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参考 经济与生活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参考：制度、技术与农家经济生活变迁
2. 第二篇经济与生活论文样文：经济行动的支配机制
3. 第三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模板：教育的民生功能研究
4. 第四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例：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5. 第五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格式：小农理性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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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参考：制度、技术与农家经济生活变迁

当前中国农村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继推动下加快了向城市化的转型速度,农村原有的平静、朴实、安逸的自然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相较于今,建国初期的农村也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与技术革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陆续在农村落实,对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些方面至今仍然在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济南郊区环绕于旧城区和商埠区周围,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气候属于大陆性季风类型,城乡及周边地区交通发达,市场层级结构相对完整.民国时期,郊区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利用方式多样,租佃关系复杂；在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下,农业生产呈现出鲜明的商品化趋势；郊区与市内工商业联系紧密,农民兼业化现象突出,副业生产在郊区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由于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区位优势,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较高,半农半城特征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国家在农村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宏观制度层面的调整.这一改造过程实现了农村经济所有制形式,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由家庭分散经营向集体化经营的转型.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对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个体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济南郊区农村,土地改革将农村社会经济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改善了社会中下层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调动了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缩小了郊区农村的贫富差距.但是,以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要素相对贫乏,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为此国家又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展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被组织起来后,郊区政府可以对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在劳动力配置、生产要素管理、生产过程的组织、规划等方面,发挥出规模经营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传统中国是以农立国,田赋和租税是整个国家有效运转的基本物质保障,因此农民往往要遭受沉重的压榨和剥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旧有的种种不合理的赋税制度逐步废除,建立起税负较低的社会主义农业税制度.这一转变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理顺了农村的收入再分配格局,使得农民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具备了制度保障.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确保从农村或取更多的资源,国家在制度层面加大了工农剪刀差,推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而建国前济南郊区商品经济发达,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营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行,郊区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郊区个体私营经济迅速萎缩,国营工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商品交换模式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郊区农民承担的部分商业角色,渐渐被国营合作商店的店员和社员取代.

在农业生产技术层面,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传承、推广主要是通过承继方式,这就使得技术更新缓慢,因循守旧,技术推广范围狭窄,导致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整体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力的增强,郊区政府不断引进、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渐渐改变了郊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诸如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修缮旧有的水利设施,新建了大量水利工程.通过开沟引渠、疏通河道、深打水井、改进灌溉技术、添置水利设备等,有效提高了农田灌溉面积和灌溉频率,降低了水旱灾害对郊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生产器械方面,改造旧式农具,引进了大量新式农具,增加了蔬菜保护栽培设备,添置了拖拉机、抽水机、脱谷机、收割机等动力机械,提高了郊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在田间管理方面,在郊区农村展开了先进耕作技术的普及工作,推广中耕和深耕,提倡细耙、多耙等田间管理技术.作物品种方面,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的种植,郊区政府组织农民对作物良种进行田间评选,并逐步建立起良种繁育推广机制,有利地促进了郊区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优化了农产品质量,提高了农业产量.大力推广农作物密植技术,提高了郊区农业生产的精细化、集约化水平,实现了土地自然肥力的最大化利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人工捕打模式,逐步推广药剂拌种技术,进行较大规模的喷雾器施打,有效降低了病虫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同时,郊区还普遍建立各种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培训农技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改良,农作物产量、农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推动了郊区农村经济总量的提高.

个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农家的收入支出结构、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农村经济总量的变化等方面,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建国初期的济南郊区农村,伴随着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变革,以及微观层面的技术革新,加之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作物的亩产量和总产量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显著增加.这就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而郊区农民的副业生产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益于城乡之间顺畅的经济交流渠道,以及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也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时期,优化了郊区农户的收入结构.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启动后,市场自由度逐步受限,私营工商业接受改造,国营商业机构普遍在农村设立,造成农民副业生产的种类和规模开始急剧减少.由此导致郊区农家总收入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副业生产在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却在逐步下降,农户的收入结构趋向单一化.由于郊区农民总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衣、食、住、行、燃料等方面的消费开支逐年增加,消费方式呈现出城镇化趋势.而且许多富裕农民开始增加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购置文化娱乐设施等.但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济南郊区农民的生活水平虽较建国前改善许多,但是恩格尔系数依然很高,农民仍就处于贫困状态.而从与工人生活水平的横向对比来看,这一时期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农之间的收支差距越来越大.

建国之后,国家力量开始全面渗入乡村,并深深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社会经济活动,对原有的社会阶层格局形成了强烈冲击.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用下,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开始按照国家的意愿进行配置,同时也影响到农民各阶层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从郊区农民不同阶层间的变化情况来看,土改前后是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但当农业合作化逐步推行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加大,农民间实现阶层变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处于健康和良性的发展状态,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看各种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如何,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流动状况.建国初期的济南郊区农村在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进活动推动下,实现了各种社会经济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流动,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篇经济与生活论文样文：经济行动的支配机制

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行动,不仅与宏观社会结构相互型塑、建构和变化,而且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会使得个体行动展现出不同的行动意义.同一类型的经济行动,其意义和支配机制在时代的变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本文旨在通过“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这一社会事实,回答社会市场化过程当中个体经济行动选择的变化及其当中的支配机制.本文在强调和注重社会个体主体性及自主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经验的分析,及从“外出打工”逻辑转向“返乡创业”逻辑的历程,反思市场化过程中劳动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的“解构—分离—重塑”的关系,以及其如何支配着农村外出打工者的经济行动选择的过程机制.从而提出农村外出打工者“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逻辑,以及他们将返乡创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方式,以此提出“劳动—生活”均衡假设.

在本文引论中,从当前社会市场化现象及具体吊诡事件出发,着重阐释了本研究的议题,即社会市场化过程有关经济行动支配机制的研究,并简要概括了以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经验为分析对象的一般理论意义及社会价值.

在第一章中,着重讨论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界定、识别和明晰化的过程与根据.作为一建构性社会问题,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近20年学术史中,返乡创业研究经历了诸如从无到有,从学术问题到学术热点等三个阶段,并形成了返乡创业高调形式论与返乡创业低调实质论等两类相对观点,前者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后者则“忧心忡忡”.与理性认识表达相悖,现实中的返乡创业实践逐渐深入和发展,不仅“遍地开花”,而且“非常态”下高增长.从两种表达的矛盾,以及表达与实践背离之中,本研究坚持从实践出发重新审视和解读返乡创业选择问题,建构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的实践逻辑及社会支配机制.

在第二章中,在研究问题明确前提下,坚持“理论自觉”学术导向,通过对创业研究与返乡创业研究有关文献的梳理,寻找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问题的“源头活水”.以此将问题进一步明晰,并具体操作化为,为何农村外出打工者会从“外出打工”行动逻辑转向“返乡创业”行动逻辑,以此来解答社会市场化过程中,种地、打工、创业等三者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在“建设性反思批判”相关行动选择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机制分析路径,借此超越结构分析与理性分析的二元对立,客观而真实地建构返乡创业选择因果关系.根据研究问题及架构,辨析和澄清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等相关概念,确定返乡创业选择经济行动研究的边界和范围.

在第三章中,主要探讨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研究方法.通过对当前学术界有关农村外出打工者研究资料收集方法的检视,在坚持质化研究方法的同时,结合研究对象的分布特性以及其流动性,本研究运用“开放的个案研究”方法,以此规避“合成谬误”,建构和完善行动选择支配机制的“理想类型”.在具体实施中,有关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研究经过了无意识、有意识以及重点深描等三个资料收集阶段,注重返乡创业实践历程及相关主体的行动.经过个案资料的编码归类和文本分析,发现返乡创业实践具有着持续性、多样性、家庭组织化、教育弱关联以及低收益形式等特征.

第四章重新审视和解读农村人外出打工的逻辑.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封闭环境中,农村人不断对城市生活进行着美好想象,以城市生活或类城市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分田到户”一方面改善了原有的劳动生产关系,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将家户农业生产及其消费带进了市场.在集体缺失之下,原有“同质性”消费逐渐被打破,社会中个体及家户利益在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下不断被释放.既有“种地”劳动形式已经难以承载改造传统乡村生活的重任.在结构松动及比较状态下,他们寄托于“外出打工”劳动形式来改造乡村传统生活.

第五章重点分析进入工厂之后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劳动与生活.在现代工厂中,打工劳动严重压缩了他们的生活空间,现*度规训着他们的身体,生活呈现着流水线、食堂和寝室等简单线性关系；无论是流水线的活、卖苦力的活,还是有技术的活等劳动形式都将打工者的生活与劳动进行分离,生活过程中仅剩下对高报酬的追求.在工资结构中,一方面高工资的获得必须承受“高劳动强度”,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因此也就产生了打工者群体中有关“你要别人的钱,别人要你的命”的逻辑；另一方面,无论是“计时”的“不要脸”,还是计件的“不要命”,工资在身体限度、社会结构等因素制约之下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界限.在生活世界中,时空距离与社会距离的存在,城市社会中陌生人关系使得打工者倾向于“扎堆取暖”,可对于夫妻关系、代际关系等却只能悬置和隔离,压抑自我“情感”.处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底层,他们不仅没有充足的资本可以选择留下来,而且时刻需要为生活利益进行博弈以及面对有今天无明天的打工生活.所以,返乡终将成为他们实然的归宿.

第六章主要分析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后具体营生方式的选择.回到流出地,曾经的农村外出打工者有着多种选择,如种地、就近打工创业等等.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用下,种地的低效益表现只能使它成为一种次次优的选择；而就近打工同样遭受着劳动与生活的解构,并且就近打工的低经济效益,也致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优化的选择.与两者相比较,创业当“老板”作为一种能够平衡劳动与生活,经济与家庭之间利益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并且其内含的“生活的希望”等优势也影响着行动者的最终抉择.因而,在对打工生活抗争逻辑以及对美好生活追求逻辑作用下,返乡创业作为农村外出打工者一种优化的生活方式选择.

在第七章中,连接经验与理论,在经验材料的分析基础上对个体经济行动选择的支配机制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提出“家庭本位”的行动逻辑概念,进而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农村外出打工返乡创业行动选择作为一种“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一方面是行动者力图保持经济效益,以此改造传统生活形式,另一方面是个体对既有社会关系和家庭情感等生活内容的维系,以此稳定生活实质.本文将此经济行动支配机制概化为“劳动—生活”均衡机制.从而得出在社会市场化中,日常生活的个体行动逻辑当中并非经济因素或者社会因素来支配着个体的行动选择,而是通过两者的均衡来实现行动决策,从而支配经济行动的生成.

第三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模板：教育的民生功能研究

民生,即民众的生活.民生改善就是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获得提升的状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改善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与民众最关注的话题.作为社会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动力元素,教育势必成为当前民生的基本构成部分,并对民生其它方面的改善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之一,在学校受教育是现代社会每个人生活的特殊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在民生改善的过程中,不论是依靠制度保障,借助市场互利、居民互惠,还是主体的自主改善,都离不开教育的基础作用.

教育在民生改善的中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不是固有的,而是主体在相应教育观的引导下对教育整体结构进行组建进而生成功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功能观是教育功能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关键环节.纵观已有研究,以“社会—人”为认识框架,从教育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两大方面来定位教育已成为“定论式”的研究共识.但在民生改善视域下,既有的教育功能观却存在遮蔽教育民生取向的倾向.具体表现在：教育的社会功能观,立足于人的一般社会属性,不足以展现民生主体作为生命整体的多重属性；注重与非日常生活的关系,导致教育“日常生活”的空场；强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缺乏对当下个体生活的观照.就教育的育人功能观而言,“社会化”本身的无立场不足以展现民生主体的现实存在；其隐含的抽象人性论倾向使民生主体基于现实生活的教育需求被忽视.

教育的民生取向被遮蔽有其深厚的历史、现实与认识论根源.首先,传统社会教育价值功利取向的延异与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的规制是教育民生取向被遮蔽的历史原因.其次,后外发生现代化背景下民生改善的本原意义被忽视,总体性社会结构中个体生活的依附性格局以及教育体制的精英主义倾向,是教育民生取向被遮蔽的现实原因.另外,对我国教育功能理论源泉唯物史观认识上的偏颇与教育功能观的实体思维倾向,是教育民生取向被遮蔽的认识论根源.

基于对教育促进民生改善的历史*以及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形势与任务,为了更恰切、更全面地诠释教育在人民生活改善中的作用,本研究提出教育的民生功能以弥补既有教育功能理论的不足.教育的民生功能,即教育系统在塑造和提升民生主体的主体性,引导民生主体提升生存发展能力和生活质量,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功效和作用.一是培养民生主体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素质,引导其提高物质生活品位,包括提高个体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提升个体的物质消费能力,促使个体形成正确的物质消费观念；引导民生主体形成健康、有品位的生活方式.二是充实民生主体的精神生活世界,提升其精神生活质量,包括引导个体形成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状态与提高闲暇生活的质量.三是提升民生主体的幸福能力,包括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形成有助于个体幸福的公正的社会环境；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

教育功能的主体赋予性决定了教育功能的可建构性与生成性.教育价值观对教育功能的取向与定位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是教育功能生成的前提.在相应教育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教育政策,调整教育结构,加强课程改革,是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一般步骤.教育民生功能的实现亦遵循着这样的步骤,具体包括：超越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确定教育发展的民生立场,树立生活导向的教育价值观；坚持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构建民生导向的教育政策；调整与优化教育的层次结构与科类结构；加强课程改革,在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在相关课程中渗透生涯教育,继续加强地方课程开发.

第四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例：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从国家层面来看,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对“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秉承和彰显,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界定出发,着力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构建和谐社会要强调生活质量的提升第二,从生活质量评价状况来看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存在哪些弊端和问题第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如何推动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生活质量提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意义,在这一部分里,着力探讨生活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构建有着怎样的理论联系,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又对生活质量提升有着怎样的诉求.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活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构建都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念的高度契合.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谐社会同样以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而生活质量恰恰是衡量这个目标的有效尺度.

从实践上讲,生活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实践上的一致性,表现在生活质量反映和谐社会六个方面和谐程度,生活质量提升是现阶段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目标,生活质量提升促进人的发展和人类幸福,促进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构建都是对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回应.无论从GDP不是唯一标准来看,还是从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优越性来看,生活质量提升都是一种合理的问题解决之道.

第二个问题,生活质量评价现状.以山东省为例,2002年到2008年主客观生活质量状况的研究结果表明：

1.尽管客观生活质量呈现加速提升的态势,但是经济生活质量波动频繁；生存环境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在特定年份水平下降；客观生活质量提升速度缓慢；客观生活质量年度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通胀压力仍然存在、消费结构不合理、失业率出现攀升势头、产业发展不均衡；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薄弱环节、教育水平在整体提升中有倒退、农村社会保障投入水平较低：政策对客观生活质量的促进效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及其他客观生活质量呈现出来的年度特征共同造成了客观生活质量领域里的突出问题.

2.主观幸福感存在年度差异；目标价值指数、心态平衡指数、成长进步指数2003年降至最低点；人际适应指数、心理健康指数、社会信心指数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主观幸福感呈现出的年度特征,即2003年主观幸福感降到最低水平；2006年主观幸福感达到最高水平；2007年主观幸福感小幅下降；2008年主观幸福感小幅回升.几个重要的具体幸福指数表现较差的原因主要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不公造成人际适应较差；社会变革的负效应、社会不公造成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权力失范、基层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不公造成社会信心不足等.

3.主观幸福感与客观生活质量发展态势差异非常大,客观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并未带来主观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主观幸福感为代表的主观生活质量在纵向研究的七年间,保持平稳水平,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且二者发展趋势上表现出来的差距越来越大.本文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第三个问题,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寻求生活质量的提升.公平和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生活质量评价暴露出的问题与公平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平问题是隐藏在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影响着社会和谐的方方面面.与发达国家种种不公平相比,我国以公平为视角提升生活质量的优势恰恰在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以公平为指导,以公平为特征,和谐的社会关系使公平成为可能,也使从公平的视角提升生活质量成为必然选择.此外,发展是解决所有生活质量问题的关键,在发展中寻求生活质量问题的解决,就是对生活质量的提升,就是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以生活质量为导向的发展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念的回归.公平和发展是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才能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因此,以公平的视角和发展的理念提升生活质量是必然选择.

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规范研究方法.以二次分析的方法对已有的生活质量原始数据进行再分析.以山东省2002年到2008年七年为例,探讨主客观生活质量状况.以规范研究方法探讨生活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探讨生活质量提升的公平视角和发展视角.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首先,现有对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大多集中在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哪些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构建中到底存在哪些影响和制约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从生活质量研究看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欠缺.本研究从分析居民生活质量状况入手,探究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一种新的理性分析思路.

其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技术,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从生活质量入手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所面临的一些突出现实问题进行探索、描述与解释,探讨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特征给予精确的描述,解释与和谐社会有关的一些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是为理论创新提供实证材料,为公共决策提供实证依据.并且,对实证方法的运用,可以弥补和谐社会研究中定量研究不足的现状.

再次,学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由来已久,对如何提升生活质量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讨论,对以公平和发展促进生活质量提升更加缺乏应有的重视.本研究在对如何提升生活质量这个问题求解的过程中,论证以公平和发展促进生活质量提升的理论可行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是探讨生活质量与公平和发展两个领域有机联系的尝试,是对如何提升生活质量问题新思路的有益探索.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活质量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生活质量既是对一个社会中民众总体生活水平的综合描述,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重要指标.生活质量不仅具有社会发展评价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关于幸福的课题.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迈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加快,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质量在逐步提高,但感到幸福却越来越困难.本研究提出以公平和发展促进生活质量提升,通过提高社会公平程度、通过发展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研究.

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

第一,大多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了“什么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上.本研究着眼于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存在哪些影响和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因素.以生活质量的角度作为探讨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来看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是对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及其研究视角的突破,

第二,把生活质量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意义上,看待生活质量问题和生活质量提升,并且系统探讨生活质量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位和重要意义,使生活质量本身确定了理论方向和定位,是在生活质量理论领域里的突破,

第三,将生活质量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归结为公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提出以公平和发展促进生活质量提升的视角是崭新的.通过与国外比较,找到我国以公平提升生活质量的优势；将发展视为解决所有生活质量问题的关键,在发展中提升生活质量,提出发展应当以生活质量为导向是具有开创性的.

第五篇经济与生活论文范文格式：小农理性及其变迁

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积累和消费等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形成了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和高积累以及低消费和低闲暇的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影响农民家庭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理性和目的理性.经济理性主要是指农民家庭收入来源构成上必须有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组成,为了保障家庭基本经济生活,必须最大化利用家庭劳动力.目的理性是指家庭*和文化影响农民的生计安排,农民家庭在劳动-闲暇之间做出权衡,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做出均衡选择时,这一行为并不纯粹由经济理性决定.目的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差别在于其决定经济决策的动机不同,经济理性下行为选择产生于生存压力和家庭经济支出压力.目的理性则产生于家庭*和道德规则.

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有其支撑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内部的责任观念、代际*以及养老观念和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社会舆论等因素,这都形成了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小农家庭的投入与产出行为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家庭*支撑下,农民家庭可以进行很多经济理性上无法理解的生产经营实践,如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保持较低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保持劳动对闲暇时间的较高替代率.进而,在恰亚诺夫所讲的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上保持较高的均衡点.

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行为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有节余型经济和生活型经济两种类型.北方农村节余型经济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中更加注重劳动生产和财富积累,并通过减少日常性开支和闲暇时间来实现家庭经济的充足节余,进而得以满足农民家庭大宗消费需求.中部农村生活型经济类型则在劳动投入上有较低忍耐度,农民家庭的积蓄也是以生活消费为前提,生活型经济态度主要讲究生活而非生计.这种经济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主要与家庭*责任和村庄社会结构有关.

在当前形势下,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打工经济中开始计算劳动机会成本、降低劳动力投入和辛苦程度,在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更加注重短期消费和娱乐.这种变化与小农理性变迁有关,即经济理性凸显、目的理性弱化.经济理性凸显主要是农民家庭开始在经济成本核算基础上做出行为选择,还表现在农民家庭在打工经济和城市消费文化影响下呈现出消费主义观念和经济态度.目的理性弱化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责任上的约束减弱,并不一定尽全力积蓄家庭财富以为子女完成人生任务,而是表现出对当期生活享受的追求.另外,村庄社会性竞争压力减小也是影响农民家庭目的理性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且村庄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多的由之前注重道德竞争转变为纯粹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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