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超越本土化中的相对主义误区——兼中国社会组织的取向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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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本土化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科学中自有的两大传统——解读传统与解释传统（赵鼎新,2012）；在社会科学中,形式性越强的学科,其对普遍性解释的关注度超过了对某些具体现象背后文化或意义的追求,而对注重解读传统的学者来说,揭示某一现象的本土意义,远比在比较中把握所谓的规律更有价值；这正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很少会说中国的经济学；而人类学者和文化学者,则往往喜欢论述中国人的特质和中国人的社会科学之类议题的原因所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是,不同社会中的现象,到底是一个个类型,还是可以被视为是某一个变量的不同取值.正是如此,笔者以为,立足于建构论和相对主义反思不能过头,至少其不能作为中国学者否认西方研究者贡献,以及西方理论解释力的工具.一部分学者认为,解读传统与解释传统之纠缠本质上是无法厘清的,在具体的实证或经验研究中,研究者要做到的是在这两者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赵鼎新,2012）.

由此可见,相关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本质上是无解的；对于学者个人来说,重要的是选择自身的理论旨趣,沿着某一学术传统进行深入的探究,而非一味地贬低或者抬高自身传统的价值,两者间应该有一种必要紧张和竞争.这些争论的拓展,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要强调情境之于理论的调节?在什么意义上,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特殊性.

笔者拟援引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机制学说,来对上述问题作一折中处理.考虑到文化互动的本质与社会因果机制间存在着统一性（彭玉生,2010）,笔者以为,本土情境下各类研究的贡献,是为更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准备.这是由于,从在提倡社会机制的研究者看来,对情境的文化意义和社会结构状态的深入解读,本质上解释了不同社会因果机制缘何会相互抵消、促进或互动,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因此,一定程度上,对于本土研究而言,第一步是要立足于情境建立起清晰的、可以说明各类机制的理想类型.这才能说明,在哪些情境下,两个变量间仅仅是相关,哪些情况下,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意义.换言之,本土研究为我们提供更加谨慎的、有效的理论解释作准备.正如管理学者曾荣光曾经所指出的,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不该是急切地制造所谓的本土理论,而是要发现有趣的、具备规律性的现象和问题；D论文范文is 等人（2005）指出,学者们应该努力解释有趣现象背后的可能机制；在这个时候,解释可以是对原有理论的演绎,也可以是整合,甚至是有趣的归纳.我们应该抱有这样的雄心：努力确保这些解释所揭示的机制,可能会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

二、正视学术话语和问题意识的建设

首先,本土化研究如果要避免种族中心主义思维的困扰,就必须在比较中确立学术话语.就这一点而言,西方的理论成果有其合理性.西方人在研究非西方现象时,往往将自身的文明视为一个参照系,正是“集体主义”这一概念在研究非西方心理现象时被重视的重要原因,姑且不论其前提设定是否正确,比较这一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依然是获得了重视.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视野.相对而言,本土或非西方研究者的优势所在,是有可能在综合了两个不同类型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创建出前提假设更加贴近实际的理论,换言之,可以对两个文化进行相互参照,而非一定要以谁为根本的起点；简而言之,非西方情境在学者建构理论占的分量和应该和西方情境一样大,非西方现象在学术上的地位与西方现象应该同样受到重视,因此,提倡本土研究,更多地是要建立强调客观评估自身现象的话语意识,而非一定要提出本土理论.比如,对于市场规律的分析,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本土市场理论；又如,我们也不能抱着“关系”概念而忽视其与一般社会网络理论间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其对于发展出更加完善理论的可能意义.

其次,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平衡的真问题,而非只是片面关心自我的问题.经过比较,本土研究者要从更加根本的要素出发来提出理论问题,而非仅仅将西方热点理论的概念进行粗加工或简单借用,而是要结合实际,对其进行取舍.在提问题的时候,应该在普遍的意义上凸显特殊性,我们会发现重要的、极端的问题往往可以揭示出一些有意义的机制.例如,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其本质是要探讨哪一类宗教与资本主义间存在亲和力,而不仅仅针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如果我们反向看看近年来不断翻新的所谓“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科技革命为什么不能发展在中国”的问题,就立刻可以发现,韦伯比李约瑟更加高明.后一问题就像是西方学者注重探讨东方人的“集体主义”那样,往往会不得要领或走偏.

可见,我们的问题是要立足中国现实的,但是不能过于片面,应该看到自身现象在世界上到底有多特殊.在这个意义来看,中国研究不仅仅是提供情境以检验理论,还可以提供很好的视角和切入点,为新理论的创造和新机制的发现提供机会.总的来说,笔者强调学术话语和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强调我们必须：基于中国情境,发展一般理论；基于中国现象,提出一般问题.

三、应然与实然：对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一些思考

就中国社会组织研究而言,主要从以下两个大问题的讨论入手：其一,从全球角度看,第三部门占有怎样的地位?其二,在中国,社会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今后应该怎样发展?笔者拟从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展开剖析.其中,应然层面对应了前文所述的学术话语,而实然层面则对应了问题意识.

应然层面的思考.时代背景或者历史脉络的不同,决定了即使是以实现现代化为同样目标,东西方国家中第三部门的地位及其可能的贡献是不同的.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大背景是源于全球性的同构压力,属于后发驱动型,而非原发状态下发展.这意味着很多规则我们不得不接受,很多理念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或者面对.笔者试图以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为例,来分析其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不良影响.以政治学为例,“对抗性的公民社会是论文范文的推动器”这一本来仅是经验命题的论断,在新自由主义传统下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和价值起点.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早期的中外学者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所谓的“独立”组织.最后,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些组织仅仅存在于学者们的论著中,它的作用是催生了一系列无谓的争议.

正是如此,笔者比较认同秦晖先生的看法,第三部门的发展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的定位,而是取决于中国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模式.因此,将社会组织视为是对政府和市场失灵的补充,是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一种手段,来论证其存在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进行比照,也有利于我们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问题.遗憾的是,中文世界的文章很少围绕着这个学术话语来展开深入分析.

实然层面的思考.中国现实中很多实际的特殊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来解答,这会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

组织理论之父:中科院创业商学院第四期-组织理论与设计（一）

首先,发展阶段和时空的错位,意味着西方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在中国情境下会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会产生与直观感觉相反的结论.例如,中西方组织都得考虑生存问题,但前者的关键是能否有合法性,后者则关注于资源的获取.

其次,西方学者往往会强调政府压制的负面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政府的底线设置,有可能为理想主义保驾护航,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政府的压制措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个负面的筛选机制,导致原先不那么希望与政府保持距离的组织不得不远离政府,从而使政府无法获得对这些组织信息的合理掌握,原先出于控制目的的措施反而导致了控制的不可能.

再次,专业、独立的海外组织的介入,反而有助于政府实现对相关组织的控制.例如,安子杰的研究发现,海外培训项目更多反映国外捐助者的一厢情愿,体现的不是中国论文范文组织的需求,而是北美慈善界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尽管中国政府对境外组织保持警惕,但事实证明,这类组织所推行的专业、可控的理念可能恰恰有利政府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Spires,2012）.

最后,在碎片化程度很高的政府措施和学术界迷信西方范式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一类比西方更加西方的本土社会组织,这类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组织,往往得不到长期发展,也无法实现其希望达到的使命.例如,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有的社会组织完全认同不能把捐款人的资金用于任何组织自身的用途,这显然有悖于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

这些问题只有我们真正确立起较为合适的统一思考范式,才有可能在机制层次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笔者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宋程成博士生的长时间讨论,特在此致谢！）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团校副校长.）

主要参考文献

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3 期.

秦晖：《变革之道》,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赵鼎新：《社会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曾荣光：《华人管理研究何去何从》,《组织管理研究》,2009 年第5 期.

D论文范文is, G. F., &, Marquis, C. (2005). Prospects for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Institutional fields and mechani论文范文s. Organization Science,16(4), 332-343.

Holm, P. (1995).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Tran论文范文ormation processes in Norwegian fisheri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298-422.

Spires, A.J. (2012). Lessons from Abroad: ForeignInfluences on China’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The ChinaJournal, 68:125-1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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