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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联合会从第一届代表大会起就逐步制定出解决农业问题的纲领,其核心内容是：保护贵族地产;废除村社,依靠村社土地储备及广泛进行迁居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银行向地主购地,然后出售给农民.{35}
贵族将农民革命和农民少地无地归咎于村社.第一届贵族代表大会起草的农业纲领中提出解散村社,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扶植新型农民土地所有者,让农民获得个人财产所有权后抛弃革命倾向,转为贵族的同盟.会上多数代表赞同给予农民财产权,认为这能阻碍革命运动.{36} 当政府提出以农庄和独户田粉碎村社时,贵族认为这不触及自身,故乐于赞同.但与会者强烈反对强制性将地主部分土地转给农民,以Д·А·奥尔苏菲耶夫为首的29位全权代表反对简单公式化地解决农业问题,强调应弄清各地区不同的生活特点、群体特点、地理特点,不可不加区分地给农民分配土地.{37} 代表大会在制定的《农民问题特别规章》中提出以如下方式改善农民状况：其一,在土地富足的村镇,改善并更充分地利用原有份地;其二,在缺地少地的村镇,少地农民可从农民银行赎买土地,也可借助农民银行在欧俄疆界购买份地,还可迁居到无主国有土地.{38} 此届代表大会在给沙皇的奏折中指出,“强制征用私有土地”根本动摇了“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这一国家根本原则,会使侵犯其他不动产和动产的行为合法化,更会给国家带来极复杂问题,故贵族在此问题上绝不让步.{39}
在贵族立场的影响下,格列梅津政府也坚决不允许通过强制征收贵族地产来解决农业问题,此后的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因其主要条例与贵族联合会的农业纲领具一致性而得到该组织支持.А·Я·阿夫列赫{40}和Е·Д·切尔缅斯基{41}认为,这说明斯托雷平顺从于贵族联合会.А·П·鲍洛金则认为,大多数贵族与斯托雷平对革命局势及农业问题的看法不同,故贵族联合会不会首倡资产阶级性农业政策.{42} Ю·Б·索罗维约夫认为,贵族联合会非“领导者”,斯托雷平政府也非前者纲领的执行者,而是独立行事,二者改革倾向一致主要是其所面临的威胁相同,故施行的斗争方针相近,贵族代表大会论证并发展了斯托雷平的主要改革条例.{43} B·C·加金认为,虽有“很大一部分地主支持斯托雷平消除村社,并将农村资产阶级作为沙皇制度支柱”,但贵族并未预先决定改革,且对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不具决定作用,他们仅希望农民获取土地后转为反革命倾向,不再为得到地主土地而斗争.{44} П·Н·济里亚诺夫则指出,二者倾向相似还因“贵族代表大会是在政府的密切协助下召开”的.{45} 上述觀点各有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索罗维约夫最能道出实质.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双重任务是“解散与政府作对的村社和从殷实农民中间再造政权的强大支柱”.{46} 贵族希望农民得到自由脱离村社的广泛权利和土地所有权后,能成为镇压革命的,但他们惊恐地发现,许多退出村社、获得土地者并未对所有权满怀尊重,而是参与.该局势促使贵族联合会认为《11月9日法令》对贵族土地存在威胁,不应支持,而应尽可能收缩农业改革措施,这证明贵族主要是要保证自身地产不被侵犯.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一面要在农村扶植有进取精神的富裕农民阶层;另一面又要将贵族利益置于首位,结果陷入两难境地.{47}
(四)地方管理改革
农业改革促使农村资本主义关系得到一定发展后,便必须消除新兴土地所有者在政治上低下无权的状况,地方管理改革便是斯托雷平解决此矛盾的关键举措,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改革乡公所,让包括贵族、农民在内的所有等级都进入乡级行政机构,将乡公所变为泛等级的、兼具行政及经济职能的最基层地方自治机构;第二,改组地方行政机构,以政府任命的长官替代首席贵族,撤销后者的行政、经济职能,使其只领导土地规划事务和学校事务.第三,改革地方司法,取消乡法院,基于广泛选举原则推举民事法官,成立地方法院.贵族联合会坚决抵制地方管理改革,认为这会在泛等级原则上改变本由贵族垂直统治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侵夺贵族历来特权,动摇等级制,颠覆君主制.{48}不久前还被视作反革命领军人的斯托雷平在革命形势较缓和后坚定推行改革,结果他很快被贵族联合会列为动摇国家基础的危险改革者.
第四届贵族代表大会上,常委会副主席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道出反对乡公所改革的理由：一是不具备足够支持此改革的资金和人员;二是会使乡级事务被第三阶层掌握,不利于地方稳定;三是贵族地主和农民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他们无法在新机构内协调起来.{49} 在第八届大会上,与会者提出相似的反对理由,大会主席А·А·博布林斯基明确道：“代表大会完全不接受第三届国家杜马通过的乡级地方自治机构相关法案”.{50} 斯托雷平提出让政府所命长官接替首席贵族职权后,第四届贵族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此改革不能根本改进地方行政管理,且对贵族极不公正,国家无理由免除贵族选出的国家任职者,他们一直以为国奉献为宗旨.{51} 第五届大会决议重申,取消首席贵族的职权会剥夺首席贵族自古以来的职责.{52}地方司法改革法案在第三届大会上被代表们批评,因为它破坏了整个地方自治机构的生活.{53} 第四届大会上,一些代表强调乡法院熟悉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被取消必会给农村地区的司法事务带来实质危害{54},杜马右翼成员Г·Г·扎梅斯洛夫斯基指出,将地方司法权从贵族手中转向第三阶层人士非常危险,广泛选举不可行,最好保留乡法院{55},此届大会最终支持保留乡法院,并提出要“对该机构的体制和职权范围做一些改变”.{56} 在第八届大会上,А·Н·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批评拟设立的地方法院体现“左派革命思想”,会在俄国确立“原则”,“会使君主制覆亡”{57},此届大会最终决定奏请沙皇保留乡法院,“保留地方自治长官的全部司法职能”.{58}
由上可见,贵族联合会反对泛等级性乡公所改革和地方司法改革的首因是害怕农民进入甚至主导这些机构后,破坏贵族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权益,更害怕这些机构成为基层革命组织.贵族们反对让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代替首席贵族职权是因害怕首席贵族的领导地位和社会重要性被剥夺后,贵族的地方影响力降低.贵族和斯托雷平因地方管理改革产生的冲突在各级国家机构中显现出来.斯托雷平以领地贵族之长久利益为计,认为必须突出富农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贵族的反对阻碍了重要事务.{59} 贵族联合会则希望地方管理改革永不实现.1906、1907和1908年的贵族代表大会上,无论是贵族还是地方贵族和极右翼代表,均对斯托雷平的地方管理改革提出了严厉批评.{60} 第三届贵族代表大会上与会者几乎一致拒绝了该法案,因为其“核心内容完全消除了贵族在地方的重要性”.{61} 许多与会者认为政府将此法案提交杜马审议是对贵族的侮辱,并提议奏请沙皇终止法案.{62} 第四届大会上,与会者再次攻击地方管理改革方案,称此改革是在地方司法、行政机构中实行泛等级原则,这会有意或无意促成共和制,推翻君主制.{63} 第五届大会给了地方管理改革法案致命一击,会上古尔科指出,俄国内部政策是“错误、致命的”,当时最重要的是加强经济建设,“制度改革不能改变”俄国{64}.贵族们赞同这一点,并表明地方管理改革不仅于国家无益,反会因官僚主义盛行而导致极大危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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