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汉语的乡愁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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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7天后,据瑞典媒体报道,95岁的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悦然,这个来自瑞典的老头儿,以瑞典学院有资格对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终身院士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学者身份,为中国人所熟悉.在当代作家的圈子中,马悦然则以一位中国文学热心、真性情的推荐者为人们所推崇.
当电话接通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多年的作家万之,刚刚参加完在哥德堡举办的一个诗歌节,正在等候回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万之告诉我,因为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爆出丑闻,瑞典学院在是否起诉女院士弗罗斯滕松一事上产生分歧.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由于包括马悦然在内的多数院士同意不起诉,结果埃斯普马克、厄斯特格伦、恩隆德3位院士愤而退出诺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延迟到2019年颁发.谈及这件事,万之有些感慨：“马悦然这个人,有点像中国人,很讲情面.”
然而,留在万之心目中的,仍是3年前中秋节晚上和马悦然最后一晤的美好记忆：“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很漂亮的雕塑公园,松树林中,月光之下,喝酒赏月.他那年已经92岁,还能喝半瓶我带去的五粮液.”
对多数像我一样并没有见过这位老人的人来说,了解他更好的办法,或许只有读他留下的文字.在2004年出版的文集《另一种乡愁》中,80岁的马悦然追忆过往的学术人生.他所写的自己青年时期在四川调查方言期间住在一座庙宇中的情景,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之感：“我永远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晚上仪式的头一首很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与汉语结缘
马悦然与中国的缘分,与林语堂有关.1946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文的他,人生规划原本是做一名高中老师.无意中读到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马悦然对其中谈到的老子的《道德经》产生了兴趣.他找来英、法、德几个译本,发现内容差异很大,于是鼓起勇气给当时已经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求教.初次见面,高本汉便将自己翻译但尚未出版的《道德经》借给了这个好学的年轻人.马悦然一周后还书时,高本汉问他：“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中文呢?”就这样,1946年8月底,马悦然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
1948年8月,追随高本汉学习两年的马悦然,凭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去中国调查四川方言的机会.此后两年,他辗转在重庆、成都、乐山和峨眉山等地,记录方言数据.初到中国的馬悦然,汉语水平还停留在会读不会说的阶段.在重庆和成都待了两个月后,他学会了西南官话,可以独自调查方言.不过,他对汉语更进一步的学习是跟着报国寺一个法号为果玲的老和尚.从1949年的大年初一到8月,马悦然一直住在峨眉山最大的一所寺庙——报国寺中.
在晚年的回忆文字中,马悦然对当年那位曾在大学教过国文的老和尚充满感激：“每天早饭后,老和尚到我的房间给我讲两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四书’读完就念诗,《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他什么都教.他也想教我用毛笔写字,但是很快发现我完全缺乏书法的天赋.”
在四川的那段时间,马悦然还收获了后来伴随他终生的中文名字.1950年上半年,马悦然跟随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学习宋词,闻教授为他起名“马悦然”.
在回忆文字中,马悦然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四川话,像“莫得事”“莫得办法”,颇为自得.山西小说家李锐告诉我,马悦然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错,和他在一起时讲普通话,和妻子陈宁祖回四川老家时便讲四川话.
马悦然刚到成都时,曾在当时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陈可行的家中租住过一段时间,刚刚高中毕业的陈宁祖是房东的二女儿.马悦然受邀为陈宁祖补习英语,两个人渐生情愫.不过当时马悦然已经订婚,直到1950年7月,他返回香港得知在美国的未婚妻爱上了别人,愿意和他分手后,才立即给陈可行发电报,向其二女儿求婚.不久,两个人如愿走到一起.
此后几十年,陈宁祖成为马悦然的贤内助的同时,还成了他学习中国文化的窗口,陈宁祖也出现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回忆中.1996年,陈宁祖去世,万之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还谈到她在一次闲聊后,为格非收集伯格曼电影的录像,为余华送来某个瑞典音乐家的磁带.
在四川调查方言的两年多,马悦然不仅收获了爱情,还更深地体会到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他感慨岳父家那个不但主张放走小偷,还偷偷把对方用的梯子放回去的厨子.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那时普通中国人对美的感受：“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峨眉山的农民总是在农忙之余,翻过一座山去看芍药花等还有一次是我正背靠着一棵大树看书,发现一个老人一边踩着大树周围的落叶,一边说‘真好听啊’！”
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经历了驻华文化参赞、国外多所大学讲师等身份变化,1965年,马悦然回国创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并长期任教于此.
李锐在一篇题为《心上的秋天》的序言中写道：“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
1986年6月的一天,李锐忽然收到一封从瑞典寄来的信.一个叫马悦然的人,声称自己在订阅的《小说月报》上看到李锐的小说集《厚土》的节选,希望获得该书的翻译授权.自此,李锐便开始了与马悦然的交往.1989年,瑞典文的系列小说集《厚土》出版后,1989年、1990年,马悦然连续两年邀请李锐到瑞典访问.1990年,两个人终于在瑞典见面.早在一年前,马悦然就告诉李锐,他邀请了瑞典学院的位院士,想一起去看看李锐当年插队的村子——吕梁山区邸家河村.结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直到2004年才最终成行.
在邸家河村,马悦然再次感受到来自中国大地的气息.当村主任向村里一个年长的老太太介绍这位从遥远的北欧来的客人时,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哈,天下乌鸦一般黑.”马悦然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地球上的人都是一样的.
马悦然似乎偏爱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作家.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我很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绕不开的诺奖话题
1986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解释,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没想到这一说法竟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质问他：“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创作奖还是翻译奖?”一起参会的学者王元化看到群情激愤下马悦然发窘的样子,不禁对他有些同情.
回头来看,文学作品必然要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这本是常识.发生在30多年前的这一幕,无疑反映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随着中国作家的得奖,得到了自然的纾解.但围绕在马悦然身上的,依然是无法绕开的诺奖话题.
谈及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的18个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
在中国作家得奖前,对可能得奖的中国作家,从鲁迅、林语堂到老舍、沈从文,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言.或许是为了一次回答这些问题,2015年4月,马悦然在澳门科技馆专门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1913年选入瑞典学院的斯文·赫定很希望中国作家得到诺奖.1924年12月,斯文·赫定给高本汉写信,请他帮忙推荐一位合适的中国作家.高本汉的回信说,据他看,没有中国作家有资格得奖,但他提到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正在巴黎从事语言学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很熟,也许可以帮忙介绍.这位年轻的朋友正是刘半农.后来刘半农在一次宴会上,趁机单独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拒绝了这个好意.刘半农很可能将鲁迅的回答转达给了斯文·赫定.
谈到沈从文,马悦然说：“我是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成为院士的,要是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的话,他肯定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秘密我不应当说出来,但自从我说出来以后,我的同事們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马悦然非常喜欢道家.他不喜欢儒家,比如《论语》,他都不翻译.”万之回忆.马悦然不但重新翻译了《道德经》,大概从85岁之后开始翻译《庄子》.去世前几年,他仍将大量精力花在《庄子》的翻译上,据说,他在骨折以后,看到《庄子》,腿就不疼了.
始于《道德经》,终于《庄子》,马悦然带走对汉语的最后一缕乡愁,从此不用再回答有关诺奖的各种问题了.
（酣 歌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3期）
该文结论：本文是一篇适合汉语和离去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汉语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汉语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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