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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文参考：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2. 第二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样文：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3. 第三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文模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4. 第四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例：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5. 第五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文格式：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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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文参考：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

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

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第二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样文：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读者市场一直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这种现状固然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领先地位导致的国民骄傲心理有关,也与美国读者的阅读偏好、诗学观念、价值取向、民族性格有关.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尤其是美国读者市场研究,目前尚无系统深入的探讨.这是本文致力于研究的内容.

本文第一章介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接受环境.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作家、作品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从美国记者、社论撰稿人的视阈为观察点,根据报道的角度,内容、态度,还原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接受环境.通过整理曾获得关注的作家、作品,了解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现有的知识；根据畅销书书评栏目介绍的作品来考察哪些华人作品曾在美国产生影响力及其在塑造中国及中国文学形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此窥测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厘清中国文学在美国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脉络,探寻这些历史资料对于中国文学进入美国读者市场的启示.此外,根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阅读人口研究报告及Harris报告,总结了美国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情况及偏爱的文学类型,并从美国读者及出版社对翻译文学的态度、读者的阅读趣味,初步分析中国文学在美国边缘化的原因.

第二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文学场域传播时所涉及的各种客观关系.从文学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度回顾并评价了中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民间机构、英美出版社及译者译介中国文学的努力,分析了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传播效果.此外还梳理、评述了美国汉学家对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包括翻译、教学、研究、文学史及文学选集的编撰等.

第三章讨论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传播的因素,包括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读者等因素.文学作品域外接受的实际情况表明,译著所造成的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著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接受国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本章以《上海生与死》和《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为个案分析,揭示*回忆录在美国畅销的多方面原因,既涉及政治、宗教、诗学因素,也包含读者阅读心理、出版商、主流媒介、文艺界及学术界的推荐与宣传.根据中西诗学差异,围绕《狼图腾》改写所体现的出版社及译者对可读性的追求,笔者从翻译理论（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多元系统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跨文化改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进一步提出改写的原则和尺度.

基于前三章的研究结论,第四章探讨了在全球化和消费时代的双重语境下,中国文学如何跻身世界文学、如何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的问题.我们认为拥有世界读者是世界小说的一个评判标准,因此世界小说具有可读性和普世性两个参照标准.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世界小说的其它特质,比如民族性和普世性的结合、小说内容与世界读者的相关性、作者的国际化视野与写作方式等方面倾注了思考,提出唯有走出文化政治的藩篱,尊重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开放的心态包容、鼓励文化创造,中国当代文学才能以全新的形象走向世界.

第三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文模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电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收获加拿大本土和国际众多文学奖项,有“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之称.纵观阿特伍德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论者把这一创作特色定义为“经典重构”.本论文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结合经典论争的讨论,考察阿特伍德作品主题与“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阿特伍德以“经典重构”的叙事策略成功地表达了“生存”的主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潮流.20世纪后期这些文艺理论的共同核心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权威的颠覆.在此背景下,作为承载了权威、典范、永恒等品质的文学经典,成为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考察“经典化”的过程出发,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完全是根据其美学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通过考察传统西方文学经典,人们发现入选的都是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即作者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决定了经典之列的被包含或被排除.因此所谓经典其实是权力等外因操控与建构的结果,带有种族歧视、男权中心、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裔、女性、劳动阶层的边缘化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典成为社会权力合法化的合谋.可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场.

阿特伍德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她的“政治性”是一种权力意识,本质上是对边缘与中心位置重新排列的兴趣.阿特伍德“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是作品传达的“生存”主题.“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里具有多重内涵,具体来说,即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生存、加拿大民族在英国和美国双重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尴尬生存、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里前景堪忧的生存.概括来讲,就是女性生存、民族生存、人类生存.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传统的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二元对立模式中,显然处于边缘、下层的位置.重构“中心”、“权威”代表的文学经典,为实现阿特伍德寻求的边缘事物到中心从而实现“生存”的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合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阿特伍德修正了男权中心下的女性神话,把女性从“神”的位置上解救下来还原其作为独立的人的真实面目；改变了英美帝国中心下的“附庸”加拿大民族形象,以文学想象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批判了人类中心思想下人类对自然的践踏,对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类发出预警.

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首先从阿特伍德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经典“前文本”入手,梳理了“经典重构”、阿特伍德的“政治性”与“生存”主题的关系,进而指出“经典重构”是阿特伍德传达“生存”主题的叙事策略,即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女性、加拿大民族、自然借文学形式得以发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对文学资源选择性地再利用.第二节是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国内外阿特伍德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目标：从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叙事表层入手,深挖“生存”主题的表达.

第一章分三节阐述了关于“经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典”辨析.通过辨析中外“经典”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指出经典背后隐藏的权力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经典论争”.围绕“经典化”问题形成了“捍卫经典派”和“拓宽经典派”两大阵营.“捍卫经典派”以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坚持认为经典本身具有的审美品质是构成经典的本质要素.“拓宽经典派”认为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主张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精英标准,拓宽经典,纳入更多女性、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第三个问题是“经典重构”.通过对重写、改写、重述、反写、重构几个相近概念的辨析,指出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后现代语境意义.

第二章题为“女性神话的重述”,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女性生存主题的表达.该章首先指出女性在传统文学经典中是以要么“天使”要么“女妖”的两极化形象而存在的,表明女性只是男性以自我存在为参照建构出来的“神话”,本质上反映了女性无言的生存处境.阿特伍德通过赋予文学经典中的女性以话语权,颠覆了男性建构的“女性神话”,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章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母亲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了阿特伍德笔下所呈现的女性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性.第一节“女性与男性”论述了异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分两小节分别从“语言”和“身体”的角度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的反抗.第二节“女性与自我”与第三节“女性与母亲”探讨了同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论述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对女性身份的抗拒与认同.

第三章题为“民族史诗的重唱”,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民族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史诗”这一古老文学体裁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造成的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建构民族身份的努力就是为加拿大谱写“民族史诗”.本章分两节从两个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为寻求加拿大民族生存采取的策略.策略一：召唤“幽灵”,阿特伍德通过梳理本国文学经典、寻找本国文化祖先,树立加拿大的文化自信,从而建构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策略一对抗的是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身份建构的影响,阿特伍德通过写作代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评论专著、塑造苏珊娜·,穆迪为加拿大人原型、追认加拿大土著居民为祖先,表明加拿大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力图解决加拿大民族的“异乡人”之感.策略二：心灵“去魅”,阿特伍德通过构建施害(美国)／受害(加拿大)模式,塑造“施害者”的美国形象,对这一帝国中心进行“反写”.“美国人”在阿特伍德笔下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它与国别的关系不大,而是具有破坏力、征服欲和善于使用现代工具的一类人(尤其是男性)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塑造反面的美国人形象,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而是体现了她对加拿大社会现实乃至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反思.

第四章题为“创世纪的再创”,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人类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权力,而忽视了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前景.阿特伍德通过戏拟的一系列“恶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创世纪”故事,把人类毁灭的图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期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起到预警作用,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章分三节重点分析了《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债与偿》四个文本,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不同角度的思考.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提升.为弱势事物“寻找位置”是贯穿阿特伍德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女性、加拿大与自然在传统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均处在弱势的位置上.如何让这些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事物获得应有的位置,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把非主流事物带到中心,目的并非取代而是获得和谐平等的地位.阿特伍德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非中心的女性、加拿大和自然得以“幸存”,也获得了“生存”应有的尊严.

第四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例：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主动对外翻译中国文学的活动自晚清时期便已经开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个人翻译方式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导模式.之后,由中国国家对外宣传机构主持的对外翻译项目开始大规模、有系统地主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1981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外文局)下属中国文学杂志社负责翻译出版“熊猫丛书”,意图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和文化(重点是现当代文学)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以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至此,国家机构对外译介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渠道和方式.然而200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中国文学》杂志停刊,“熊猫丛书”也几近停办.现实表明,国家机构对外翻译的译本接受不佳,对外译介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本文从译介学及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出发,以“熊猫丛书”为描述和分析对象,深入探索国家机构对外主动译介中国文学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以回应当前国家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促进中国文学更好地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本文自始至终坚持译介学的理论立场,将“熊猫丛书”的译介实践视作“文学交流、文学影响和文学传播”行为,即文学译介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活动.单纯从语言翻译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并无法根本解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效果不佳这一难题.因为语言翻译过程不是整个文学译介过程的全部,在它之前还有选择什么来译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译本如何流传、阅读与阐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真正影响甚至左右“熊猫丛书”域外接受效果的要素来自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方面.这便是本文第一章绪论的内容.

本文第二章将“熊猫丛书”的翻译活动置于本土文化语境之内,全面考察作为文化生产的“熊猫丛书”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与各种话语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理清丛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及隐藏的多重目的.显然,“熊猫丛书”出版的根本动机来自本土文化语境.国家外宣机构意欲借文学译介重新塑造崭新的国家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精英知识分子参与译介是为了在新的时代塑造自我的文化和文学身份.在8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后者利用主流意识形态改革所提供的空间努力通过译本选择和翻译来表达自己对纯文学的追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文学摆脱政治束缚的渴望.两者之间既有合作,同时也少不了摩擦和冲突.这表明,即便是国家外宣机构主持的对外译介项目,它也不全是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纯粹是政治宣传.丛书在可能允许的有限空间内表达着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学性的诉求.

在充分描述与分析“熊猫丛书”的本土文化生产后,第三章转向对“熊猫丛书”域外文学场域内传播的研究.本章的目的在于通过追踪“熊猫丛书”译本在英美两国文学场域中的传播,研究影响丛书接受的众多因素.在引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与“资本”概念后,本章追溯了从1981年至1989年“熊猫丛书”在英美文化/文学场域中的传播情况.现有的数据表明,“熊猫丛书”的少量译本在英美读者当中产生了反响,英美主流报刊杂志(包括专业刊物在内)对丛书进行了评论.接下来,本章着重分析了影响“熊猫丛书”在英美读者中接受和阅读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在整个80年代,英美读者在阅读“熊猫丛书”所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时采取了政治的审美视角.之所以说是“政治”的,原因在于包括专业研究者在内的读者更青睐小说主题与政治或*叙事相关的作品,相对忽略作品形式上的文学性,一般读者则倾向于从社会学视角阅读中国文学,并钟情小说中的“苦难叙事”.之所以说是“审美”的,原因在于一些读者以西方文学典律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在美学上的表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成熟.但毋庸置疑,以西方文学的诗学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学的做法自身就体现了某种政治性或意识形态的意图.如果“熊猫丛书”的译本符合上述政治的审美视角,作品一般会得到很好的接受,而大部分译本的默默无闻也与此有因果上的联系.

第四章继续探讨“熊猫丛书”从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之后至2009年之间在英美文化场域中的传播情况.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对“熊猫丛书”的冲击体现在一定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化场域传播的内容.首先,它强化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所谓“极权社会”的政治想象,或多或少增加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资本.其次,它强化了英美民众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这种氛围进而刺激了英美图书出版商在选择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采取保守与迎合的态度,选择那些能够反映、批判并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而不太考虑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价值.再次,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读者包括专业研究者普遍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持警觉态度,并开始质疑官方所指定和推出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熊猫丛书”正好属于国家外宣机构主持的译介项目,受到国外研究者的质疑也毫不奇怪.最后,“熊猫丛书”的负责人杨宪益先生因学潮期间的言行被调离工作岗位,丛书在90年代的出版日趋保守,选材尽量避免在政治方面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紧张和冲突.这一切都对“熊猫丛书”的域外接受不利.整个90年代“熊猫丛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英美国家很难再吸引读者的注意,发行量日渐减少,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与丛书出版的第一个十年相比,“熊猫丛书”在这一时期的英美读者中没有产生多大反响.进入新世纪后,即便英美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持续升温,“熊猫丛书”也尝试拓宽生存渠道,可仍然无法扭转不利局面,最终走向历史的记忆深处.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机构对外译介以本土需求为基本动力,发出方除了可以在选材及翻译质量等少数方面能有所作为之外,译本能否受到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方对译本的选择性阐释和接受.如果发出方推出的译本与接受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偏差甚或冲突,译本很有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反响.这种冲突既可能源自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也可能源自双方在诗学和赞助人方面的差异.面对译本如此复杂的接受语境,发出方企图单单从控制译本质量入手实现译本的良好接受,这是难以实现的.据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从本质上而言是文学译介,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整个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只有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在对外译介的过程中注意翻译选材和译介渠道的多样化,翻译方法和译介策略的灵活性,才可能更有效地使中国文学“走出去”.

第五篇英美文学作品论文范文格式：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著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

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

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

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著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

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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