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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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大疫情 公共危机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C913.4【文献标识码】A
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相随,人类的进化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正式诞生后的数千年间,世界著名文化圈及主要民族所经历的各种传染病,不仅对当地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了区域发展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和趋势.譬如中世纪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数高达2500多万;而天花曾经是令全人类恐惧的重大传染病毒,上亿人为之丧命.
问题的提出：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歷史回顾
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传染病在历史上曾暴发过多次.即便是最近几十年也从未消失,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以来,全球有过数次重大疫情,其中有四次被世界卫生组织加以确定,期间数亿人感染,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
国际方面来看,首先是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非源于西班牙,而是因为该国约有八百万人感染,因此而命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大约千万人死亡,然而“西班牙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却远超于它.作为一种流行性感冒,“西班牙流感”最早诞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兵营.全球大约有10亿人（当时世界总人口数约为17亿）在1918年到1919年间感染“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在2500万—4000万之间.这场高致死率的瘟疫,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致命传染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场瘟疫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因为疾病,参战的各国都缺少兵源）.其次是埃博拉病毒.1976年,在苏丹南部还有扎伊尔（刚果）的埃博拉河地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埃博拉疫情.当时,埃博拉病毒在埃博拉河沿岸附近的55个村庄中传播,导致数百人死亡,更有家庭无一幸免.2018年5月,埃博拉病毒突然在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暴发,造成近千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再一次拉响了疫情的警报,并称“这次的埃博拉疫情正在成为史上第二大的规模”.埃博拉病毒目前已经对世界各地产生了联动性的影响,且至今仍没有彻底消除.
国内方面来看,首先是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亚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疫情.1957年2月,贵州省出现流感,且迅速蔓延至我国其他省份,乃至其他国家,最终导致数百万人（100万—400万）死亡.其次是2002年末至2003年暴发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SARS）.据原卫生部统计数据,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10时,我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应对重大疫情,我国逐渐从闭关作战、手足无措转变为主动出击、积极应对
在百余年之前,人类面对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等重大危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然而20世纪以来,人类终于能够研制出消除病毒的各种药物,逐渐走出阴霾.
1957年的“贵州流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严重疫情之一.在那个物质匮乏、缺医少药的历史时期,应对和解决规模如此之大的流感疫情无疑是十分艰难的.首先,对外而言,当时我国并没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加之在冷战的背景下,我国与西方国家缺少及时的沟通,因此使得全球性的预警延迟了两个多月.其次,对内而言,我国卫生部门只能够依靠报纸和广播对人民进行最基础性的介绍,使得群众的接受度有限.此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卫生部门对疫情的相关数据统计并不完整.虽然当时曾经对电影院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进行强制性停业、歇业,但流感仍在我国北方部分省份蔓延,农村地区尤其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使得我国在防疫工程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比较典型的案例便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应对.2009年4月25日,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墨西哥和美国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这一“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后,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成立由卫生部牵头、33个部门参与的应对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最初数月,系统性地隔离疑似患者及其接触者;对可能性的输入型病例严防严控;建立、扩充病例哨点医院和实验室网络;全面加强主动监测;立即启动并迅速完成疫苗研发.同时,中国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自身疫情最新情况等上述的应对措施最终遏制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我国的流行和传播.2019年底武汉重大疫情暴发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果断决策,集中力量应对挑战,体现了我国的体制优势、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科技的力量以及科学的统筹调度等.
面对重大疫情,我国发挥了显著的制度优势
第一,国家应急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首先,国家应急管理制度的高度统一和集中统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及时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随后,李克强总理受总书记委托亲赴武汉;二是从上到下进行全民动员,坚持群防群治、群防群控,人民群众的力量获得了充分发挥;三是强化底线思维,以最严格的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坚持“全民参与、全员防控,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必将会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其次,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力.坚定理想信念、坚度自信,是战胜此次武汉疫情的关键.从上到下、从到基层、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到内地各个乡村、从机关到学校等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决策及决定.比如,全国民众尽可能地待在家中不外出,是本次疫情应对的主要措施,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科学可行的措施.这一举措是经过专家们迅速论证并且得到国家决策部门同意发布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部署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自觉地执行.自觉执行的内容还有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等.实际上,这些方面的部署并不具备法制性,而是以道德和人文关怀为基础.
第二,“打一场人民战争”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原则.将此次武汉疫情的应对视为“全民动员”亦不为过.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正是因为中国的直接领导并且自始至终地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够历经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稳步向前.
同志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可以说,人民性原则是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首要原则.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史,其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战胜强大敌人、克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诸多成就,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应对、防控武汉疫情的战场上,只要各级政府全面遵照总书记关于“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让党心民心紧紧相连,就一定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第三,面对重大公共危机,党的领导是最可靠的保障.既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又要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打赢这场“对疫战争”的重要保障.
总书记关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都在一系列抗疫事例中不断凸显.比如,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从医疗部门到基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带领人民群众戮力同心、攻坚克难;不断强化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有效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疫情防控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党员干部,把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以党支部、党小组等为核心,坚持党建引领,建立由到地方、由省市到区县、由乡到村的自上而下的层层防护网络,坚持进行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等工作.
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反思
武汉疫情的大规模暴发暴露出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亟需我们进行反思.
首先,存在“扭曲”的心态甚至是“恶念”的社会心理.一般而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会遭受严峻考验.理性和志向、坚信和坚守都有可能会在危难面前土崩瓦解.在这场令人恐惧的疫情面前,许多人的人性阴暗面突然裸露出来.比如,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制造社会恐慌、引发负面情绪的虚假新闻.大灾大难之时是最能够看清人的本来面目、看清谎言本质的绝佳时机.在疫情扩散之初,很多人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在被拷问这种行为时则以“运气”回应（此种心理等同于把责任推给别人,缺乏真正的自我反思）.在明确疫情之后,一些宣传部门不敢担当、不敢宣传,甚至是瞒报真实数据（这是扭曲心态的典型表现）.至于疫情期间的哄抬物价、抢购浪费等行为,更是暴露了一些人的心理阴暗面.
其次,舆论导向存在欺上瞒下等问题.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知情不报等问题,或者不敢报,或者瞒报.对此,在2020年2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党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要敢于批评,责令其立即整改.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飘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体制的优势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可靠的保障以及安全的“港湾”.但需要注意的是,疫情防控初期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反思,所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其一,早期处置的失误;其二,不严不实情况的存在;其三,个别地方的统筹调度低效,等等.
再次,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明明是同一件事情,却有六七个部门要求上报六七个不同的表格”“走访用了2个小时,填表却要花费6小时”等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暴露出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给身处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是：表面上责任人是在落实责任,实际上却是在装腔作势.这些领导干部不了解真实的情况,照着稿子稀里糊涂地“背诵”,照着要求不明就里地“执行”.这不仅背离了初心和初衷,而且加重了基层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消弱了疫情防控的效果.
最后,存在失职失责、不担当、不作为等现象.“制度是人使用的,是人活动的舞台等同样一个制度平台,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要想发挥制度的最大功效,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的担当与作为.典型案例便是疫情发生源地的湖北省.针对反映湖北省在捐赠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关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调查,省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
面对重大公共危机,政府应及时发布相关情况,掌控舆论宣传阵地,引导民众理性应对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远超于当年的“非典”疫情,但此次我國应对疫情的方式、效率、医疗水平也同样远超于当年.因此,我们应有着足够的自信、坚定的信念.
面对重大疫情,政府要有预见性和预警性.当前,新冠肺炎依然在持续蔓延,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疫情肯定会过去,而如何使应对策略和实施方案做到及时而有效,是最关键的问题.对此,首先,应建立更加高效的应急组织与预警机制,以便提高疫情管理水平.其次,应建立军队与地方的沟通渠道.实践证明,在这次武汉疫情中,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再次,应建立重大紧急疫情通报制度.最后,要汲取2003年“非典”疫情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一是面对重大疫情,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比如,在“非典”疫情期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决定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疫情通报从最初的5天一报改为后来的每日一报,并对瞒报疫情的高级领导问责,稳定了社会公众的情绪.二是开展医学科学攻关.2003年4月9日,军事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测序,为科学应对疫情奠定了基础.三是多部门联动与协同.比如,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共同发出通知,严防“非典”通过交通工具传播.财政设立20亿元的“非典”防治资金,保证了抗击“非典”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四是建立应急管理制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应机制,并将其描述为“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反应;完善检测体系,提高预警能力;改善基础条件,保障持续运行”.五是社会群防群治、群防群控,公众被动员起来,并形成了人人讲求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
面对重大疫情,政府要注重对网络舆论的掌控,及时准确发布疫情最新情况.没有稳定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没有对重大疫情的科学宣传和准确掌控,是无法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的.因此,必须要坚度自信,加强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如前所述,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是我国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地区通报疫情的例证,同时我国也通过媒体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有效地通报疫情最新情况.这既有助于防范社会恐慌,促进个人防护,同时也使得广大公众的知情权得以保障.早在“非典”疫情期间,我国就非常重视疫情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及时性等.而这一点,也在此次的武汉疫情中得以体现,从而避免了各种恐慌情绪产生,有利于稳定城乡民众的心理.
面对重大疫情,民众应理性应对.对于网络谣言或者未明信息,发帖者或当事人一定要理性应对,以理性压制冲动.简单粗暴的行为和方式,比如采用沟壑、沙石和泥土把来往和进出的所有道路封掉,是不可取的;喝酒、熏醋、嚼大蒜、用淡盐水漱口以及服用双黄连口服液等未经科学验证的方法,是不能够预防新冠肺炎的,是不宜轻信的;将防疫变成“防鄂”,简单地把武汉返乡人员以及湖北返乡人员置于社会对立面,是非理性的行为.
“抱有科学、理性和进步观的现代人,是这个社会的基础.”理性应对,倡导科学和文明理念,是此次应对武汉疫情的一大关键.作为一个理想的公民,要对国家、对社会有担当.当每个人都对社会有担当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克服各种困难.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卫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资助项目、2020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文化自信研究”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创新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019ZDPY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新华网,2020年2月3日.
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给出四个关键词》,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年1月28日.
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人民网,2020年1月26日.
④高渊、郑永年：《疫情检验一切,也在拷问一切》,《解放日報》,2020年2月5日.
⑤《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编/孙渴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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