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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行政财务论文范文参考：基于绩效管理的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研究
综观我国预算会计、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构成的会计领域的改革,我国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2004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率先单独就民间非营利组织制定会计规范,这在国际上尚属领先地位.随后,2006年财政部又发布了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同.目前,我国会计领域的改革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理论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政府会计.我国政府会计迎来了改革的黄金时期.笔者在认真审视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对政府会计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基于绩效管理目的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的设想.
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就其制定背景来看,其主要目的是满足政府预算管理的需要.而目前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的职能发生了改变,政府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在此影响下,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也转向了政府绩效管理.政府会计作为绩效管理重要信息的来源,显然,原有的预算会计体系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如何构建新的政府会计体系,这需要从政府的受托责任角度来分析.政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按照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同可以分为合规受托责任、财务受托责任和绩效受托责任.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基本实现了对政府合规性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反映.而对于实施政府绩效管理而言,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不再仅仅局限为合规性的会计信息,更重要的是财务信息和绩效信息的全面披露.因而,新的政府会计体系要对政府财务受托责任和绩效受托责任也能进行反映,这就需要建立我国政府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方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其核心就是以绩效管理为导向构建由预算会计、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会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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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我国政府会计体系构建过程中,西方各国在政府会计改革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国外的政府会计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世界各国纷纷进行了以改革政府会计核算基础为主线的政府会计改革.改革基本可以分为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德法模式三大类.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模式政府会计在很多方面独立于预算；以英国为代表的英国模式政府会计则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预算.政府包括预算在内的所有活动都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德法模式的政府会计实际上只能算是预算体系的附属物,其核算基础仍然是收付实现制,行政控制是政府会计的主要目标.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经验对我国构建新的政府会计体系有很多启示.首先,在改革方式上,各国实际情况不同决定了政府会计改革方式也会不同,主要有“一步到位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也各有适用的情况.我国应在这方面慎重选择；其次,在处理预算和政府会计的关系上,我国也应借鉴其他国家做法注重协调二者的关系；最后,在改革的实施环境上,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政府会计改革只有在公共管理改革的整体氛围中各相关制度配合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认真总结世界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了政府会计的理论体系、核算体系和报告体系的构建问题.在政府会计的理论体系的研究中,文章重点从政府会计的目标、主体、核算基础和会计要素内涵的界定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显然,为满足政府绩效管理的需要,政府会计的目标、主体、核算基础和会计要素都会较原有的预算会计体系发生显著的改变.
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目标定位的问题上,本文围绕政府会计“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什么样的会计信息”以及“提供这些会计信息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三个问题展开了分析.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构成来看,我国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呈现越来越多样化,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的趋势；我国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相当广泛,主要体现出为从过去主要对预算执行信息的需求,转向公共服务成本、公共绩效管理和财政可持续性等财务信息的需求变化；从使用政府会计信息的目的上看,不同使用者会持有各不相同的目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笔者将我国的政府会计目标划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其中,基本目标界定为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具体目标方面则从预算管理目标和财务成本管理目标两方面进行界定.在会计目标实现的次序上笔者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渐进式发展,在合规受托责任的目标实现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财务受托责任的目标,进而向更高层次发展,即向绩效性受托责任目标的实现而努力.
对于我国的政府会计主体,为了全面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界定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采用“组织主体”和“基金主体”的“双主体模式”.政府会计的组织主体又可以具体区分为核算主体与报告主体.其中,政府会计核算主体可以大致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指主要接受国家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政府性基金.报告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以及使用公共资源的相关单位(主要指行政单位和接受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从报告形式上看,又可以具体分为单个报告主体与合并报告主体这两个不同层面.尤其是合并报告主体的界定上,关键问题在于确定报告主体应当由哪些个体构成,将这些个体纳入合并范围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对于基金会计主体的确定,可以借鉴美国政府基金会计的合理内核,对个别项目的核算采用基金会计形式,编制基金财务报告.
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全面分析了会计核算基础的类型,并重点对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适应我国新的政府会计体系的构建,应建立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并行的“双轨制”会计核算基础.具体来说,以预算管理为目标的政府预算会计系统采用收付实现制基础进行核算,以财务成本管理为目标的政府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系统,则需要引入权责发生制基础进行核算.
基于绩效管理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合理确定会计要素的构成及定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着重比较了各国际组织对政府会计要素的界定,认为我国政府的资产应尽可能确认现有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负债方面既要包括显性负债也要包括隐性负债,其中,隐性负债则考虑披露成本和绩效评价的需求,采用适当方式在表内或表外确认或披露；对于净资产,若要使其客观反映政府履行责任的持续能力,关键要注意政府资产与负债确认的合理性与对称性；收入方面需要根据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的要求全面反映政府的收入来源；支出要素则应全面反映政府资源的总耗费,包括政府所有的付现成本和非付现成本.
在构建我国政府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从会计实务的角度的进一步探讨了政府会计核算体系的构建问题.笔者根据政府会计的不同职能结合对政府会计目标的分析,将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划分为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和政府成本会计三部分构成内容.在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部分中笔者创造性地就其各自的核算基础、核算内容以及主要的账户设置和相应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大胆设想.尤其是对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在新的政府会计体系中如何协调的问题,笔者提出涉及预算收支的业务要采用在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中平行记录的方法,这不失为解决这一实践中难题的可行途径.在政府成本会计中则侧重对建立成本会计的意义、成本会计的核算范围和核算方法进行了探讨.
政府财务报告作为政府会计的最终产品,它决定着能否为政府绩效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本文认真分析了目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新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构成内容进行了具体设计.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适于采用双重报告模型,即分别从政府组织层面和基金层面进行报告.从财务报告的披露方式看,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应由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组成.其中,财务报表又分为基本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和财务报表附表三部分.对于财务报告各部分包含的具体内容,笔者以列表的形式做出了具体的阐述.
综上所述,笔者以政府会计相关理论的分析为基础,通过对国外政府会计改革经验的借鉴,着重从政府会计理论体系、核算体系和财务报告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以绩效管理为导向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的构建问题,以期对我国如火如荼的政府会计改革实践有所裨益.
第二篇行政财务论文样文：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94年提出,现代社会包括三大部门：第一部门是政府.政府是行使统治、立法和管理职能的机关、职能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检察机关等；第二部门是企业.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第三部门是非营利组织,包括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基金会、行业协会、学术协会、宗教组织等.当政府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政府失灵)、企业又因为营利动机而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市场失灵)时,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体系,比政府和企业更有效率和效果.
非营利组织不仅是一种组织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非营利组织传播慈善文化,倡导志愿精神,关心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正,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均衡社会分配,缓解社会矛盾,推动互助、互惠、互信的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将财富反哺社会已经成为富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富人开始对财富的不良影响有了深刻体会,他们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社会事业,追求社会利益,让商业资本直接变现为社会资本.
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和公益产权,利润禁止分配,享受税收优惠,资金来源广泛,依赖于捐赠人的志愿捐款和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运营发展.而且,非营利组织享有公共资源,因而负有公共受托责任.由于信息不对称,非营利组织需要通过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来反映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编制财务报告准则的基础和指导.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捐赠人、政府、受益人、社会公众等信息使用者了解组织的财务状况和*流量,评价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持续性,评价组织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作出合理的捐赠和其他资源分配决策.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基础存在*制和应计制的双重基础.笔者认为,为了真实反映非营利组织的业绩水平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应当采用应计制的会计核算基础.非营利组织不设置利润和所有者权益要素,而根据捐赠人的限定条件进行分类来反映组织的净资产.因而,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企业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笔者认为,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差异性,应当考虑非营利组织提供产品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的特点确定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对非营利组织是否需要制定单独的财务报告准则尚未达成共识,因而很多国家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准则,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准则有与企业统一的趋势,不过考虑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应当针对其特殊业务制定专门的准则.由于非营利组织不设置利润要素,不采用“底线会计”,因而应当通过业务活动表反映组织为完成使命开展的各项业务取得的收入和发生的费用.而捐赠人对非营利组织支出水平的关心,使得组织应当专门编制职能费用表来反映各项活动发生的具体项目,以利于捐赠人对组织的监督.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一大特色是根据捐赠人的限定条件设置不同的基金,作为单独的会计主体编制基金财务报告,并通过预算会计控制基金的开支,以基金和预算代替企业的利润来控制组织的财务资源的合理使用.
和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应更侧重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公司的股东关心公司的盈利能力、发展前景和各种风险.同样,捐赠人也非常关心非营利组织的业绩.研究发现,捐赠人最关心的是非营利组织的效率和效果.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应当通过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帮助使用者分析组织用于服务支出、员工薪酬、行政管理费用、筹资费用等占组织收入的比例,以确定组织向受益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效率；通过编制“提供产品努力程度和完成情况报告”(SEA)等方式来反映组织运营的效果.而且,非营利组织应当应用平衡计分卡,以组织的愿景和战略为核心,从组织的客户、管理、业绩和成长四个维度进行信息披露,以帮助捐赠人等信息使用者全面合理地评估组织的绩效.
我国的慈善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以公益慈善组织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很快,2010年各类基金会超过2000家,社会捐赠总额高达700亿元.非营利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公众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热情的提高,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质疑之声也日盛.由于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政府通过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两种不同的行政机构,分别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导致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门槛较高、对政府依赖性强、人员老化、管理效率较低等难题.有些非营利组织还出现了资金管理混乱、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对产品和服务高收费、行政管理费用开支比例过高、工资及福利超标等问题,特别是近期以“红十字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为代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问题的接连*,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笔者认为,监管体系薄弱、财务报告不规范、信息不公开透明、利用关联方关系谋利是我国非营利组织陷入信任危机的主要根源.
公益慈善事业是一个以爱心为基础,以诚信为依托,以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为特点,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一项特殊的社会事业.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鼓励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发展,有效提高非垄断性公共服务的效率,从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者,逐渐转变为引导和规范慈善事业的监督者、辅助者和服务者.笔者认为,政府应当加快非营利组织的法规建设,回归非营利组织的民间性和社会性,实现“政社分离”,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全方位、专业化的监督和管理.
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灵魂,而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是重要保证.法国大型慈善组织联合制定的《宪章》确立了慈善组织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谋私利、严格管理、规范运作、财务透明.因而,非营利组织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自律机制,通过独立的理事会和专业的管理团队实施公司化的管理.捐赠人作为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很多是成功的上市公司及管理者,他们非常清楚公认会计原则(GAAP)和财务报告准则对公司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也有同样的需求.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人非常希望非营利组织能够建立完善的财务报告准则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因而,我国应当积极推进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准则的建设,对规模较大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按照公司的标准向社会公众公布详细的、完整的财务报告；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公开、透明,特别是要披露资金具体用途方面的信息,以全面地反映组织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帮助捐赠人正确地评价组织的效率和效果.
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既可以解决财政资金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又可以合理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由于世界各国政府近年来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使得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和企业合作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为组织的发展筹集资金.非营利世界并不排斥营利精神和商业行为.不过,过度的商业活动会影响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和非营利性,还容易滋生腐败,将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个人化.因而,笔者认为要建立非营利组织商业活动合理性的判断标准,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特别是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帮助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非营利组织商业活动的来龙去脉,并实施全程的监督.本文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视角,探讨非营利组织如何树立会计诚信的价值观念,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重塑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为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行政财务论文范文模板：以公益性为导向的我国公立医院政府监管机制形成研究
研究目的与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如今,我国的公立医院的发展沿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经历了从计划预算管理到市场经营及股份制公司管理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的引入调动了医疗服务人员的积极性,使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供给能力得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有所改善.但也造成医疗服务机构的经营目标发生了改变,偏离公立医院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目的.出现过渡追求经济效益的趋势,产生了“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造成目前公立医院公益性弱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公立医院政府监管机制缺失.因此,研究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能够实现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目标的政府监管机制,对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公共资源利用率、保证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有关公立医院监管方面的文献,分析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下监管政策产生和演变过程,归纳总结各个时期的监管政策的特点
知情人访谈法：对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障部门、医院管理者及专业人员访谈,对公立医院监管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
比较分析方法:对比各个阶段我国公立医院监管政策的变迁,总结和分析公立医院监管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对典型国家公立医院监管策略与我国监管策略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其他国家监管制度设计方面可供借鉴的经验.
研究结果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造成“公益性缺失”现象的原因入手,理清影响公立医院公益性实现的内外因素.论文将研究的范围定位在“监管机制形成”,力求理顺政府与医院监管双方的关系,找到导致医院监管失效的关键环节和因素.借鉴国外监管体系的成功经验,形成适合我国的公立医院监管制度框架,为卫生行政部门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我国公立医院监管政策的演变
随着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的发展,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历经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监管阶段（1949年-1979年）、政府放松监管阶段（1980-1996年）、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阶段（1997年-2005年）、新医改阶段（2006年-现在）这四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方式是高度集权的行政监管模式,实现了公立医院服务的“福利性”,但是过于严格的监管制度导致人事编制和工资固化,医护人员缺乏服务的积极性,医院发展受到政府财政拨款的制约,难以满足社会医疗服务需求.
第二个阶段：尽管政府依然采取严格的价格监管政策,但放松了对医疗技术临床准入、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准入、财务和运行等方面的监管,公立医院开始出现趋利行为.
第三个阶段：医院改革以构建医疗市场为目的,监管体系的改革主要是建立有效的非营利性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尽管此阶段的医改政策在改革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但由于没有清晰的筹资、财务、质量监管规范出台,这次医改没有彻底控制医院的趋利行为,从而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成为推动下一轮卫生改革的主要目的.
第四个阶段：医改新方案对公立医院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成立了卫生部医管司.各地开展医院管理年、通过临床路径加强质量监管,同时取消药品加成,加强对医院的运营和财务监管,完善人事收入分配制度及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等,从监管解度来看,公立医院监管还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还需要理清“政府-市场-社会”在监管体系中的角色和分工,使公立医院拥有回归公益性的动力.
2.我国公立医院监管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公立医院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公立医院的监督制度设计却没有跟上外界环境的变化,在经济监管、社会监管、内部自我监管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
1)我国对公立医院监管的相关职能分散在多个行政职能部门,监管机构运行低效.分析其原因发现,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监管者”和“举办者”,这种管办不分的所属关系很难实现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到位.
2)我国公立医院经济监管包括“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机构财务运营监管”、“准入制度”三项内容.在医疗服务价格监管方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繁多,缺乏完整的医疗服务需求者、管理者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价格监督管理网络,因此依靠单一的价格监管难以对医疗机构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在医疗机构财务运营监管方面,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审计监督制度,政府有关部门对医疗机构占有和使用的国有资产及其财务状况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管理漏洞、监管不到位.在人事准入监管方面,我们国家公立医院用人机制僵化,限制了公立医院人才的合理流动.在行业准入方面,由于政府对医疗机构设置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和引导,出现政府监管缺位的表现.
3)我国公立医院社会监管的特征就是通过法律制度而不是行政手段来约束市场的行为,主要问题表现在：医疗卫生监管立法滞后,惩罚力度过轻；医院仅仅对医疗服务价格做到公示,但是消费者关注的医疗服务质量、诊疗服务信息都尚未做到公开透明.
4)我国公立医院内部监管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政府对院长下放权利后,没有建立完善的约束激励制度.从而出现任命后的监管不足、中层提拔缺乏监管、新进人员管得过死的现象.
3.典型国家公立医院监管经验
通过对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分散监管模式、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主导的自主治理模式、新加坡为代表的混合监管模式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各国监管趋势存在两点共性：第一、各国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达到全部覆盖,政府通过医保间接监管方式代替直接监管；第二、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开始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此外,各国均成立第三方监管机构,实现对公立医院行业监管,为医院的持续改进提供参考和对策咨询.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质量和安全评价体系,注重社会性监管手段的运用.这些创新的监管理念提高了监管效率,可供我国参考.
4.我国公立医院监管机制设计
监管机制的设计是具有监督权利的所有主体,通过有效手段,对监管对象实施控制的行为.根据多中心监管理论,我国应该推进建立行政监管、以市场为导向的契约监管,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监管三者并存的联合监管的模式.我国公立医院监管体系包括三个系统：法律监管系统、行政监管系统、公民社会监管系统,其中法律监管是基础,行政监管是主体,公民社会监管是补充.政府在对公立医院投入和监管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行业监管和通过第三方医保机构实现对公立医院行为的引导和约束,并健全患者监管约束机制.医院管理者也应该加强医德医风的文化建设、改革激励机制、信息公开,加强内部自我监管.医疗监管发展方向应该是构建由法律监管、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混合的监管机制.
政策建议
1)建议政府将分散在卫生、人事、物价、编办、财政、发改委等部门中的有关公立医院监管的职能集中到一个大的行政机构,以减少职能交叉和重复设置,将外部协调转为内部协调,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
2)随着医保的调节作用和行业监管能力的加强,价格监管不再是唯一的经济调节手段.建议将分散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管职能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医疗保险部门整合,探索医疗服务价格新的形成机制.
3)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学会、协会、社会组织、保险机构等第三方的力量,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第三方辅助监管、公民积极参与、企业自律的联合模式
4)政府应该加强对公立医院的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公开对公立医院的监督结果.此外,借鉴企业管理的先进手段和经验,对监管政策进行成本-效果分析,建立对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鼓励医院管理者开展医德医风的文化建设.
5)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通过平等竞争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实行法人治理,减少了行政等因素对医院的干预.
创新点与不足
本论文的创新点是以“形成机制”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反思不同阶段监管政策和对实现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影响,监管制度与政策设计应当符合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国外公立医院监管的规律研究有一些初步结果供我国学习和借鉴.通过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设计公立医院监管制衡机制.由于论文研究时间有限,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各地医改实证研究的数据应该加以完善,监管机制设计如何与实际情况结合需要今后的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第四篇行政财务论文范例：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1927-1945）
本文试对1927—1945年国民政府地方政权作经济(财政)的历史的分析,以浙江为例,在详尽占有档案报刊文献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论述了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变革与地方财政转型的内在联系.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面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就地方政治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与渗透,地方政权性质、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在欧洲,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形成,而且是国家塑造的动力.那么,在中国,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又会形成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呢这是本文的问题出发点.
在1927—1945年间,国家内忧外患,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政权经历急剧的变革.地方政权进行重组与扩张,财政是地方政权建设的动力和重要内容,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重建的背景下,地方政权强化了从基层社会汲取财源的机能.为此,地方财政(自治财政)的划分和整理、财务行政、财务监督、赋税的征收等等方面,均深刻地发生了变革,并形成了新的地方事业经费筹措机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流变.就浙江而言,1927—1937年间,省政府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财政入不敷出的张力给县政的变革造成直接的压力.30年代县政建设的启动成为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变革的内在动力.地方政权建设与地方财政的转型同时并举,并为抗日战争做了相当的财力与政治动员上的准备,特别是抗战初期(1937—1941),地方财政的好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战前的准备基础初见成效.抗战后期(1942—1945),自治财政确立,制度趋于健全.但是财政与政治(包括*与地方的关系因素)的内在结构冲突和外在因素的破坏,使得自治财政的运转陷入困顿.地方政权的扩张在财政的表现是出现养人不养事的局面,反映了官僚化转型中的*与专制难题.政权体制的经济化腐蚀着政权自身,县以下乡镇保*本上是靠摊派等非法定手段来筹措地方事业经费.国民政府试图以整理自治财政运动来挽救地方财政危机,但是结果无济于事.地方财政已不能提供地方政权正常运转的动力,基层政权失控,基层社会失序. 本文力图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旧路,综合政治史和财政史,运用史学、社会学、财政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民国地方政治社会研究作深入的拓展.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深入研究民国政治社会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当前中国改革时期,建设清明的地方政治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第五篇行政财务论文范文格式：中国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财政管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财政管理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公共财政框架逐步确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当前各种矛盾交织的关键期,把财政体制改革当作整个改革突破口的思路已经出现.
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已成为改进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增加财政透明度,提高财政信息的推动力量,其中尤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已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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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政府会计属于会计的范畴,作为一种科学、规范的信息生成系统,其信息服务对象直接决定着信息的生成内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建立政府会计框架,所生成的信息也必须服务一定的信息使用者需求.从已实施政府会计改革的国家经验来看,财政管理特别是预算管理改革是实施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和决定因素,政府会计改革则为预算管理改革提供坚实的信息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预算改革通常包括增强预算的约束性,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更加关注财政长期可持续性,增强预算透明度.与此相配套,政府会计改革通过引入权责发生制,科学核算政府的运行成本,准确评估政府拥有的资源以及承担的债务,对外发布完整的政府财务信息报告,同时保留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准确、完整反映预算的执行情况.可以说,国际上没有单纯实行政府会计改革的国家,政府会计改革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预算管理,进而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增强政府受托责任.
中国的预算管理改革伴随着公共财政管理改革不断深化.在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打造透明政府、绩效政府、责任政府的大背景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应当体现为：一是强化预算的合法性,也就是所有的政府收支都应当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所有预算执行都应当严格遵守经批准的预算,维护预算的严肃性；二是强调预算绩效管理,也就是要对所有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考核,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由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非竞争性,政府不以盈利为目的,长期以来政府的成本意识较为薄弱,存在资金浪费的倾向,因此,应从制度上对政府活动成本产出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三是强化财政风险防范,也就是不仅要关注当年的预算收支情况,而且要关注未来长期的财政收支趋势和支出压力,及早采取措施,防范财政风险.当前,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教训表明,预算管理要未雨绸缪,要有长期规划；四是强化*预算,因为预算本质上是一份*文件,更应强调民众对预算编制过程的参与,以及对预算执行和结果的监督,不仅指当年预算执行,而且包括以往政府活动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
但与我国预算改革方向不相适应的是,我们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仅能反映当年预算收入和支出情况,无法准确反映政府的运行成本,也无法促进预算绩效考核；无法全面反映政府的资产和负债信息,不能体现政府“家底”,更不能体现财政面临的长期风险.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我国预算管理改革究竟需要哪些信息支持,对政府会计提出了哪些要求中国政府会计体系应具体如何构建,才能满足预算管理的信息需求从我国预算管理改革的信息需求角度研究政府会计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是讨论选题的背景、动机和意义.该选题是从我国当前预算管理改革的角度,分析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设计.将政府会计改革置身于我国预算管理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会计改革的目标、政府会计的体系构建等各方面的问题才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否则,如果纯粹地从会计技术的角度讨论政府会计,政府会计就会失去其服务的目标,陷入纯技术争论.同时,也只有在政府会计改革的配合下,预算管理改革才有坚实的信息支持.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政府会计与政府预算的内在联系.文章在分析政府会计的内涵和特征之后,重点讨论了预算管理的目标、要求和内容.然后,从政府财务管理运行周期的角度,提出预算与会计只是处于政府财务管理的不同阶段,政府会计为预算管理提供重要基础信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预算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服务于同样的目标,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是讨论分析国际上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国际经验表明,预算管理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是提高政府受托责任的重要做法,政府会计改革通常涵盖在预算管理改革的大框架内.绩效预算需要以政府成本会计为基础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中长期预算需要以政府财务会计为基础分析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维护预算的严肃性需要以政府预算会计为基础强化预算执行管理.我国实施政府会计改革,应借鉴国际上政府会计与预算管理密切联系的经验.
第四部分,包括第四、五、六、七、八章.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我国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以及推进预算管理的信息需求.在分析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我国应构建三元会计体系,即,政府预算会计体系,核算预算收支执行信息；政府财务会计体系,全面准确核算政府资产负债状况；政府成本会计体系,科学进行成本归集与分摊.第五章主要论述政府预算会计体系的构建.第六章主要论述政府财务会计的构建,包括政府财务会计的定位、政府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等方面,特别分析了政府财务会计与企业财务会计在会计目标、运行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第七章主要论述政府成本会计的构成,以及政府成本会计与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之间的关系.第八章主要讨论了政府会计信息报告机制,如何统筹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以及政府成本会计体系所生成的信息,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政府资产负债状况、政府收入费用情况、政府活动成本产出情况以及政府*流情况等,这也是政府会计体系设置的成果体现.
第五部分,即第九章,主要探讨我国预算与政府会计改革的实施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期,预算公开、预算透明、绩效预算、中长期预算等将成为下一步预算改革的重点.预算改革需要政府会计改革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政府会计改革应紧紧围绕预算改革的重心,协同并进.在建立我国三元政府会计体系的过程中,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会计准则与制度的建设,这样改革的科学性、规范性才能得到保障；二是应充分发挥三元会计体系庞大的信息宝库,会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生产系统,信息使用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会计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应切实发挥政府会计改革的实效；三是政府会计改革应循序渐进,改革是一项技术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程,应积极稳妥,同时配套措施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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