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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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数字化媒介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由网络信息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不容忽视.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带来了“信息疫情”,同时显露出社交媒体环境下真与假混杂的信息传播问题.文章基于对社交媒体特点的论述,从信息属性、传播路径与传播效果三方面展开探讨,试图对“信息疫情”的传播机制进行分析,为未来应对措施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疫惰;社交媒体;传播机制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性危害防范部门主任Sylvie Briand较早诠释了“信息疫情”这一概念,指海量信息交叉传播,群众难以辨别真假与发现可以依靠的实践指导,这可能对人们的健康（心理与生理）产生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疫情’”,折射出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了解社交媒体环境下“信息疫情”的传播机制势在必行.
一、社交媒体的特点
第一,社交媒体具有双层传播特点,表现为线上与线下动态交互型模式.它是一个庞大的社交关系圈,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耦合,处于其间的传播节点具有相关性,通过打造不同性质的社交平台建立强弱关系不等的多元交流机制,使用户自由穿梭于熟人社会与虚拟世界.第二,社交媒体具有加速信息传播、引爆舆论的特点.在“认知盈余”文化背景下（自由时间内从事知识价值创造的一种数字化技术型利他行为）,大众的急切分享心理汇聚到同一时间便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能.第三,基于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社交媒体充满“人情味”,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架构,处于其间的新媒体品牌纷纷创新符合平台商业逻辑的形式,在透析用户心理之余拉取社交市场红利.
二、信息属性
从信息属性来看,它具有过载性、动态性特点.“信息疫情”内容涉猎广泛,涉及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但是大众无法像计算机神经网络般集萬千知识于一体,对于综合性信息的理解往往滞后,需要获取更多资料、花费更多时间去求证.有时当大众费尽心力弄明白一类信息后,反而丢失了实用效益.以媒体对新冠肺炎的报道为例,从一开始的“新型肺炎可防可控”到“存在人传人现象”,从“以抵抗力弱的中老年人为主要传染对象”到“病毒存在变异可能,年轻人与儿童同样易感染”.信息的多样变换使网民眼花缭乱,情感方面的巨大反差打乱了理性分析信息的脚步,加深了“信息疫情”的程度.
三、传播路径
在社交媒体中,当一定范围内的呼声超过三分之一,意见便会转为舆论.学者陈力丹认为,舆论场效应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高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的人群、高开放程度的空间、多感染因素与利益吸引. “信息疫情”中有部分综合了以上三个条件,在交流与共享平台产生了爆炸性舆论效应.针对“信息疫情”中的某一问题,论述言语可能存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相近或矛盾之处,热度与传播力也存在差异;而且在泛滥的信息中,一些内容会“自净化”,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无关紧要或是得到科学论证,为网民指点迷津.
四、传播效果
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网民会超乎寻常地关注事态走向,表现出社会学意义中的“羊群效应”,稍有风吹草动便会跟帖评论、扩散转发.后真相时代中社交媒体“泛情绪化”充盈,基于热点事件发酵的过程性,从对诸多信息的潜在接触期开始,受众感染程度各异;再加上个人情感与群体情感错综复杂的联系,最终走向有待考证：一部分受众会因此迷失在“信息疫情”中,但也会有部分在情绪过后的理性思考中打破所谓的“价值规范”,迎来真相的曙光.
“潜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风向标,是人们受生活现象激发而闪现的倾向”, “信息疫情”中传播的情绪会促进潜舆论显化.当前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与大众生活的现实环境已经深入融合,这意味着网络情绪营造的紧张氛围会对线下生活笼罩多层迷雾,促使传播效果从认知层面上升到社会行为层面,极易发生“共情伤害”现象,诱导网民亲身实践.
五、结语
从个体认知层面到群体行动层面,“信息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不仅需要了解其在社交媒体背景下的传播机制,还应寻求应对措施.首先,政府部门应及时回应民众关切,通过信息透明化降低谣言在公共空间的传播韧性,做好舆情监测工作.其次,主流媒体应当肩负起“把关人”的责任,传播真实且权威的声音,给予民众正确识读信息的指导与实践建议.最后,公众要提升信息素养,培养媒介素质,理智分析海量无序信息;同时应融人多元观点思考,跳脱出“信息茧房”的封闭圈,处理好个性化算法推荐与泛化浏览信息的关系,在开放空间中开拓思维,增长见识.
总结，本文是一篇适合社交媒体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传染病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传染病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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