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儒家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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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教务长、EMBA课程主任朱天
时代潮涌,静水深流.要成为能够超越环境变化的价值型企业,需要依靠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如果趋势、政策是外因,那么文化、价值观则是内因.内外因共同作用不但影响微观企业的发展,也同样作用于一国之宏观经济走向.
预判宏观经济的拐点虽然困难,但是回报也很大.企业在决定投资时不得不依从宏观经济的大势.探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余年经济奇迹的内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认清当下,应对变局.由此《商学院》记者采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教务长、EMBA课程主任朱天.
朱天教授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因,意在从根本上探究哪些是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因素,当遇到短期经济波动时,分清主因,从而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
经济自由度、政治稳定性解释不了的增长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人均GDP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8.54%,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为1.45%,美国1.7%,欧盟1.73%,日本1.88%.
难以解释的不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而是为什么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
同样,为什么世界绝大多数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增长缓慢,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和印度增长迅速?
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上,2018年中国仅为110名,为什么那些经济更自由的国家并没有达到这样高的增长率?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比没有开放的国家发展快,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比墨西哥或是同样开放的国家快.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上都是稳定的,也不能说明政治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速的关系.
牙買加无论在经济自由度还是在政治稳定性等各项指标上的排名都比中国好,但是 40年间的人均GDP增长为零.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究竟凭借的是什么?
驱动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教育、技术进步
影响经济短期波动的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是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投资：投资既是短期的需求也是长期的供给,过去 20 年,消费多的国家增长很慢.约旦和津巴布韦的消费超过GDP,牙买加、肯尼亚和希腊的消费接近或超过GDP的90%,人均GDP增长率也同样很低.而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消费率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是最快的.所以,消费和出口本身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1997-2017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为42.01%,韩国为31.34%,印度为33.94%.而这三国人均GDP年增长率分别为8.46%,3.49%以及5.38%,超过消费占GDP比重高的国家.
教育：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为4%,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年均为8.11年,比印度的五年高,但是不如南非和墨西哥.
中国家长始终舍得花钱在教育上.美国经济学家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和德国经济学家沃斯曼因（Ludger Woesann）通过研究1960-2000年各国经济增长与教育的关系后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个指标关系不大,但是与该国基础教育的质量高度相关.
在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情况下,认知技能指数每增加1分,人均GDP增长率就多出2个百分点.中国比秘鲁和南非高出近2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每年比这两国高出4%.
技术进步：中国的创新不足一直为人诟病,但是中国专利申请总数在2012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是美国的2倍,达125,74万件.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虽然不到美国的60%,但是已经超过英国和加拿大.海外专利申请数虽然与发达国家差异很大,但是仍然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科学论文发表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主要指标.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2016年中国的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中国论文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超过美日韩.中国创新水平正迅速追赶发达国家.
投资、教育、科技进步这三驾马车驱动中国实现了全球最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经济奇迹背后的内因：儒家文化
十几年前,有三位西方经济学家用88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来研究从1960年到1996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由哪些因素决定.他们一共考察了67个因素,包括初始条件、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制度政策、教育、宗教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率最重要的因素取决于其是否属于东亚.更具体地说,在假定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东亚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要比其他国家高大约2%,而同一时期的各国平均增长率只有1.8%.当其他因素无法解释东亚增长奇迹时,剩下的就只有文化因素了.
在三位经济学家所定义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中,如果属于儒家文化的人口比例多出20%,其经济增长率还要高出1.1%.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普遍重视储蓄和教育,很可能正是这个共同的文化特征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了增长的奇迹.
中国的储蓄率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基础教育质量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这两个特征很难拿制度或是相关的因素来做解释,只有文化因素才有解释的力度.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勤俭节约的劳动和储蓄观,一个是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前者影响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中国及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都是位于前列.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政府推动,也不在于教育制度的特殊,而是民众自身对教育的重视.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由文化原因带来的较高教育质量这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是二战之前唯一实现工业化的东亚国家；在二战后的70年里,除少数欧洲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外,只有“亚洲四小龙”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以及中国的发展奇迹.
文化论并非“宿命论”.第一,文化影响经济发展,并非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也不认为政策无所作为,即使文化相似的两个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可以很大,这与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有关系.
从这个意义看,文化论能够使我们坚定市场化、法治化和政治制度化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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