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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民政档案论文范文参考：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
布特哈(butha),满语,汉译为“打牲”.早在顺治朝(1644-1661年)时,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索伦达斡尔等族部众内迁至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等广大地区,清廷将其编设牛录,设置佐领、总管进行统一管理,因其以“打牲”为生,故称“布特哈打牲处”.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将其正式编入了八旗组织,设立布特哈八旗,其辖区包括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鄂伦春自治旗、黑龙江省讷河市等地区.
这一组织管理机构到乾隆朝(1736-1795年)时得以发展完善,此后,直至同治朝(1862-1874年),均未发生大的变化.晚清时期,社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布特哈八旗制度亦受到剧烈冲击,随着清朝的灭亡布特哈八旗也开始解体.但作为管理布特哈八旗的官职——布特哈总管,却直到伪满洲国建立才被取消.布特哈八旗从建立到解体存在了二百多年,与清朝的兴衰命运相始终,在维护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族问的交融和国家的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以晚清至民国初期(即1875-1922年)的布特哈八旗为研究对象,探讨布特哈八旗建立、演变和衰亡的历史,研究侧重于布特哈八旗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经历了沙俄侵略、清末新政、开禁放垦等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布特哈社会激烈的动荡和变化.晚清局势的变化给布特哈八旗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的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布特哈八旗之行政建制、管理机构、兵制和*建制的演变等问题,揭示布特哈八旗制度的衰亡及其对布特哈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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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布特哈八旗研究的视角多侧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乾隆朝之前,不仅成果丰富,而且解决了布特哈八旗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但对光绪朝之后的布特哈八旗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不仅没有专著问世,论文亦鲜有论述；对于晚清民初的布特哈八旗社会的整体研究至今尚属空白.因此,对此阶段的布特哈八旗作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清代八旗制度全面了解和把握.本文主要利用《清实录》、《达斡尔资料集》(第九集档案专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等史料,论述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机构的调整、职能的转变、兵制的嬗变、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分析导致其衰亡的原因及其对布特哈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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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第一章为布特哈八旗的建立,理清从天聪朝(1627-1636年)至嘉庆朝(1796-1820年)时期,索伦达斡尔各族的内迁、初期基本组织以及布特哈八旗设立的背景、编立过程、基本特征.第二章为晚清时期布特哈八旗制度的演变,论述布特哈八旗在晚清时期,由于社会时局的变化而导致清廷对布特哈八旗的调整和改造.表现在行政上,管理机构、管辖范围、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军事上,兵制和军队职能都发生了演变,这一系列变化都使布特哈八旗由军政体制逐渐向民政体制转化.第三章为清末新政时期布特哈八旗制度的逐步解体,论述随着“新政”的实施,布特哈八旗无论在行政体制上,还是在军事职能上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第四章为民国初期布特哈八旗转为民政体制,论述布特哈八旗管理机构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成为一个仅管理旗务的组织部门.随着布西设治局的设立,布特哈地区最终由军政管理体制转变为民政管理体制.第五章为布特哈八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论述布特哈八旗对布特哈各族民众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关系等层面的影响.通过对布特哈八旗的建立、发展、演变和衰亡历史论述,可以全面客观的认识布特哈八旗的历史地位.
布特哈八旗作为清廷对布特哈地区索伦达斡尔等族部众的组织管理机构,经历了逐步建立、发展完善、调整改造到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布特哈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行的统治政策,也是清廷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体现.布特哈八旗制度的建立适应了布特哈地区社会生活实际和需要,曾经对边疆的稳固和国家的统一以及布特哈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作为旧制度必然要被淘汰,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篇民政档案论文样文：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研究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9月建立到1950年1月撤销,历时十二余年.在此期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党*所在地,也是以*为核心的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挥中心.党*的许多重大战略决策和措施都在陕甘宁边区制定,且率先在此实施.从而把一个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建设成当时海内外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圣地”.堪称当时全国社会建设的标杆,为新中国的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因此,研究中国*当时在社会建设方面倒底做了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更深入体察中国*在局部执政时期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社会建设理念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渊源,为当下党和政府开展社会建设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能够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加强党的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就目前学界研究现状而言,对此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特别是对当时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践模式以及基本特征等方面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做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原始文献材料为依据,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具体采取了历史分析法和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成就及其不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总结了当时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探讨了它们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具体而言,全文由六章构成.
第1章是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研究综述、研究的主要档案文献资料来源、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说明.
第2章主要考察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历史条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介绍边区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概括了党*和边区政府开展社会建设的思想来源与经验来源.
第3章从三个层面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体层面的社会建设.理念层面的社会建设体现为中国*首先确立了为人民谋利益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主要包括颁布有关重视社会建设的施政政策、坚持公平合理的社会建设理念及公正廉洁的政务理念等方面.理念层面的社会建设确立社会建设的价值共识性,为制度层面和实体层面的社会建设提供导向作用；制度层面的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涉及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方面,为社会建设提供规则性,体现社会建设的价值理念,并且统一社会行动模式；实体层面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社会事业建设、社团组织建设等内容,体现社会建设的现实性,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展现和落实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社会建设.
第4章探讨了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基本特征.在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实践中,边区社会建设呈现出坚持以民为本的社会建设宗旨、以乡村为单位推进社会建设和执行全面灵活的社会建设方式等特征,在整体上显示了边区社会建设的独特性.
第5章客观评价了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成就与局限.指出党和边区政府通过落实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推行新的社会政策,取得了成绩斐然的社会建设成就.主要表现为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状况；重构了边区的社会结构；发展了新型的军民政民关系；提高了党和边区政府的政治影响；培养了人们互助友爱的精神和确立了新的社会风尚等方面.同时也存在建设水平较低、政策凸显两面性、工作方式存在偏向和关注群体较为偏狭等历史局限性.
第6章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思想重视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前提；人民群众的真切拥护是社会建设的力量源泉；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妥善处理官民党群关系是社会建设的路线保障；完善机制是社会建设的体制保障；设置专门机构是社会建设的组织保障和协调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等六个方面.分析总结这些基本经验可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第一,社会建设必须密切党群关系；第二,社会建设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第三,社会建设必须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篇民政档案论文范文模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保障能力研究
研究背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自2003年试点运行以来,制度建设和保障效果不断得到完善与增强.到2009年底,覆盖超过94%的农村人口,累计补偿超过15亿人次,补偿金额超过1200亿元.但是,新农合制度发展的瓶颈也逐渐显现——在覆盖率和资金规模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不断增强新农合制度的保障能力
日前,我国农村地区慢病流行越来越严重,慢病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慢病已经成为危害农村居民健康与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慢病是一种可以通过干预实现有效预防、控制的一种疾病.由于慢病具有周期长、逆转性差等特点,要求慢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门诊费用及购药费用成为慢病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慢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保障的特殊性.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保障不应仅仅是对其进行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通过医疗保障引导慢病患者合理选择就诊机构,通过医疗保障促进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实现对慢病患者保障的关口前移,从根本上降低慢病发病率,实现对慢病患者的保障.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标是在研究新农合制度保障慢病患者能力内涵与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结合慢病保障的特殊性,提出新农合制度加强对慢病患者保障的措施.具体目标包括：1)研究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的内涵与评价体系；2)分析新农合制度对农村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明确问题与影响因素；3)提出加强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保障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文献复习和现场调查.文献资料来源于山东大学图书馆,包括电子期刊、杂志以及纸质图书以及国家宏观卫生统计资料、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等资料；调查数据来源十卢森堡-WHO-山东《山东省农村卫生人员培训与慢病控制项目》2007年基线调查和2010年终期调查的数据,包括入户调查、机构调查和关键人物访谈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与新农合制度对参合农民保障的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保障能力的内涵.
以保障能力内涵为基础,结合对现有新农合制度保障能力的综述,本研究建立了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保障能力的评价体系.从广度、深度与高度三个维度构建了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核心保障能力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从保障健康和规范供需双方行为、促进慢病服务社会化三个纬度构建了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延伸保障能力的评价框架.
研究方法包括系统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专家咨询法等.分析采用EXCELL、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主要结果与发现
1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保障能力的内涵及评价体系
新农合制度的性质与功能是决定其保障能力内涵的基础.2003年试点之初,新农合制度被定义为“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在此之后有多位研究者认为新农合制度在推广过程中已经逐渐具备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属性.2010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将新农合制度纳入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范畴内,标志着新农合制度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组成部分.
根据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理论,新农合制度作为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建立的一项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应该具备社会福利性、强制性、经济性和公益性,在具备保障参合农民经济风险的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还应具备保障慢病患者健康、引导慢病患者合理就医和促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理论上,新农合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给予慢病患者保障：直接补偿慢病患者在各级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费用,补偿慢病患者购药产生的费用：引导慢病患者合理选择就诊机构降低医疗费用；促进向慢病患者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健康查体、建立健康档案,以降低慢病发病率和控制病情发展.
以新农合制度属性和功能为基础,结合新农合制度保障慢病患者的途径,综合慢病保障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分为两部分：核心保障能力,即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和延伸保障能力,即通过促进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以保障居民健康的功能、规范参合居民就医行为的功能和促进健康查体、建立健康档案等慢病卫生服务社会化的功能.
2农村慢病流行情况
基线调查时,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为10.50%,男性高于女性,高收入组最高,男性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女性；糖尿病患病率为1.05%,女性高于男性,高收入组最高；其他慢病的患病率为7.21%,以冠心病、阻塞性肺疾病为主,患病率分别为2.27%和1.38%.终期调查时,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分别为17.19%和3.04%.
3样本地区新农合制度对慢病的优惠补偿政策
基线调查时,莱城区、广饶县、宁阳县和苍山县制定了新农合制度对慢病的优惠补偿政策.终期调查时,8个样本县均制定了新农合制度对慢病优惠补偿政策.门诊补偿：项目县(市、区)新农合制度慢病优惠政策中,一级医疗机构门诊报销比例为30%-60%,以30%-45%之间为主.住院补偿：项目县(市、区)新农合制度慢病优惠政策中,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乡镇卫生院(一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在40%-70%之间,二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15%-70%之间.
4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保障能力分析
1)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核心保障能力分析.主要包括广度分析、深度分析和高度分析.①广度指标分析发现：基线调查时,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两次调查新农合制度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覆盖率分别为93.61%,92.04%和92.60%和86.52%,对高收入患者的覆盖率高于低收入患者.按照我国民政部门贫困标准,两次调查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致贫率降低的幅度分别为1.32%,5.17%和9.12%,4.00%,对高收入患者的影响大于对低收入患者的影响,样本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两次调查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致贫率降低的幅度分别为1.54%,2.70%和8.71%,3.45%,对高收入患者的影响大于对低收入患者的影响,样本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基线调查时慢病患者的受益率为29.84%.两次调查,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受益率分别为28.64%,27.84%和45.56%,29.08%,不同收入组之问受益率没有统计学差异,样本地区之间存在差异.②深度指标分析发现：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补偿比为4.71%,其中高血压患者一次门诊、住院的补偿比分别为4.65%,11.39%,糖尿病患者的补偿比分别为5.71%,16.91%,其他慢病患者一年费用的补偿比为4.23%；两次调查新农合制度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一年的补偿比分别为4.34%,4.95%和26.98%,24.10%,对高收入患者的补偿比略高于低收入患者.新农合制度补偿降低高血压患者一次门诊、住院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分别为6.54%,13.13%,降低糖尿病患者一次门诊、住院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分别为2.87%,26.99%,其他慢病患者为8.07%.两次调查显示,新农合制度降低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一年费用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分别为11.64%,4.66%和26.69%,48.10%,对高收入患者的影响程度较大,不同样本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按照民政部贫困标准,新农合制度补偿降低高血压患者一次门诊、住院贫困缺口率的幅度分别为0.22%,29.17%,糖尿病患者的两项指标分别为2.02%,7.69%,其他慢病患者的指标为10.33%；两次调查,新农合制度降低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贫困缺口率的幅度分别为2.08%,20.34%和15.98%,13.13%,对不同收入高血压患者影响没有统计学差异,对高收入糖尿病患者影响程度较大.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新农合制度降低高血压患者的一次门诊和住院贫困缺口率的幅度分别为0,22.54%,糖尿病患者分别为0.91%,6.42%,其他慢病一年指标为14.29%.两次调查显示,新农合制度降低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贫困缺口率分别为1.93%,9.09%和11.76%,8.33%,对不同收入高血压患者的影响没有统计学差异,对高收入糖尿病患者的影响大于低收入患者.③高度指标分析,即公平性指标分析.筹资公平性：高血压、糖尿病和其他慢病患者的筹资公平性指数分别为0.9831,0.9968和0.9954,终期调查时,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筹资公平性指数分别为0.8162和0.8123,较基线调查时有所降低.补偿公平性：按照收入由低到高,不同收入组患者年自付医疗费用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62.00%,138.15%,71.23%,47.65%和29.12%.两次调查时,慢病患者补偿Lorenz曲线均位于绝对公平线下方,高收入组患者获得的新农合制度补偿高于低收入组患者.
2)不同补偿比时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测算.分别以门诊补偿比例为20%,30%,40%和50%时,住院补偿比例为40%,50%,60%,70%时,对新农合保障慢病患者的能力进行了测算.门诊补偿比例由20%增加到50%,新农合补偿降低高血压患者致贫率的幅度由7.32%上升到28.21%,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的幅度由15.73%增加到41.91%,降低贫困缺口率的幅度由8.41%增加到35.01%.门诊补偿比例由20%提高到50%,糖尿病患者人均获得新农合门诊补偿的金额从211.31元增加到762.62元,降低贫困率的幅度由16.54%增加到31.13%,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的幅度从10.01%升高到30.23%,降低贫困缺口率的幅度由9.89%增加到30.43%.住院补偿比例有40%增加到70%,新农合制度降低高血压患者贫困率的幅度由21.57%增加到35.21%,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由16.32%增加到30.61%,降低贫困缺口率由40.64%增加到56.72%.对糖尿病患者住致贫率降低幅度由6.78%增加到26.01%,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平均差距由37.61%和53.24%,降低贫困缺口率由16.35%升高到32.42%.
3)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延伸保障能力分析.①两次调查显示,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的四周就诊率分别提高了8.63%和7.63%,住院率分别提高了54.07%和2.01%.②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最近一次门诊选择村卫生室的比例分别提高了11.74%和317.04%,低收入患者提高的幅度大于高收入患者；高血压患者选择乡镇卫生院住院的比例分别提高了108.16%.③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从村卫生室购买药物的比例分别提高了15.46%和79.44%,低收入患者选择村卫生室购药的比例升高,而高收入患者选择村卫生室购药的比例下降.④样本地区制定了规范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措施,包括明确机构责任、医生处方行为等.其中,寿光市新农合制度管理办公室专门制定了《寿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特殊慢性病门诊统筹》,对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的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⑤样本地区多开展了新农合制度健康查体措施,并结合健康查体为农民建立了健康档案.不仅提高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更有效的实现了对慢病高危人群的早发现、早干预,以及对慢病患者的疾病管理,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认为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核心保障能力与全人群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延伸保障能力还存在较大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以提高新农合制度保障能力.新农合实行慢病优惠补偿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措施以后,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有明显提高.
为进一步提高新农合制度对慢病患者的保障能力,结合慢病保证的特殊性与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基层卫生机构新农合制度报销比例,增强新农合制度保障慢病患者的效率；提高新农合制度补偿比例,增强新农合制度降低慢病患者“因病致贫”能力：实行慢病患者与非慢病患者差别管理,增强新农合制度保障慢病患者的能力；提高慢病患者门诊补偿标准,增强新农合制度保障慢病患者的针对性；将慢病逐步纳入大病统筹,增强新农合制度对特殊人群的保障能力；关注慢病患者药店购药行为,引导慢病患者合理选择购药机构；资金使用向贫困人口倾斜,提高新农合制度补偿公平性；将新农合制度与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
第四篇民政档案论文范例：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
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来说,中国*的革命及其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是自清末以来整个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的继续,但是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就总体看来,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既特点鲜明,又相当顺利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学界一直缺乏对它具体过程的细致的实证的考察分析.本文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原始档案资料细致考察了解放初期上海旧慈善团体、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消失与居委会组织的创建,理论地再现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在一个异质性程度极高的城市空间形成、发展并构建与自身相适应的社会基础的历史过程.全文基本思路如下:现代国家建设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国家政权向社会渗透,而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不仅向社会渗透,而且还同时要求建立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因此,国家对旧的社会结构及其基础施以彻底清除,并在此过程中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构建了国家政权自身的社会基础.在具体实践中,这一体系的形成受到革命与国家逻辑的双重影响.划分为敌我阶级的逻辑与实践使社会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单一化.它一方面将一些社会性团体重组为隶属于国家的人民团体,同时使慈善团体、同乡会等旧救济福利团体失去了生存空间与意义,从而将上海原有的行政与社会双重管理体系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这一阶级体系与国家意志向社会扩张自身权力相结合创造了阶级净化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国家在社会中构造了充当国家*人的城市社会基层组织—居委会.作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组织,居委会在建国初期一方面作为城市行政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承担了国家意志向下贯穿的任务,协助国家完成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作为自治性组织承担了大量由社会体系转移出来而国家尚不能通过单位制完成的社会性事务.最终,通过从社会团体到人民团体的转换和从消除保甲到创建居委会的双重过程,新中国不仅重构了城市社会组织体系,而且在此过程中构造了国家的“人民”基础,从而构建了新中国国家政权构的城市社会基础.
本论文大体分三个部分.论文在绪论中首先提出问题,简略介绍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相关理论及西欧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以为论文问题的展开奠定理论与国际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二阶段的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第一阶段是始于建国初期,主要目标是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与整合,以改革开放后是第二阶段,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分离基础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本论文主要讨论第一阶段,认为它主要以彻底清除旧的社会结构及基础,重构社会,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社会基础为特征.第五篇民政档案论文范文格式：《皖政辑要》研究
晚清的数十年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反映到典章制度上的变化也尤为剧烈.其变化的速度之快,变化的层面之广,令当时清政府的各级主政者也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因而,有目的地将相关典章制度分类整理、汇辑成书,为官员施政提供参考之用,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编纂于清末的《皖政辑要》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资政色彩的地方政书.这部反映晚清安徽全省概貌的政书典籍,是由皖抚冯煦积极倡导并主持编纂而成的.
冯煦久历晚清官场,在数十载的宦海沉浮中,儒家积极入世的优良传统在其身上得以传承,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在其身上得以彰显.作为一个政治家,冯煦的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自然延续.在冯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指导下,《皖政辑要》的编纂者本着“为官吏研究政治之资”的著书宗旨,无论是在史料的搜集上,还是在体例的安排上,均有不俗的表现.
该书史料的汇辑,融入了编纂者对政府档案文献、地方史志和政书典籍的广泛搜集之功,这为下一步具体组织材料、记载历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客观上则要求编纂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现历史的新貌.《皖政辑要》的编纂者对此躬行有得.全书以清末*政府新官制为纲目分为十科,其中交涉、民政、学务、农工商、邮传五科,从形式到内容均系当时首创,度支、军政两科之事目亦多有新意.经过编纂者的精心安排,该书在篇目上破旧立新,在取材上推陈出新,从而使晚清安徽社会出现的新事物得以包容,新变化得以展现.这极大地拓展了政书体的叙事空间和叙事容量,是对以往政书体例继承中的创新,为研究政书体在晚清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此外,经世致用不仅是《皖政辑要》编纂的目的,更是其政治归宿.书中那些精辟简洁、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论述,正是主政者施政经验和治政理想的历史总结,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全书灵魂之所在.这些深刻的思想内涵集中表现在清末安徽新政的诸多事项方面,对于当时及后世安徽经济社会的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因为此,《皖政辑要》以其珍贵的文献价值,理应在中国的政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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