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参考 亚非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参考：语言与权力
2. 第二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样文：二战后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发展研究
3. 第三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模板：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4. 第四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例：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
5. 第五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格式：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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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参考：语言与权力

本论文主要研究非洲本土语言作为“象征性权力”在殖民地运行的方式、策略、效果和特点.本论文将通过剖析本土语言在身份认同、阶层分化、殖民地文化和社会秩序重建方面的作用,解构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实施的“文化霸权”,进而在殖民地语境下对微观权力的运行进行阐释.本研究探讨的“语言”是作为非洲本土语言的北尼日利亚豪萨语,“权力”是殖民统治权力,它体现为一种关系,即作为权力主体的殖民统治者因为拥有这种力量对被统治者实施殖民统治,从而在有权者与无权者的权力结构中呈现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态势.本研究将通过史料文献来检验关于“权力”关系的既定理论和模式,希望通过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时期运用豪萨语的个案对“语言与权力”的分析提出较新的观点.

研究选择北尼日利亚殖民地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民族和语言多样性地区,它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使研究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实施“间接统治”,在语言方面的体现是将本土语言豪萨语塑造为统治用语.本研究认为,殖民当局通过语言进行殖民地“软权力”构建,使殖民统治合法化,巩固了殖民地政权,因此英国“间接统治”在豪萨——富拉尼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依靠于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在殖民地的运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具有民族和语言多样性特征,殖民当局在众多非洲本土语言、前殖民地时期索科托哈里发的统治用语阿拉伯语、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中,缘何选择豪萨语作为统治用语、有何种动机、以何种方式和策略利用豪萨语、作用的效果如何以及对殖民地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逐一作出解答.

研究采用的是文献法、历史学、社会语言学与政治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利用了大量尼日利亚本土出版的豪萨语语言文学、语言发展史、词典工具书方面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统治期间豪萨语本土语言出版物；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殖民部档案中殖民当局关于北尼日利亚语言的政策性文件、伦敦殖民部与殖民地官员的通信信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国王学院关于豪萨语讲席最初设立的文献记载和校志,以及此后亚非学院的豪萨语学者们为殖民地法律和政策性文件的翻译善本；牛津大学英联邦与非洲研究图书馆关于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出版的蓝皮书、年度报告、殖民官员手稿和通信、卢加德爵士部分手稿；伯明翰大学吉百利研究图书馆的英国圣公会差会档案等.文献资料中涉及的语言包括英语、豪萨语、豪萨阿贾米和中文.

通过对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运用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所代表的殖民地话语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其自身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从这个角度讲,豪萨语作为“象征性权力”体现为一种“能力”、“力量”、“资源”和“关系”,并存在于整个北尼日利亚殖民地.

其次,本土语言与殖民地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知识”作为媒介构建.殖民地权力产生的“知识”包括本土语言的语法书、同典、课本等出版物并成为“话语的构成”,定义了殖民地认知空间,从而将知识的本土形式转化为欧洲殖民者本体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同时说明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占有的知识空间遭到殖民统治者入侵,使其自身和所具备的本土知识同时沦为殖民统治工具.通过“知识”自身形式和传播方式的转变,对殖民地原有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侵蚀,按照殖民统治者的方式向被统治对象进行意识形态输入,从而引发殖民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大变革.

再则,与传统权力具有的强制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等特点不同,本上语言作为殖民地“象征性权力”具有非强制性、无主体性和依赖性等特点.本土语言作为一种“微观权力”和“软权力”,是潜移默化地以“同意”的方式在殖民地得以实施的,它具有的隐蔽性使其成功地充当了殖民当局的“卫道士”角色,掩盖了殖民地权力关系中的各种不平等.它推翻了看似明显的、固化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间的权力主体和客体关系,其作用的发挥也必须得到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其他权力形式的支持.

最后,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对殖民地身份认同、阶层分化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留给北尼日利亚最为深远的殖民遗产.通过“提升”豪萨语的地位、“贬低”阿拉伯语和其衍生出的阿贾米书写方式来实施语言地位的更迭,从而动摇殖民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根基,迫使豪萨穆斯林被动地在殖民地内部重新定义自身价值和政治角色.本上语言在殖民地制造出以毛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殖民地未来传统统治者的酋长子嗣阶层、殖民地雇员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

英国殖民地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巩固了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的地位,通过殖民统治的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使用范围得到扩张.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推动了北尼日利亚政治一体化进程,但作为通用语被“制度化”后导致了尼日利亚严重的政治分歧,成为阻碍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

第二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样文：二战后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发展研究

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是伴随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来的.殖民地时期的高等院校以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教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独立战争后,一些新办的学院开始教授实用性的语言科目,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欧洲现代语言因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实用性成为高等院校的补充科目,但现代语言被认为缺乏心智训练的功能,是虚饰的课程,因此一直到南北战争前,美国高等院校仍然由古典语言及古典学科所主控.南北战争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进入专业发展期,以法语和德语为主的现代语言教育得到发展,古典语言开始衰落.二战后,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进入多样化发展时期,外语教育政策、语种、课程、评估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介入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通过一系列法案并通过项目资助的形式来促进高等院校外语教育的发展.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资助下,大量非西欧的现代语言进入高等院校,实现了外语语种的多样化发展,学科、课程及课程开设机构也发生了变革.美国外语专业协会为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的专业标准制定、教师聘用、课程发展等各方面问题提供了政策建议.高等院校根据教育目标、学生、社会和国家的需求,制定了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措施.

二战后,美国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语种实现了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古典语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普遍被教授的语言之外,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资助等规划措施促使亚、非、拉等地的语言进入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逐渐成为美国外语资源和能力的巨大储存库.二战后,西班牙语逐渐超越法语、德语成为第一大外语语种,较少被教授的语言的注册率也逐年上升.高等院校外语教育语种注册率的变迁,是美国高等教育中人文主义思想和工具主义思想博弈、语言观的变化、联邦政府的资助以及美国人口种族结构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战后,除了主流的文学和文化课程之外,美国高等院校开设了大量的、与职业相关的实用性外语课程,课程的实施和学习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了独立学习、电脑辅助学习、海外学习等各类学习项目.此外,课程开设和实施的机构除了传统的外语院系之外,语言中心、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也是许多外语课程的重要开设机构.外语课程的变化受到了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课程主体、外语教育逻辑基础以及学科基础变化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高等院校在学生的外语学习成绩评估、教师评估以及外语教育项目的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外语测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了重大发展,学生档案袋等质性评估成为了重要的评估手段.对教师的评估包含了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三方面.为了应对社会问责和提高外语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外语项目评估也逐渐发展起来,结果评估成为项目评估的重要形式.

二战后,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在政策、外语语种、课程和评估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革既是外语教育的变革,更是美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变革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反映.它对我国在21世纪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高等院校外语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模板：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中阿友好合作源远流长,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建立的全方位合作关系,折射出中阿两大民族从汉武帝时期以来的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友好交往史.这种合作从政治的层面看,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表率,不仅惠及双方,更有利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友好合作的典范.

文化交流从深层意义上说,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思想交流、智慧交流；是增进国家间、民族间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对中阿文化交流史的梳理,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增加共识,加强合作,进而提升中阿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具有现实意义；对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发展情况的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落实“走出去”、“引进来”政策,构筑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阿间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对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有力践行,是对西方社会主导的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各自经历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革与转型,中阿文化交流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古代）转衰（近代）,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开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阿两大民族在独立战争中建立起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围绕宗教、文学、教育、艺术等文化的各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古代的表层物质交往过渡到文化核心层面的交往和沟通.

本文是一项基础性研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运用历史学、史料学、外交学、传播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个案和整体研究相结合进行纵向、横向的研究,对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论文由绪论、正论五章和结语构成.

绪论部分主要讲述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并对本论文所指的“文化”概念及论述的时间跨度做一说明；简述研究现状、论文主要的创新点与难点、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正论部分,第一章回顾二十世纪前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主要历史分期.唐宋时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初期繁荣期；元代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伊斯兰在中国普遍传播,阿拉伯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了显著的影响；明清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由传播进入了创造发展阶段,随着穆斯林数量的增加,中国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意识形态得以有机结合.

第二章主要研究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朝末期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未使中阿间的交流完全停滞,民国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宗教领域,主要论述回族地位的提高以及回教新文化运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译介情况及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教育研究领域主要论述以成达师范学校为代表的伊斯兰新式教育、民国时期派出的留学生及其对于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所做的贡献、清民时期国人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至“*”结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万隆会议使得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两次建交*.宗教领域主要论述伊斯兰教在新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及伊斯兰学术活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介的原因、译介情况及特点、中国作家创作的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文学作品；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进入高等学府的教学情况、留学生互派工作及学术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频道的开播,电影、艺术团等方面的交流.

第四章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至二十世纪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中阿高层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日益丰富.宗教领域主要论述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情况；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的译介情况、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留学生互派情况、中阿教育合作、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文化周与艺术团演出、电影、展览、体育等交流情况.

第五章分析了中阿文化交往中的动力,即双方在历史、现实方面存在着悠久的传统与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着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与互补的文化差异；继而分析了阻力,即西方文化霸权的干扰和误导和中阿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产生的误会与矛盾；并对加强中阿文化交流提出三点建言,即文化交流机制化、文化交流途径多元化、文化交流主体队伍专业化.

通过以上论述,本文最终得出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三大阶段所各具的鲜明特征,即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回族群体围绕宗教展开的；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政治为导向进行的；二十世纪*十年代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文化交流价值本身为出发点的.最后,重申了中阿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即有利于双方形成对人类文化的普世情怀,有益于双方运用不同文化的智慧来合力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难题,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第四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例：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

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三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

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三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

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著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瞭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

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第五篇亚非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格式：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近代以后,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面对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国家在针对发展经济而提的“走出去”战略下,急于寻求“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其实,早在新中国建国初,国家就开始尝试通过《中国文学》杂志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了.然而,作为惟一一本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官方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却于2001年停刊.本文拟借助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分四个时间段全面考察《中国文学》50年来的生产过程及其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总结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侧重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对影响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以及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感兴趣,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中国文学》的生产及其传播和接受分别发生在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主要受源语环境的制约,其译介渠道、译介效果和译介功能主要受译语国家环境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改写理论、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几种理论工具来解释这些译介要素.

《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由赞助人和中英文编辑构成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赞助人包括一级赞助人和二级赞助人,前者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构成,后者由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外宣的出版单位单位构成.这种复杂并更换频繁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中文编辑负责挑选作品,英文编辑即译者负责翻译,虽然他们是合作关系,但是中文编辑的改稿权始终大于译者.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译什么）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怎么译）,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时近时远,翻译策略从信达雅过渡到解释性翻译.集中型赞助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

译介主体在翻译政策的制约下为国外读者确立了一批代表中国文艺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由于国内形势、编辑方针、国际形势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变化,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在题材、体裁以及作家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受源语国家审美制约的刊物装帧设计和受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的发行周期也表现出不同特征.于是,带有不同阶段特色的作品、装帧、美术插页和发行周期都直接影响着刊物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

虽然刊物对译介对象有自己的定位,但是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期待规范的制约,实际读者跟目标读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通过读者来信、报刊评论、专家学者的研究引用和高校的教学使用状况可以看出读者对刊物的接受情况；通过刊物的发行量、书刊的转载量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量可以看出刊物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文论、美术插页等内容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创刊初期和新时期译介的内容在国外得到一定的反响.但是,除了创刊初期杨氏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得到肯定之外,刊物的译语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规范.刊物的译介渠道也一直处于有所发展但始终发行不畅的状态.因此,刊物在国外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

源语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行为受源语国家环境的影响多于译语国家,并且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然而,作为专业人士的编译人员属于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受国家赞助人的制约,可其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不尽然一致,因此,他们在译介作品时,往往更多考虑译语国家的接受规范.刊物的译介便在国家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的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机构译介的刊物在国外的接受更多受到国家外交关系、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国外发行渠道的制约,源语国家无法通过操控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来完全控制其在译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便在所难免.国家通过掌握文学期刊这一象征资本,五十年来赞助其连续不断的出版发行,使国家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得到一定的累积增殖,但是文学译介为国家带来的利益远远低于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刊物的投入,于是《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遭到停刊的厄运.

可见,“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只涉及语言翻译问题,它受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赞助人、专业人士、翻译政策、读者期待、发行渠道的制约.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国家只有在“谁来译介”、“译介什么”、“如何译介”几个方面尽快转变译介理念,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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