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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音协原常务书记、本刊首任副主编冯光钰先生不幸于今年2月20日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前辈.本文作者于2010年12月3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第十二届年会”期间,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一书出版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冯先生.这也许是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就该书接受采访.为纪念冯先生,本刊特刊登本文,以资追思他在保护和抢救民族优秀音乐文化遗产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杨晓：冯老师,您好！我想所有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史学的研究者,都能够体会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这套200万字三卷本的著作对于整个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史学研究划时代的意义.这套书的形成过程也必然成为中国音乐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为对这个领域非常关注的后辈,我今天特别想就这套书的整个筹划与形成过程,以及相关的学术问题对您做一个专访.
冯光钰：这部书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和赵毅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主编札记》发在2007年的《人民音乐》上,把整个来龙去脉谈了一下.不过我还是想通过与你的这次谈话,把这套书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再说一下,同时把原来相关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重要事情都提一提.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缘起,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提出来的.1990年,我们在包头召开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在闭幕式上,吕老提出应该编一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吕老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对他的意见非常尊重,于是回到北京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这个事情,先召开了一些座谈会.
我在“主编札记”里面曾经提到,我们199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把当时在京的相关知名专家都请来商量.那次座谈会就决定,我们的少数民族音乐史以现在的条件还不可能编写通史.当时我提出,编写通史要在我们全面掌握了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情况之后才能编纂.同时我们决定,无论民族大小,每个民族写一章,壮族人很多写成一章,京族人很少也写成一章.通过这种写法,来尊重每个民族的平等性.同时,我们也确定各个民族的音乐历史,不能按照汉族的王朝历史来分期,每个民族有他自己的历史划分方式.比如说藏族,我们参考了很多藏族的古代典籍、当代的藏族历史研究专著,根据音乐材料的实际情况,最后才决定把藏族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分成四个发展阶段.
杨晓：藏族、蒙古族这样的大民族,有自己明确的王朝历史,而且这些民族的历史记忆被保存在各种历史文献、文物和口碑资料中,可以说有据可查.但是类似于怒族、京族、鄂伦春族这样人口偏少、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我们怎么去处理他们音乐的长程历史呈现方式呢?
冯光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求撰稿人必须要借鉴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写法.当然,音乐可能在这个民族还处于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与民族的历史是同时发展的.我们音乐学家掌握历史资料还不够,这就必须借鉴已经有了的各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成果.当我们开始筹划“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时,我国各少数民族史、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通史都已经出版了,这些都成为我们写作的很重要的参考和基础. 杨晓：我从以往的相关文献中注意到,整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过程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上的个案与理论研讨有密切的联系.
冯光钰：是的,从第四届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开始,我们每一届年会都把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研究作为会议重要的专题之一.在抚顺的第五届年会上,台湾的民族音乐学家许常惠先生也来了.我们知道台湾并没有高山族这个提法,他们自己有一套关于民族的划分方式.许先生虽然是台湾人,但他还是很尊重大陆的意见,同意用高山族这一个整体称谓来作为一种平衡.同时,我也找到福建的音乐学家孙星群先生,请他来写大陆的高山族部分.许常惠先生因为之前已经有写作《台湾音乐史》的经验,所以他很快就交出了稿子,并且同意请孙星群将两部分高山族的稿子合并在一起.
内蒙古会议之后,我们开始约请少数民族音乐家参加到撰写中,比如满族的石光伟、达斡尔族的杨士清.我们的原则是尽量约请少数民族音乐家来撰写,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就请热心于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汉族音乐学家.实际上20年前,少数民族音乐学家的队伍还没有被培养起来,和现在有很大区别,现在我们有杨民康、包爱军、何云峰等等一大批少数民族音乐学家,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音乐学家屈指可数.同时,我们也请到锡伯族的音乐家奥丽娅来撰写哈萨克族音乐史,在周吉的帮助下,她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第五届年会结束后,已经有一部分民族的音乐史交了稿.根据这些稿子和我们在会议上的讨论,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纂问题》,提出了一些撰稿的基本思想.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汉族音乐史的方法去框少数民族音乐史,必须按照少数民族自己的历史来写.同时还提出了如何处理跨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问题,比如俄罗斯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苗族等等都是跨国民族,我们主张“铁路论文范文,各管一段”的方式,例如朝鲜族音乐史,就从朝鲜人大批进入中国开始,之前的历史可以一笔带过,重点在于到了中国之后的过程.
我们的第六次年会第一个主题仍然是“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第二个主题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那次会议我做了一个学术总结发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三题》.其实我们就是在干中学、学中干,我们一直在摸索,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之前叶伯和、王光祈、杨荫浏先生写的“中国音乐史”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少数民族的内容,资料不够,田野不够,大家也没办法写.
杨晓：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98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第二个版本是2007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本）.这两个版本的出版前后相距10年,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冯光钰：我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最开始的体例是编成“上卷”和“下卷”.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为了早一点让这套书和大家见面,决定哪个民族的稿子交得早我们就先出版,这样可以推动整部书的进程.最初的时候是我和袁炳昌老师做主编,决定先把已经收到的23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先出版了,这个版本就是1998年论文范文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因为仓促,这一版体例难免会有一些散乱,各个民族的编排秩序也比较乱.
非常遗憾的是,上卷出版的当年下半年,袁炳昌就去世了.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音乐家和极认真的音乐学家,我在《音乐周报》上写了一篇《世有长材天不容》的文章纪念他.袁炳昌去世1年左右,55个少数民族音乐的稿子基本上就收齐了.我当时还在担任中国音协常务书记,日常工作非常繁重,200多万字的稿子我至少要完整仔细地校阅三遍,并且要提出修改意见,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于是征求吕老的意见,请赵毅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赵毅当时是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袁炳昌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名字不能去掉,他在前半部分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在2007年那—版看到的是冯光钰和袁炳昌为主编,赵毅为执行主编. 所有的稿子都来了,我们必须按照原来拟定的编辑体例去审阅每一篇文章.我们之前有一个“少数民族音乐史编写体例”,每一个撰稿人手里都有.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都参与到最后的审稿中.
杨晓：中国的民族划分涉及到很复杂的政治、文化问题,同时至今也存在一些在学理上的争议,我很想了解你们当时在方法论上是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文化问题,例如“白马藏人”这个有明显争议的话题.
冯光钰：白马藏人的问题,在民族学界有过专门的讨论,费孝通1980年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特别谈到这一群人的族别争议问题.我们当时专门征求了吕老的意见,同时我还陪同吕老专门到当地去做了考察.在我们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还是遵照国家关于55个少数民族的划分,把他们放在藏族中.但是后来在田联韬他们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就专门用附录的形式把克木人、夏尔巴人、俊人等等未识别的族群放在附录*绍.
杨晓：在之前的文献中,我们看到不少有关如何处理跨境和跨区域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在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就是支系问题,例如苗族、彝族、瑶族都支系庞杂.在撰稿的过程中,如何来处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的音乐历史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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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光钰：首先,我们要将支系繁多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来撰写.同时,要参考当时对民族研究的最新成果,必要时要征求当地民族最高首领的意见,来反观自己的写法是否恰当.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略有提过,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胡家勋写的彝族音乐史,这个很难写,彝族支系很多而且分布在几个省.我们没有经费,不可能请几个省的学者来搭班子写,后来就交给了贵州的胡老师来写.写苗族音乐史的时候也面临这个问题.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尽量去写.如果有学者对我们的写作提出意见,我们也欢迎,再版的时候再修订.但是出版两年以来,我们还没有听到批评的声音.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高成果,至于你们这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怎么写,这又是你们的责任了.说实话,如果没完没了地开座谈会去讨论,这部书永远都不可能出版,所谓众口难调嘛.我们在审稿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要尽量说得客观,尽量不要用绝对的语言.
杨晓：我们知道不少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甚至已经不再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关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材料是相对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处理材料问题,也就是历史证据问题呢?
冯光钰：我们一再提醒撰稿人要尽可能地找到相关文献材料,去当地的县志、民族志中查找,哪怕是只言片语.第二,是一定要参考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包括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的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第三,我在文章中也一再强调要用好“口头”材料.其实当时很多撰稿人都提供了采访当地音乐家的附件,但是因为我们的体例不能搞附录,所以就把这些材料消化融入到音乐史里面去了.
杨晓：关于这套书的出版过程,我听说也历经周折,是在完全没有国家课题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完成的.
冯光钰：我们这套书没有国家课题经费的投入,一分钱也没有,20年前没有这个规矩.1998年上卷的出版还是比较顺利,袁炳昌老师在日本有个朋友叫做斋藤孝介,他拿了3000美金资助我们出版.这3000美金在当时是不得了的,我们那时是拿不出来的,我们把这3000美金交给了论文范文民族大学出版社,这套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但是在2007年那一版就在经费上遇到很大问题.我们实在拿不出钱给出版社.后来我们找到京华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这套书的意义,并和他一起撰写申请材料.他去北京论文范文申请经费,出版局居然批了15万,这套200万字的书出版才有了希望.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讲的,这是千古事,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大事.我和赵毅作为主编和执行主编,一直在不断地校稿,不断地看清样,虽然我们不是撰稿人,但是我们作为主编是要负责的.同时,出版社还找到历史学家去看稿,他们也很负责,我们多次和历史学家就稿子交流.这样反复磋商多次,京华出版社才在2007年出版了这套书,这很不容易！出版社送给我们200套书,作为稿费送给每个作者个人.这套书出版后,在音乐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很受欢迎,大家觉得很有价值,至少在21世纪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套如此完整的少数民族音乐史.
杨晓：学术界都看到并认同这套书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和开拓性的价值.您个人作为主编,您觉得这套书有没有什么令您遗憾的地方?如果再版,您最想修订的地方是什么?
冯光钰：经历了18年的过程,我认为这套书已经体现出我们这一代少数民族音乐学家的最高水平.我们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一直到出版前都还在改.至于问题,肯定有问题,每一代人的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的问题.不过我的整体感觉是“欣慰”.这一套书不仅呈现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整体面貌,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音乐学家,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那么多音乐学家经过集体、持续的努力,最后终于全部出版的确很不容易.
责任编辑：陈达波
总结：本文关于音乐史少数民族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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