子政府”媒體组织的作用,提高政策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提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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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龙贤（1988—）,女,汉族,安徽合肥,研究生学历,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
总结：归纳上文：该文是适合本科与硕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相关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写作参考和有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教你怎么写新时代方面论文.
新时代引用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2000字
[2]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硕士学位论文范文5000字
[3]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论文范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政方面论文怎么撰写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