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经验总结与逻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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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至今,“职业教育”在我国贫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理论提出阶段、贫困农村实践阶段、城乡并举扶贫阶段及精准扶贫阶段.在把握历程的基础上,依据从国情特色到社会定位,从外界要求到自身发展的研究逻辑,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实践经验是：遵循国家反贫困战略导向,瞄准“三农”情结;服务经济和产业发展,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促进产教协同创新.依据历程和经验,从战略导向、功能定位、教育属性及建设路径4条逻辑主线,研判“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在2020年后相对贫困期的走向,即国际国内“双重”的战略导向逻辑、“相对贫困期”社会的功能定位逻辑、“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教育属性逻辑、“多元主体”共同融合的建设路径逻辑.
关键词 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精确扶贫;经验总结;相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3-0057-06
20世纪中后期,“职业教育”与“反贫困”开始建立联系.在国外,影响较大的“职业教育扶贫经验模式”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减贫政策[1]和欧盟的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办法[2].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职教扶贫办法引入国内,开辟了我国贫困治理路径的新视角[3].目前,职业教育在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就业能力和增加收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经验模式.如果按扶贫模式的主体自觉性划分,职业教育扶贫属于以政府引导下的扶贫模式;按模式的主体投入要素划分,职业教育扶贫致力于提升贫困人口的智力资源,是一种教育扶贫;按模式的作用能效划分,职业教育扶贫又是一种发展式“造血”扶贫模式.文本旨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规律,总结扶贫经验,研判2020年后相对贫困期职业教育扶贫的逻辑走向,为相关部门及职业院校提供建设思路.
一、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
“职业教育”在我国贫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各类模式,回顾“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内涵是随政府“反贫困工作战略”不断调整而得以拓展和升级.
（一）第一阶段：模式的理论假设（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国家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人口减贫.其中,解决农村人口教育问题是减贫工作的内容之一,但实施的是以基础教育为主的扶贫措施.此后,国外职业教育扶贫的经验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借鉴国外做法提出关于中国职业教育介入贫困治理的模式假设[4][5].这些理论设想,依据少量职业教育在贫困地区实践的基础上,相对系统地阐释了职业教育可以是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新路径.
上述设想模式可归纳如下：适用场域集中在“老革命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区域”等贫困地区,扶贫对象主要是上述场域的贫困人群,扶贫主体定位于贫困地区的中职学校和当地政府开办的职教中心,而东部地区则展开援教活动和物质资助.
（二）第二阶段：以貧困县、贫困村为主的扶贫模式实践（20世纪90年代—2005年）
在20世纪90年代“职业教育能短期提升贫困区域人口的收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基础上,职业教育扶贫正式付诸实践[6][7].2000年之后,我国的反贫困工作瞄准了贫困县、贫困村,而职业教育扶贫也重点在这些地区展开实践,并形成了“技能定向输送”和“劳务培训输出”两种主流扶贫模式[8][9].
本阶段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可以总结为：模式的适用场域针对贫困农村地区;模式的扶贫主体以中等职业学校为主,各贫困县职教中心为辅,并出现类似“东西协作”的联合主体;贫困主体,即扶贫对象,以当时的贫困县、贫困村人口为主;而模式的功能,则旨在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且保证其收入稳定.
（三）第三阶段：“城乡并举”扶贫模式的拓展和实践（2005年—2012年左右）
新世纪综合减贫期,虽然反贫困工作的战略重点依然是农村地区,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将贫困带入城市,国家也对城市贫困问题加以关注,实施了“城乡并举”的减贫措施.而在2005之后,“十一五”规划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开始转型升级,城市流动劳动力素质提升问题突出,职业教育扶贫获得新的拓展,在原有针对贫困农村地区的扶贫实践基础上,形成了适用城市弱势群体的“半工半读”和“技能定点培训”等扶贫模式[10][11].
因此,该阶段的模式特征总结如下：第一,“职教扶贫模式”的适用场域由“农村”拓展为城乡两个区域,值得关注的是,本阶段模式的本质是在“跨界”场域中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第二,模式的贫困主体增加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弱势人群”两类对象;第三,扶贫主体开始出现“职业院校、政府组织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趋势;第四,模式功能呈现了“促进区域就业、彰显教育公平、助力社会经济”等多种效益[12][13].
（四）第四阶段：“精准扶贫”模式的优化和实践（2012-2020年）
我国进入脱贫攻坚期,“精准扶贫”是推进“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14];同时,该阶段的职业教育扶贫实践紧密结合“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战略”等时代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先后涌现出各种新的实践模式,如“中职兜底”[15]“东西协作”[16]“职教集团”[17]“乡村振兴”[18]“返乡创业助力”[19]等.
在前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攻坚期“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呈现如下特征：第一,模式的适用场域虽然“相对全覆盖”,但以“深度贫困的农村地区”为主,体现了场域精准;第二,本阶段模式中的贫困主体以“建卡立档贫困户”为主,其他弱势群体为辅,体现了对象精准;第三,职业教育在本阶段重点承担了“扶就业”的角色,体现了模式功能的精准;第四,扶贫主体多元参与的趋势明显,但自觉性尚不理想;第五,涌现的各种模式虽有所不同,但适用场域、贫困主体和功能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主要的扶贫对象依然为农村人口.
纵览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其发展路线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体现的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升级过程,见图1.
二、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经验总结
通过对国内“职业教育扶贫模式”40多年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说中国在“职教扶贫”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大量案例.
（一）遵循国家反贫困战略导向,瞄准中国“三农”国情
我国反贫困工作的导向,是基于不同阶段贫困特征而演变调整的[20][21].首先,从扶贫对象的瞄准来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实现了由“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个体”的转变.“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也从初始的贫困地区“全员性”普及技能培训,发展到后来的“定向技能输送”培训,再到脱贫攻坚期的“兜底招生”和对贫困生建卡立档的扶贫扶智,每一阶段的扶贫对象,都是依据国家贫困治理的瞄准范围.其次,从我国扶贫绩效的评价体系来看,其评价依据的重心由“速度”转为“质量”再到“综合能效”;“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成效也由短期“一次性”技能培训,转型为“定点分阶段”职业培训,再转型为“证书培训”和“学历教育”的形式;“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效能不断升级,充分发挥了“脱贫见效快、返贫概率低”的优势.再者,从扶贫手段来看,我国的贫困治理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救济式的“输血”扶贫,但到改革开放后实施了开发式的“造血”扶贫,2000年后又逐步转向“开发与保障并重”.在这样的不断调整中,“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实施路径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扶贫”到本世纪初的“扶智”再到现今的“智志双扶”.因此,从上述归纳的职业教育每一阶段的“扶贫模式”特征来看,都遵循着国家反贫困工作的阶段导向,也是结合我国贫困的阶段性特征.正因如此,职业教育才能在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把握重点和关键,不断发挥自身能效.
但是,除了遵循反贫困的战略导向,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更是立足国情展开的工作实践.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中国的大部分贫困来自农村.每年的一号文件均会针对“三农”问题,而“三农扶贫”更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基于上述国情,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的经验,多是立足于农村的实践.20世纪末,职业教育对贫困农村的意义更多来自于“提升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本”及“增加经济收入”.进入21世纪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职业教育在“三农统筹”和“城乡统筹”进程中,为大批贫困农民提供技能培训,并支持大量来自农村的贫困劳动力的输出和转移.2012年,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后,职业教育在“三农扶贫”中逐渐获得新的使命——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建设.由此可见,中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成功实践,是因其立足农村为扶贫的“主战场”,立足农村贫困人口为扶贫的“主对象”.
(二)服务经济和产业发展,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产业经济结构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目前,呈现“第一产业农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持续稳定,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的态势.因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结构的改变,而职业教育则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侧良好的调节工具.在整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扶贫实践是“基于产业需求,对接劳动力市场”.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此时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开展,一方面,提升了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提供了乡镇产业发展中所需的劳动力.而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第二产业迅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扶贫初显成效,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农民工群体由此产生.职业教育扶贫的功能正式指向“就业”.无论“定向”输出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或是“定点”吸纳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教育,均是职业教育对贫困弱势群体“就业能力”的提升模式.“十一五”至“十二五”规划期初,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再次转型升级,一是发展现代农业步伐加快,二是服务业市场快速增长,使得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就业扶贫”的价值功效进一步增强,既促进了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助力了城镇化进程,还服务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后期至“十三五”规划期,在科技创新发展的引领下,一方面,新媒体社交、机器换人等新事物的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促进大众创新创业、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及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等利好政策的出台,引导了大量城市流动劳动力返乡就创业.职业教育扶贫的功能进一步升级,由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升级为“培养新型农民”“助力乡村创业”等.
通过上述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对接市场”的情况可见,在反贫困工作中,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以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定位皆不同,职业教育被赋予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使命,而“以就业为导向”原本就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正因为“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扶贫举措,才能保证“就业脱贫”使命的胜利完成.
(三)探索多元主体参与格局,促进产教协同创新发展
作为一个独特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元主体”的教育.这个“多元”的特征也自然呈现于“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中.目前,虽然“充分调动职业教育实践中各方主体的自觉性”还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职业教育扶贫的有效践行,需要不断去探索如何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对农村贫困人口开展职业技术培训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当地的中等职业学校;部分地区依托政府力量,建立县级职教中心,开展当地农民教育;另外还有部分乡镇企业也会采用“业余教育”的形式,对农村劳动力实施技术培训.也就是说,在职业教育介入贫困治理之初,形成了由“学校、政府、企业”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培训的扶贫模式.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使得职业教育在扶贫的组织形式上出现了“定向输出培训”和“定点吸纳培训”.其中,定向输出培训以职业院校为主体,通过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校-校”“校-企”协作,将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引入城市就业,获得经济收入;而定点吸纳培训,则是在当地企业用工需求的引导下,借助流入地中职学校的教育资源,對城市流动劳动力开展教育培训,使其具备就业能力,进而获得经济收入.在该阶段的实施中,很多地区的政府机构会出台相应的激励和保障政策,呈现出“政府推进、企业用工、学校培训”的三主体扶贫模式.但2008年后,受国际金融风暴影响,全球创新经济竞争加剧,大部分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加快,进一步提高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及贫困劳动力的培训要求,高等职业学院开始加入职教扶贫的主体团队.2016年,教育部在国家“东西协作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计划”,推进了职业教育扶贫主体的多元协作.在精准扶贫的导向下,东部和西部地区政府加强扶贫协作,两地职业院校联合兜底招生,高职帮扶中职,各大职教集团后盾支持,多方主体多途径实践探索了各类“职教扶贫模式”,为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贡献了一份重要力量.
“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多元主体,在构成、分工和责任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也侧面反映了职业教育“产教协同”的变迁.诚然,至今多元主体的职教扶贫协作尚未达到最佳理想状态,但学校、政府和企业三方主体是该类模式中不可缺的,同时其他主体的加入将有利于该模式扶贫效能的增强.
(四)立足人才培养为根本,重在教育治理贫困
虽然职业教育在“价值指向”和“主体构成”上,与基础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存在差异,但其“教育属性”依然是行动的依据,职业教育是教育门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各类“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实践目标来看,都是以“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激发其内生动力”为主.因此,即使是指向贫困人口的职业教育,也是从教育属性出发,立足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之初,职业教育在贫困山区、民族地区及乡镇工厂开展的技能教育,虽然多见于短期或业余的培训形式,但通过这类教育行为使农村人口具备了谋生的能力,解决了自身的温饱.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职业教育对农民、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更多在于提升其工作能力和素质,使其成为可雇佣的劳动力,通过就业增加经济收入,进而摆脱贫困.2010年后,职业教育在农村的实践是重在培养“职业农民”,对农民工的意义更是从“提升其就业能力”升级为“拓展就业创业能力”.
对“职业教育扶贫模式”演进历程的梳理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在扶贫的多元主体、战略场域、目标功能及手段路径等方面,已经逐步形成参与贫困治理的工作体系;而当前“面向返乡就业创业”“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及“助力农业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扶贫,更是体现了职业教育治理贫困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是重在教育的贫困治理.
三、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逻辑走向
2020年后,我国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职业教育在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中依然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回顾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及经验总结,可以获得其发展的主要逻辑,而依据这些逻辑线索,本研究也对“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在2020年后的逻辑走向展开预测,见图2.
（一）2020年后“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发展的外界驱力
1. 国际国内“双重”的战略导向逻辑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驱动“职教扶贫模式”升级的国内逻辑.2020年是我国实现“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时间节点.总书记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这意味着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接“脱贫攻坚战”,是我国2020年后面向“三农”的相对贫困治理战略的部署[22].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也将是后扶贫时期“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升级转型的外界逻辑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驱动下,2020年后“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主要战略场域是“乡村”.模式的战略目标应围绕“农村农业现展”,而模式参与贫困治理的实施工具、帮扶对象及成效评价,都应该以“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为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是驱动“职教扶贫模式”拓展的国际逻辑.早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修订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建议书》中就指出“应将技术和职业教育视为减贫的一种方法”.目前较多国外的学者均认为“职业教育对亚非拉等地区的贫困治理有着重要意义”[23].“一带一路”主张国与国之间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互融互惠;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国,希望通过自身积累的职业教育扶贫经验,能为亚非拉其他贫困国家和地区人民摆脱贫困提供借鉴,同时也愿意探索以中国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国际扶贫模式”.因此,“职教扶贫模式”拓展的国际逻辑,其实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策略探索.
2.“相对贫困期”社会的功能定位逻辑
在上述对“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和总结中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的主要功能为“就业脱贫”.但是,到2020年后,贫困人口的经济特征将发生改变,可能使得他们对教育的诉求升级,更有可能使“职教扶贫模式”现行功能的效用逐步下降.相对贫困期的贫困,很大程度是“低收入”因素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仅仅“有工作”无法满足相对贫困人口对职业教育的诉求.对此,依照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24],提出职业教育在相对贫困期对贫困人口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他们具备“就业技能”,还更多在于激发和培养他们的“致富能力”;而这种“致富能力”不仅仅体现在谋生的“职业技能”上,还可以表现在就业创业过程中的“职业能力”和“職业素养”,使得他们能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资源管理、职业认知及内生动力”等多维度的社会职业活动中,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因此,2020年后“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逻辑之一,应依据相对贫困人口的经济特征及发展诉求,在功能定位上实现由“就业脱贫”转为“能力致富”,让贫困人口不仅“获得工作”,更能“体面工作”.
（二）2020年后“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发展的内部动力
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在2020年后转型升级的动力,不仅来自外部驱动,还有自身内部发展的因素.
1.“高水平”培养人才的教育属性逻辑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更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立足点.长期以来,无论是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一直被大众误认为是“次于”普通教育的教育门类.当前国家相关部门也在极力探索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行的“双轨制”和“双通道”体系,但能否获得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关键在于职业教育能否为社会培养出大批“高水平”技能人才.2019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要使中国的职业教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因此,作为体现职业教育社会功能重要组成的“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在2020年后的发展也需要以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为根本.而在高水平人才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指向对象是“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甚至“心理资本”等各方面处于弱势的人群,这意味着职业教育要“实现扶贫扶志扶智,助力贫困人口成才成业”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打破思路,创新举措,一旦突破这一难点,职业教育的发展内涵将获得新的诠释,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将大幅提升.因此,2020年后,无论“职业教育扶贫模式”被外界赋予什么样的发展逻辑,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必须以“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为根本.
2.“多元主体”共同融合的建设路径逻辑
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个特点.国外“双元主体”“多元主体”的职业教育实践经验,成功探索了职业教育创新建设的路径.而对我国而言,职业教育在过去的扶贫实践中,探索了多条“产教合作”“多元协作”建设路径,但至今为止,如何充分激发模式内各主体参与职教扶贫的自觉性,依然是尚未突破的难点,这也制约了职业教育实现“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与此同时,构建“一体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格局,将是2020年后中国各类扶贫模式的趋势[25].因此,相对贫困期的“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势必将继续探索“多元主体”的建设路径,并厘清职业院校、政府部门、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中的角色,利用政策、资金、技术等工具手段,深度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实践的自觉性,基于现有模式中“产教合作”“多元协作”等经验,进一步提升优化,形成“产教融合”“多元融合”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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