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本文可作为环境财政政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环境财政政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许多国家选择多种对策应对,其中的财政政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影响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多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制定有效的环境财政政策有所借鉴.
【关键词】EKC；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双重红利
【作者简介】郭艳红,内蒙古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论文范文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环境财政政策.
工业革命之后,不少发达国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上世纪初,国外开始了相关研究.我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出现相对较晚,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学术界和政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此进行研究.下面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环境财政政策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将环境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保护政策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使经济增长减弱.
杰森(Jensen)指出,得出此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文献将关注点集中于政府的环保管制的事后效应,即环保政策对企业污染活动的限制,而没有考虑企业选择是否进入某行业时的事前环保投入对其行为的影响.他通过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事前的环保政策和事后的环境管理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过严格的数理分析和模型推导后得出以下结论：政府治污支出份额较小时,经济体存在惟一均衡；当政府的治污支出份额足够大时,经济体存在多重均衡.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不仅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体系的平衡问题,而且能加速经济增长.污染税可以有效地降低污染存量,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负外部性大于污染的产出弹性时),污染税的征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税收或是政府补贴进入企业的前期环保投入,将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于峰等（2006） 提出,经济增长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较大比例的环境污染都来自经济规模的扩张；而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等能够减少我国的环境污染.张彬、左晖（2003） 认为,在环境与能源的双重约束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只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从而降低资源消耗的强度,促进开发可再生资源.苏明等（2008） 认为,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变的,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与其相伴的是工业无序扩张、资源的迅速损耗以及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但同时,经济增长能增加可用资金,而且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改善环境.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经济学家Cros论文范文an和Krueger根据对经验数据的研究,总结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污染程度减缓,环境质量逐渐改善.EKC 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化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化关系.当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而是一种政策引致的结果.
EKC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内外环境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兴趣,成为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工具,并利用各种数据来验证EKC 的存在性.对EKC 进行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有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
从目前文献来看,大部分依据截面数据得到的结果都证实了EKC的存在.Carson运用美国50个州的数据,针对7种污染物分别对人均收入做回归,计算结果与EKC预测的结果一致.Wang等运用1990年美国城市的有毒废物横截面数据,采用tobit模型证实城市人均收入和有毒废物之间存在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然而,从截面数据得到的EKC的证据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截面数据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性.正因为如此,Vincent J、De Bruyn、Hannes Egli、Kathleen M.等学者分别运用马来西亚、OECD 国家、德国和加拿大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支持EKC.单纯运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EKC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为此更多的学者利用面板数据来检验EKC的存在性,由于使用的数据或模型不同,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Ming-Feng Hung分别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EKC 的存在.与此同时,Kaufmann、Bruyn等学者利用不同的数据研究后认为EKC是不存在的.
国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在EKC上,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陆虹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均GDP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当前值与前期值之间确实存在着交互影响作用,但不是简单的倒U型关系.彭论文范文和包群（2006） 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研究表明,中国5类污染指标均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使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同时环境污染会制约经济增长.郭军华、李帮义（2010） 利用1991～2007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对人均实际GDP及代表环境污染的5类污染物排放指标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在5类污染物排放指标中,只有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符合EKC特征,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逐渐减少,而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朱平辉、袁加军、曾五一（2010） 基于中国198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7种工业污染排放进行EKC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与传统面板模型相比,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以及回归系数显著性均有所提高；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 之间为只有一个拐点的“倒N 型”关系,人均工业废气与人均GDP 为传统的两个拐点的“倒N型”关系,现处在曲线上升阶段,其他5种工业污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为“倒U型”关系.
由此可见,将环境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是不全面的.尤其对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也是增进福利的重要手段,因而不能通过限制增长来保护环境.经济增长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带来环境退化,实行相互配套的环境与经济政策以及技术创新等等都有助于减少环境压力.因此,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使得环境、经济相互促进,减少二者之间的负面影响.
二、环境财政政策研究
(一) 国外的研究
国外对环境财政政策的研究最早始于“庇古税”的提出.庇古（1932） 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利用税收和补贴的形式来促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这是环境税的起源.后来,保莫(Baumol)和欧姿（Oates,1971） 在庇古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标准收费法,使庇古税可以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巴罗（Burrows,1979） 又提出了逐步控制法,认为在不完全的或者极差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逐步改进的方式达到实现社会最优的目标.布坎南（1969） 认为,在垄断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量低于完全竞争时的产出,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种次优情况会导致利用税收校正外部不经济的政策出现两难选择.这些研究为政府开征环境税和提供环境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各个国家的环境财政政策实践奠定了基础.
当前,对环境财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策实施以及“双重红利”效应的争论.“双重红利”假说最早来自Pigou的论述.他认为,为了校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而征收“庇古税”,可以纠正市场的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Pearce（1991） 在研究碳税改革时首次提出了“双重红利”术语.该项研究表明,在收入中性（revenue-neutral） 的碳税改革中,用碳税收入代替扭曲性税种的收入可以获得双重红利,即环境改善（第一重红利）,扭曲性税种造成的效率损失减小（第二重红利）.尽管Pearce正式提出了“双重红利”这一术语,但对于“双重红利”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一般认为,“双重红利”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环境改善,这是第一重红利（环境红利）；二是环境税的开征可以减轻其他税种对市场的扭曲,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甚至促进就业,这是第二重红利（非环境红利）.对于第一重红利的含义,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但对于第二重红利的含义,学术界观点各不相同.Bovenberg 和Van Der Ploeg （1996, 1998a,1998b）、Schneider （1997）、Bayindir- Upmann 和Raith （2003） 等人的研究表明了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的非竞争性以及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双重红利的研究结果.Bossier和Bre&,acute,chet（1995） 指出,环境税的效果依赖于总的税负水平.如果总的税负水平（包括由劳动者承担的在其他环节征收的隐形税收以及超额负担） 没有上升,那么双重红利就存在.Jansen 和Kleassen （2000）认为,影响双重红利是否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税返还方式、生产使用的要素、劳动弹性、就业市场的无效率以及对国际间金融流通的政策,等等.Wendner（2001） 认为,宣传效应也是影响环境税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预期、消费与投资在环境税导致的经济变量变化之前就被扭曲时,宣传效应就会影响关于双重红利的结论.Bosello、carraro和Galeotti （2001） 也指出,双重红利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弹性的符号和大小.Patuelli、Nijkamp 和Pels （2005） 使用后设研究法（metaanalysisapproach） 对有关双重红利研究的61个模型进行了分类总结,分析了影响双重红利结论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税收种类、税收返还政策以及进行模拟的模型等等.“双重红利”假设为各国开征生态环境税、综合实施环境财政政策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出现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并从20世纪70年论文范文始探索和实施保护资源环境的财政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80年代.1972年,OECD国家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 ”,并依此原则实施了相应的环境财税政策.这个时期实施的环境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环境补偿和污染收费.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国家开始征收有资源环境保护作用的税收,如排污税、能源税、碳税等等,但这个时期开征的相应税种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第三个阶段,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财政政策开始迅速完善,一方面开征了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目标的税收,另一方面实行了与资源环境有关的财政补贴、税收支出等支出政策,并且开始致力于解决全球性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国外环境经济学者主要围绕控制全球气候恶化、节能减排等问题,运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保护资源与环境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具体包括环境税的开征与要素设计、开征环境税的国际意义、环境财政收入分配效应和环境财政支出等问题.尤其是OECD的各个成员国在运用财政政策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环保财政政策提供了借鉴.OECD提出,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时,对各种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遵循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环境目标的原则.环境财政政策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激励手段,具有成本比命令—控制手段更低的优势,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逐渐成为治理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措施.
(二) 国内的研究
我国国内关于环境财政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晚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资源环境问题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逐渐受到各界的关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环境财政理论被引入我国,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
我国学者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比较关注,研究思路基本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分析我国环境保护财政政策的现状及不足.对当前我国资源环境保护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樊丽明、李文（2005） 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税收在税制中所占比重低、调节范围窄、计税依据不充分,税式支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苏明（2007） 提出,我国目前缺少专门的、系统的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目标的税种,缺乏系统的环境财政政策.
2.对国外环境保护财政政策经验的借鉴.高萍（2005） 对荷兰、丹麦等国家的环境税收的实施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童锦治、朱斌（2009） 以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和爱尔兰五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环境税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我国设立环境税的思路.石晓波（2009） 借鉴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的绿色政府采购制度,提出我国构建绿色政府采购制度的政策建议.其做法具有降低改革成本的作用,但在应用于我国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区别.
3.环境财政体系的构建.环境财政问题不能只限于政策实施层面,而应把环境财政作为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具体分析环境财政的职能、目标模式及具体措施.谢峰认为,环境财政政策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应提高认识与管理水平；二是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强调对环境支出的倾斜；三是充分利用财政贴息等手段；四是实施绿色政府采购,等等.王常柏、张荫认为,环境税收存在局限性,因而应设计配套制度.苏明（2008） 认为,对于保护环境的资金来源,政府的环保投资具有强制、引导和平衡作用.此外,应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支持制度,整合与强化我国原有的零散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预算、税收、财政补贴、转移支付、财政投资等多种政策的配套实施,进一步发挥环境保护的作用.环境财政体系构建是一种综合的财政制度,只有通过构建完善配套的以资源环境保护为目标的政策体系,才能真正发挥财政政策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4. 建立与完善环境税制的思路.隋英杰（2007） 通过对环境污染存在的外部成本进行分析,提出了治理环境污染的手段,包括政府管制、排污费、污染权交易、财政补贴、环境税收制度等,对其进行比较后认为,环境税制度是目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最优手段,也是解决外部成本的最优方式.
张雪兰（2008） 概括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假说的定义.她认为,“第一重红利”是指政府对因使用资源与环境的外部性课税,可促成外部成本内部化,并改善环境品质或减缓资源耗竭；“第二重红利”则是指政府将税收用于递减现有的传统的扭曲性租税（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将会增加GDP、就业或国民福利水平.司言武（2011） 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入手,构建了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的理论模型,从而克服了传统“庇古税”局部均衡分析的局限性.在次优税收理论架构下,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是不成立的,最优污染品课税的税率水平只能定位在低于“庇古税”税率水平上.但引入非同质性假设条件后论证表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可能是成立的,从而为环境税税率水平定位在高于“庇古税”税率水平之上提供了可能.
李春根、计敏（2010） 认为,生态税收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因而在实践中应循序渐进.首先,应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与资源环境有关的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在这些税种中充分反映国家节能环保的基本原则；其次,改革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最后,在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的基础上,开征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独立的税种比如生态环境税,从而实现为环境保护筹措具有稳定性的资金的目标,独立的环境税征收还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环境保护意识.苏明（2011） 还根据我国国情进行了相关税种的设计.目前,我国环境税开征已经提上日程,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及相关的配套措施是环境税改革的关键.
三、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环境财政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没有把环境财政政策与我国当前开放的经济状况相联系,在政策设计过程中主要将环境问题局限于一国内部,大多没有考虑到开放条件下环境污染自身存在国际外溢性以及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因素对一国环境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完善现行环境财政政策的分析中基本上忽略了开放条件,没有考虑到开放条件对制定环境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在政策设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社会环境条约不适应甚至相违背的问题,不利于我国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其次,目前对环境财政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存在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就事论事,没有着眼于事物的根本.当前,我国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因而在环境财政政策设计时应该主要针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个根本性问题.
财政政策:上海：财政政策助力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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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明芳）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环境财政政策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财政政策引用文献:
[1] 财政政策类论文选题 财政政策毕业论文题目怎么定
[2] 财政政策方向论文参考文献 财政政策论文参考文献哪里找
[3] 财政政策论文大纲格式范文 财政政策论文框架如何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