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参考 工商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参考：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
2. 第二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样文：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3. 第三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模板：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
4. 第四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例：上海电话事业研究（1882-1949）
5. 第五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格式：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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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参考：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

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社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指标,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整合渠道.及至清末,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加速转型,新式社团发展迅猛,并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了对新式社团形成制度性规范,自清末以来,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团法制建设.以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为主题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希望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生成、体系、构成、内容和演变过程等作一较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当时社团管理的政策法规中,了解国家的政治*性、社会开放性以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再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法令规制下社团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时社会力量的整合程度,社会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估.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以党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通过种种手段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希冀通过把社会生活结构化和把人们的行为标准化来达到社会的秩序化.当然,国民政府加强对民众团体的改组与法制建设还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以后,确立了训政体制,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已经由大革命时期的动员体制转变为建设时期的控制体制.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对社团重新进行了制度约束和建构,力图建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团体系,以巩固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其中,通过制定相关社团政策和法令并加以实施,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制框架,是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控制社团、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途径.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生成进程主要分为起步期、密集期、稳定期、应急期、衰退期等五个时期,在体系、构成和内容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建设.在体系上,整个*社团法制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基本包括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刑法、民法及其关系法,社团基本法,社团单行法,行政法规和规章、条例等五个层次；社团法制则主要由社团共同法令、职业团体法制、自由职业团体法制和社会团体法制四大部分构成；社团法制的内容较为庞杂,但包括了社团的设立及解散,社团的组织运作,社团的经费来源,社团的违法惩戒等基本内容.整个社团法制呈现出生成过程曲折,处于官方严格主导之下,立法环境的常态与非常态交织,法令成果多却内容庞杂简单等特点.

在进行社团法制建设的同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亦从社团管理主体层面不断强化社团法制的实施.一方面,社团法制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制订并加以执行；另一方面,经过国民党党部和政府的激烈争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党政合力”的社团管理体制.当然,在这一体制中,党部和政府对社团的具体监管方式和途径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前,国民党党部掌控社团的领导权,这一领导权主要包括对社团的政治指导权,社团组织的选择权和许可权,社团负责人的派遣权,要求党员介入社团的日常活动,利用党团力量加强对社团的控制等；而政府方面则主要对社团行使监督之权责,其中包括登记备案权、监督权和业务指导权.相比于“政”对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党”的渗透在总体上更有效、更根本,且途径更为复杂和隐秘.在国民党*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后,“党”对社团的管理职权逐渐向“政”发生让渡,国家对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基本实现了行政化、专门化.国民党党部由原先的主导地位逐步退居辅助地位.

对于社团自身的发展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对社团政治、经济和公益三大功能的规制作用十分明显.通过法令的调控,南京国民政府将各类社团纳入国家社团主义轨道,尤其是重要的社会群体和经济行业等都被组织成社团,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与监管,以利于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协助政府推行财经政令及经济统制,承担政府力所不及的公益事务等.从这一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各群体和行业之间的冲突,将组织化的社会群体能量引导到为国民党政府的“党国”目标服务之上.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团法制有其进步意义,通过社团法制建设及其实施,国家的目标虽然基本实现,社团的诉求也得到部分满足,但是由于国家的目标与社团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社团法制存在诸多局限,制约了社团的发展,最终也阻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得与失,也能为我们今天的社团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样文：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

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

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

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第三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模板：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

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与初萌,到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后,同业公会便迅速取代会馆、公所等旧式行会组织,成为民国时期工商同业组织的主要形式,逐步遍及全国各大都市与中小城镇.济南第—家同业公会——济南商埠转运公会1919年由悦来公司等商号发起成立.此后,各种同业公会组织相继成立.

与民国时期济南政治局势的激烈变革相一致,济南同业公会的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沦陷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组织制度在不断变化,先后经历了会董制、委员制、会长制和理事制等几种形态,其演变与济南地区局势的发展关系密切.在组织运作方面,济南同业公会确立了入会会员制度、经费筹措制度以及包括选举、任期、议事、调控在内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等,并呈不断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个开放、复杂的运作机制.

济南同业公会作为“自开商埠”城市中工商行业组织的代表,除与上海、汉口等“约开商埠”城市里建立的同业公会组织存在着许多共性外,还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总体而言,这种特点表现为经费筹措与使用的民间性、组织建设的*性、高度的自律性、自我管理权力的有限性、政府监控的严密性等五个方面.另外,用《民法通则》中所列界定法人的标准来分析,济南同业公会明显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社团组织.

济南同业公会的职能非常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同业公会的众多职能中,经济职能最为重要,居于主导地位.其以维持同业之间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为宗旨,在调解同业纠纷,规范行业秩序,调查和发布行情,建立价格评定机制,积极维护同业利益,参与经济问题的解决等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济南同业公会也继承并发扬了旧式会馆、公所的慈善公益传统,或举办、或参与类型多样的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这有助于同业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商人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的社会责任,成为服务同业、协助政府实现经济职能、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济南同业公会不仅仅是“在商言商”的工商行业组织团体,而且在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为了维护国家权益与自身利益,奔走呼号,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争,体现了工商社团组织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

作为民国时期主要的工商行业组织,同业公会不仅对维护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可资凭借的重要工具.不管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济南同业公会都受到政府部门的严密监控,二者的关系与之前封建官府对会馆、公所等旧式行业组织的监管并无本质区别.特别是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不断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手段强化这一趋势.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同业公会为了获得合法性又必须依赖政府的认可,没有政府部门的授权,同业公会根本无法存在下去.与上海、汉口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约开商埠城市的同业公会自治性较强相比,济南同业公会的“自治性”则极弱,这种所谓“自治”其实不过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有限让渡.

近代社会组织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组织形态,这是由近代中国政治动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个开放的组织平台上,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交织、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巨大关系网络.民国时期济南的各工商社团组织之间也具有开放性,同业公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秉承,又有扬弃；与商会之间既相互支持、一起充当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桥梁,又有着矛盾；由于根本利益的不同,同业公会与工会的对抗与冲突是无法避免,但其中也不乏妥协；各同业公会之间则既有合作也有现实利益上的争端.

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在组建方式上坚持自愿性、在经费来源与使用上以自筹、自用为主、在治理结构与活动机制上日益制度化和规范化、在法律地位更加明确、并已走出地域封闭性的限制.因此,济南同业公会虽成长在一个“自开商埠”的内陆城市里,却与传统的旧式行业组织有着本质区别,克服了传统行会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有了“质变”的飞跃,是一个区别于旧式行业组织的具有“现代性”的新式工商社团组织.但其并不具备其他口岸城市同业公会自治性较高的特点,济南同业公会的发展与运作要受到政府多种手段的严密监控.组织的“现代性”与政府监控的严密性似乎是民国时期多数城市工商社团组织普遍的存在模式,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民国年间独特的政治生态决定的.

第四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例：上海电话事业研究（1882-1949）

近代电话事业始于上海,源于租界.上海电话事业的管理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史上占据独特地位.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清末、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具有华租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模式.此种格局的形成,直接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国家电信政策、社会通讯需求等密切相关.

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交流、人际交往的互动,人们迫切需要便捷高效的通讯工具,以此来传递商情、交换信息和交流感情.电话通讯技术的诞生和推广,客观上为其创造了可能.开埠以后,上海首开风气之先,率先引进电话,在租界外商的推动下,电话事业步入正轨.

在近代各项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中,电话等电信业被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国权”被固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意味着*直接经营管理、严格杜绝外人染指.但现实情况是,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了部管、商办、省办、市营等多样化的经营格局；租界的存在,也使包括电话在内的公用事业不得不任由外商经营.在此背景下,*与地方、交通部与商人、民国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等围绕上海电话局、淞阳电话公司、越界电话等管理权属分配问题,产生诸多交涉.在此过程中,博弈双方均以法律条文和保障民用为护符,极力维护自身管理地位和相关权力.经过长期整理,上海电话局仍归诸交通部管理经营,原商办淞阳电话公司收归部办,越界电话则在专营权形式下适度保证了“主权”和“民用”的平衡.

电话业的具体经营和管理,受到权力划分、角色定位、管理理念、社会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华租两界电话事业具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华界上海电话局先后由清末邮传部和民国交通部直接管理和经营,较多地受到清末官僚习气、北洋时期权力分散等人事因素的影响,局务发展颇受局促,江浙地区频繁战事的发生更增添了此种难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业化”运营理念之下,交通部和上海电话局进行了管理事权的梳理,局务整顿的开展和稽核制度的完善,上海市政府管理角色亦随之调试,客观上使*和地方形成一股促进业务大力发展的合力.然而此种发展后被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租界电话事业发展环境较为安稳,较少受到战火和人事等不定因素的影响.现代公司企业经营模式的引进,较好地解决了电话事业作为一种公用事业前期投资大、后期改良费用高的问题.公司现代化管理团队的形成,有利于保证决策科学化；与国外公司的紧密关系则使机件设备供应有一定保障.在公司大量广告和推销活动之下,电话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租界市政当局特许经营权的规制,使外商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受到保证服务质量和限制租费收取的制约.战后电话业的发展,主要围绕着整顿和规划进行,中美合资公司构想的提出,是上海市政府对统一市内电话制度的一种新探索.

作为一种公用事业,电话事业的发展和规划,必然以用户的需求为转移.电话用户在履行一定的租费义务和机件保护责任外,对话费额度的高低、话务质量的优劣以及经营主体的选择等问题,均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近代上海电话用户群体,为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奔走于市政当局和电话经营者之间,对电话事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华租电话公用事业长时期的各自为政,不同的发展轨迹、迥异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异的工商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政治环境,导致了两界电话事业发展的水平悬殊.总体上,上海电话局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取得了局所筹建、线路发展、话机安装、服务质量的较大进步；租界电话公司则一直保持了平稳且快速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孤岛时期,受租界畸形繁荣的影响,上海电话公司的安装户数得到飞速增长.另一方面,两界财务状况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战后用户需求的激增,更加剧了经营者的财务困难和服务难度.无论如何,客观上,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适应了城市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需求,对工商贸易、市民生活、城市消防等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上海商民对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城市时空布局,在有形的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更为便捷舒适的无形时空.更直接地,它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经济市场沟通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警报传达方式；便捷了商务信息的沟通,缩短了货物周转和销售周期,加快了生产要素流通,促进了商业发展；在民众生活方面,满足了日常人际交往需要,有助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塑造了新式女性形象,城市社会生活呈现出全新的形态.

在某种程度上,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管理和发展,代表了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路径探索.华租两种不同的电话事业运营模式及其调试,均是公用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兼顾成本控制和保证民用,试图缓解效率和公平、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两对矛盾,以达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

第五篇工商经济管理论文范文格式：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牙商不可或缺.研究牙商既可以显示民国时期的经济运行实态、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国家和地方税收、政府的商业政策,也可反映市场结构变迁、商业资本的运转和增殖、区域文化等内容.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保存、未刊的社会调查资料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

在民国以前,华北牙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民国以降,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对商业的封建束缚随之放松.“牙帖定额化”制度的取消使华北地区牙商群体迅速的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时期：1912——1928年,华北牙商快速发展阶段、1928——1937年,华北牙商繁盛阶段、1937——1949年,华北牙商曲折发展阶段.

牙商所经营之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民国时期,牙商开设的牙行资本组织形式包括独资、集资与股份制三种类型.由于行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各种牙行的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也各有差异.牙商一般具有某些特殊才干：对货物有鉴别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善于交际的能力等.华北牙商的经营职能包括：栈房职能、**职能、信息和服务职能、金融职能、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和批发职能等.牙商在工商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并执商界之牛耳,与独特的经营谋略密切相关.在营业收入方面,牙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来敛财.牙商在经营运作中不仅需要一定的支出,而且往往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营过程.

民国时期牙商群体的构成广泛.既有弃政经商的官僚,也有靠盘剥百姓积累财富的地主和豪绅；既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也有无任何资本的贫农和无业游民；既有从旧式商业中走出来的商贾、学徒,也有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有亦官亦商的代表,也有半农半商的典范.一个成功的牙商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牙行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性,在这张关系网中,牙商与政府、帮会、购销客户、出口商、金融、保险业、脚行、转运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交易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牙商都有一套神秘的行话和暗语.行话与暗语既是民间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牙商的行话与暗语,一方面是牙商群体内部交际的工具,主要用来保守牙商内部秘密、有维护牙行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牙商阻断买卖双方知情的手段,便利于牙商对生意的把持.除了语言以外,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地区集市上的牙商衣着穿戴也很特殊.

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

凡市场买卖交易的货物,只要是经牙商为媒介的,统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华北牙商的税负制度大概有四种形式：牙税盈余制度、牙税等级制度、牙税包商征收制度和牙行营业税制度.政府向牙商征收税负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政府自征牙税法；牙商同业公会代征牙税法；招商招标承包法.牙商税负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前,华北各省市的牙税和牙帖捐的收入逐年增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牙税的收入也相应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讲,牙税性质本质上应该以牙商为课税的主体,以牙商所获得的佣金为课税的客体.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如此.牙商税负除了汇解到各省财政部门外,还要留拨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税款主要用于地方行政建设、教育经费、军费、公益性事业或其他事项.牙商在遇到税额过重、战争摧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其应缴纳的税课可以呈请政府批准核销减免.

牙商的营业执照称为牙帖,牙商只有领取牙帖才能开展**活动.民国时期按照政府规定和商业管理,牙帖的传承与继替呈现出多种方式：牙帖继承制、牙帖连任制、帮帖替*、商民申请制、官府招募制和牙帖租用制等.牙商必须经政府登记注册,*某些正式的手续,才能从政府领取管理机关核发的牙帖.领取牙帖后的牙商,其合法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保护.牙商如果在牙帖有效期内因故歇业,必须到官府*注销“牙帖”的手续.

在中国牙商事业发展史上,民国时期*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体现出了牙商法制建设由传统到近代的渐进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对新中国的经纪人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法规中的若干规定可以在民国牙商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

档案和文献史料显示,华北牙商纠纷数量和类型均出现增长趋势；牙商纠纷的形态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在追逐利益面前,政府、牙商、商户、农民、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纷争不断,甚至发生多起*件,构成对社会和商业秩序的严重威胁.纠纷解决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华北牙商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一方面,他们推动了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牙商在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后,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扩张和转移即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

牙商、牙商文化与市场经济扩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牙商是民国时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经济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扩大又同时呼唤成熟的牙商和牙商文化的复兴.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繁盛与演变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的是由一种精神、文化来支撑的.推进民国时期华北牙商文化的复兴对于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扩大需要发扬华北牙商的三种精神文化：诚信公平、义利并举；信息意识、调和折中；竞争协作、创新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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