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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倦怠因其消极影响受到社会重视,社会工作者已成为职业倦怠的易感人群.文章运用文献法对国内外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进行了整理与分析,以期能对国内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
颜彦洋,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本科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12）12-0112-03
2008年6月,全国首届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的开展,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初步形成.目前,我国已有20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随着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加入到社会工作的队伍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倦怠的现象也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已形成并有所强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日益增加,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运用文献法对国内外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进行整理与分析,望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有所增益.
一、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定义
社会工作是非营利地服务于他论文范文社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活动.社会工作者是遵循社会工作的价值准则,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员,他们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并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人员［1］（P11-51）.
职业倦怠（Job burnout）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应用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于1974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倦怠是一种情感性耗竭的症状,该症状最易出现在那些服务助人行业中,工作者由于长时间工作和工作强度大而感到情绪枯竭,筋疲力尽,便产生了职业倦怠［2］.
Maslach和Jackson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体成就感降低的症状［3］,并且建立了三维度理论模型.三维度主要包括：情感耗竭、去个性化、个体成就感降低.
近期的研究者的定义主要是从多个成因的角度进行描述的.例如,Leiter认为职业倦怠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出现危机所导致的.Schaufeli等人认为,职业倦怠是一系列消极的心理体验,产生于人际关系和社会交换中互惠关系的丧失［4］.
国内学者也对职业倦怠进行了定义,但大多是借鉴国外学者的相关定义.总体来说,研究者对于职业倦怠的定义基本上是从Maslach的三方面进行叙述的,可见,Maslach的三维度理论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方向
国外学者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对不同因素和职业倦怠关系的分析与研究；第二,对不同因素和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的分析与研究；第三,对特殊领域社会工作职业倦怠状况的研究［5］.
国内学者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对国外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的整理和介绍；第二,对国内某地域或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的研究.
三、职业倦怠的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
(一)职业倦怠的研究方法
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将职业倦怠的现象进行操作化的定义,包括访谈法、观察法和个案研究等.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研究不断成熟化,研究方式从定性研究为主转为定量研究,采用问卷、量表等来进行调查.
国内学者在职业倦怠领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法.包括分析和概括国外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成果,介绍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总结了形成职业倦怠的理论等.研究方法还包括了问卷法和量表测量法,总体而言较少使用个案法、访谈法等.
(二)职业倦怠的测量工具
运用最为广泛的职业倦怠的测量工具为Maslach等人于1986年编制的职业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简称MBI,它包含了三个问卷：情绪衰竭（EE）、去个性化(PA)和个人成就感(DP).除此之外,还有Pines于1988年设计的倦怠测量表（Burnout Measure）,简称BM.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研究之中,有80%以上的研究都使用Maslach的MBI进行测量与分析.
对职业倦怠进行定量研究时,国内学者在测量工具的选择上,较多选择了国外学者设计的量表进行测量.已有部分学者将国外的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改,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量表,比如台湾学者潘正德设计的职业倦怠量表,适用于中国教师的职业倦怠测量工具CMBI［6］.除此之外,还有基于MBI量表而形成的EBI职业倦怠测量表等.
在针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学者沈黎主要采用文献法,整理国外有关社工职业倦怠的研究.彭岚运用MBI测量问卷, 陆飞杰采用以NBS护士职业倦怠测量表为基础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黄文斌还采用了PSSS量表以及自行设计的有关社会人口因素的问题［7］（P13-14）.李欢在对深圳的实务社会工作者研究时结合了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实证研究［8］（P10-11）.沈黎、刘林等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如潘正德设计的职业倦怠量表［9］.
职业倦怠研究领域,国内虽然较缺乏实证研究,但在为数不多的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呈现多样性,除了定性研究所采用的问卷调查之外,还结合了文献法、案例访谈和观察法等.测量工具的选择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还发展了本土化的测量工具.
四、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结果综述
(一)影响因素与产生根源
沈黎曾总结了国外学者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将其影响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工作因素、案主因素和社工因素.
不少国外学者从MBI量表的三个维度来分析影响情绪耗竭、去个人化和个人成就感低的因素.其中,在影响情绪耗竭的因素中,Siebert发现,低角色认同更容易引起社会工作者的情绪懈怠［10］,在影响去个人化的因素中,Coady等学者发现有效督导的缺乏会导致去个人化现象的产生［11］,在影响个人成就感高低的因素中,Haj-Yahia等学者发现,工作熟练程度与个人成就感呈负相关,而工作挑战性与个人成就感呈正相关.
国内学者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中,陆飞杰发现,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程度较高,影响因素包括了工作量、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支持和资源、信息和控制感等.李欢在对实务社会工作者的研究中,认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产生的根源在于工作环境的失败,包括工作环境的行政化,工作内容的行政化,用人单位缺乏认同,工作支持的缺乏等.沈黎等人发现,社工的类别、年龄的不同也会造成职业倦怠情况的差异.例如,国内青少年事务社工比海外社工的职业倦怠情况更严重,但不及医务社工的职业倦怠程度高.
总体而言,造成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中,较为突出的在于工作因素.尤其是工作量大,工作认同的缺乏,工作压力大等成为社工遭受职业倦怠的普遍原因.此外,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因素、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情况也是社工职业倦怠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具体表现
国内学者陆飞杰运用了Maslach的三维度来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进行测量,其中情绪耗竭的具体表现,比如,工作一天后感觉精疲力竭,每天的工作对其是一种负担.去个人化的具体表现,比如,案主的情况未得到改善,社工往往能快速结案或避免与案主见面；逃避与案主家长的沟通.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具体表现,比如,社工感觉到工作没有意义,感到自己自尊降到极点.李欢将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表现总结为情绪衰竭、工作态度变差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他认为职业倦怠经历了产生、循环以及调整三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表现与影响因素.
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社会工作职业倦怠的表现的探究,主要还是围绕着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的三个主要维度进行挖掘,较为突出地表现于工作压力感增大,对工作提不起兴趣,成就感低落等.
(三)干预措施
职业倦怠在社会工作群体中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病.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干预的措施,为缓解职业倦怠作出了贡献.笔者将其分为个体干预、组织干预和政府干预.
1.个体干预.国外学者Pines和Aronson提出,个体干预可以使用放松训练、认知压力管理、时间管理、压力管理等,用这些来增加个体对工作场所的应对能力［12］.国内学者李欢建议通过获得心理关怀和疏导、成立学习小组加强学习和制定职业发展规划的个体干预方式来缓解职业倦怠.
2.组织干预.国内学者沈黎认为要增进社工机构的管理,通过明确岗位职责,改变目前国内对社工岗位的模糊情况,对社工进行量才而用,采用有效激励机制,增进社工沟通平台.费梅平研究发现,有效的内部沟通可以减少社工的职业倦怠［13］.
3.政府干预.国内学者李欢提出,政府要从三方面入手,减轻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情况：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人才、采用积极的激励措施和通过换岗预防行政化.陆飞杰还认为政府应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科学设计工作岗位的薪酬体系,对社会工作加大宣传等.
五、总结与展望
(一)总结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国外对职业倦怠的研究起步早且较为成熟,在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的研究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是界定与量化方面较为完善.而国内职业倦怠研究在21世纪初发展起来,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参考成果.
国内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有其优势：例如,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已开始了本土化测量法的尝试.但相对国外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测量工具的选择缺乏本土化.国外学者已经发展出许多职业倦怠的测量工具,具有代表性的是MBI职业倦怠量表,而国内学者多数沿用国外学者的测量工具,忽视了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的差异可能造成测量指标的选择错误,最终导致研究结果不准确.第二,缺乏比较性研究.目前,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中较为集中于某个地域某个类别的社会工作者的研究,缺乏横向比较,不利于相关理论的发展.第三,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有待证明.国内学者在干预措施的提出中,缺乏实证依据,多是根据个人经验与主观设想提出的.
(二)研究展望
国内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属于起步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发展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应根据中国的价值观、地域特性、行为习惯,设计出适合中国本土研究的测量工具.第二,细化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的对象.对社工的职业倦怠研究仍缺乏较为系统的分类研究、分地域研究.现有的研究只是以某一地区某一类别社工为例的研究,而将社工这一个整体进行分类探究的研究还非常见缺,细化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对象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但是,这种大规模、系统化的研究需要在时间、人力、物力以及研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顺利开展.第三,进行横向比较性研究.应发掘不同地域、类别的社工所具有的职业倦怠的异同,并从中探索出地域文化、具体工作内容等对社工职业倦怠情况的影响.第四,填补干预性研究的空白.现有国内学者的干预措施的提出与研究结果的结合不够紧密,缺乏事实证明干预措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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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建议国内研究者能密切关注国外相关研究最新发展动态,把握职业倦怠研究的最新趋势.同时,结合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在一个更高的起点进行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陆飞杰.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与对策探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Freudenberger, H.J. Staff Burnout［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4,(30).
［3］Maslach, C. Burnout［J］.Human Beh论文范文ior, 1976,(5).
［4］Schaufeli,W.B&,D. Enzmann. The burnout companion to study and research: A critical analysis［M］.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1998.
［5］沈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国际研究与经验启示［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
［6］李永鑫.工作倦怠及其测量［J］.心理科学,2005,(3).
［7］黄文斌.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1.
［8］李欢.实务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以深圳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9］沈黎,刘林,刘斌志.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与组织承诺状况研究:以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为例［J］.青年探索,2011,(3).
［10］Siebert, D.&,C.F.Siebert, Help seeking among helping professionals: A role identity perspective［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7,(77).
［11］Coady&,A. Carole.Burnout among social workers working with patients with cystic fibrosis［J］.Health and Social Work, 1990,(9).
［12］Pines A&, D.Kafry .Occupational tedium in the social services［J］.Social Work,1978,(23).
［13］费梅萍.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责任编辑：霁月］
总结：本论文可用于职业社会工作者论文范文参考下载，职业社会工作者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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