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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贺一诚,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厂商联合会理事长、澳门出入口商会监事会主席、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澳门大学大学议庭成员、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信托委员会委员和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总经理,身兼服务国家、澳门特区政府、社团和商企众多种职务.儘管他行事一向比较务实、低调,但在澳门社会各界,他可称得上一位“泰斗”级人物.
贺一诚从年轻时期一名普通职员,到跃身为自己家族企业的董事、总经理管理层,从诸多澳门社团职务,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更挑起澳门特区立法会副主席的重担,他一路务实、稳健地走过来.在第四届立法会第二会期即将展开之际,贺一诚破例地接受本刊的专访,谈论对第一会期工作的总结,及对立法会今后工作的一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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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人”致力学习立法程序
就记者问及参与议会工作的感受,贺一诚坦言,虽然自己有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澳门行政会的工作经验,但对进入立法会领导层仍感到有一定的压力.回顾第一会期的议会工作,自言作为一位议会“新人”,仍然做得不够,但他认为自己是已尽心尽力了.期间,他积极参与所有立法会的会务.第一会期间立法会共召开了38 次全体会议,除了四次因出外公干不能出席,他共出席了34 次；常设委员会共召开77 次,超过6 成次列席；专门小组会议共召开6 次,他亦参与了其中的4 次.“只要身在澳门,都不错过任何一次学习机会,逢出席,必论文范文详尽的笔錄,以记下所讨论内容及了解各议员的倾向性.”
谈及立法会的组成架构,贺一诚透露,由回归前的第一屆至今屆,立法会差不多走过十个年头了,今屆共有6 位议员拥有18 至26 年立法会经验,有13 位议员有一至三屆立法会经验,而第一次入会的“议会新人”也有10 位议员,从而形成老中青结合,年资年纪较长及新人各佔三分之一的比例.
总结一年的议会工作,他自认做得不足,他解释说“不是不想做,只是希望先学习了解有关议会立法程序、架构、组织法、议事规则等约束自身行为的法律.”他又以足球队比喻立法会的组成,当中有前锋、有后卫、有中场,在立法会这个团队中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自言自己在立法会的角色只是“后卫”,故在会期内,他较多思考立法会的自身建设工作.虽然“前锋”角色易受大众关注及青睐,但希望大众明白“后卫”的工作.
建立统一立法技术规范
“经过上一会期的熟悉及思考议会运作后,深感现时立法会自身的建设仍有很多要改进的空间.”贺一诚进一步指出,以自己多年参与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经验得知,任何机构的自身建设不可不重视,故应多参考一些良好经验,切勿排外,更不可故步自封.上一会期虽然通过了十四部法律,但除去会期尾声处理的八个职程法案,实际上只有六部法律,可见在全期的法案数量並不算多的情況之下,应充分利用好议员的积极性,设立法律的技术性结构框架,让常设委员会以统一模式讨论法律,以及探讨将来各委员会可否实施共同讨论法案.
贺一诚又解释道,立法会自1976 年运作至今,现已发展至第九屆,虽然在前任立法会曹主席的领导下,立法会已开始较好地展开立法工作,但至今立法会仍然沿用过去以常设委员会审议法案等旧有模式,且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现时立法会共有29 人,除了主席、副主席列席外,各委员会平均有九人参与,但不排除过程中出现有议员缺席,最后导致一个法律可能只由四、五个人讨论,那么其立法的严谨性是否符合现时立法的潮流呢?另外,现时除了所属的委员会,议员较少列席其它委员会会议,因此未必很了解其它法案,加上本澳立法机关没有三审制度,令审议法案的重要部分落在常设委员会,前后宽松（大会一般性及细则性审议）亦会影响其立法的严谨性.最后他再度强调,“立法会加强自身建设十分重要,政府要依法施政,立法部门也应依法立法,若自身建设不受重视反容易积累深层次问题.”
冀透过辩论找出问题根源
评价现时立法、行政互动关係,贺一诚不违言,“在刚过去的会期中,不少议程前发言、质询都不断重複问题,议会现时很多议员太注重议程发言及口头、书面质询,其议题亦表现得老生常谈,甚至有的议题明知是现时很难处理的议题.”作为一位议员,应按誓词来承担议会责任,若只是“为质询而质询”,见事就讲,所提的质询不能指出政府在执政上的问题,亦未说明政府未能依法施政的法律根据,其议会工作对澳门的发展有何实效呢?
另一方面,由於立法会议员的质询质量、表达未能清晰,行政部门对议员的质询也答非所问,流於形式,欠缺实质性内容,最终导致双方都成为“读稿员”.
贺一诚提出,冀望在新一会期,行政、立法能取得共识,以“主题辩论”集中讨论问题,有助议员善用立法会的监督机制指出政府在执政上的错误.他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透过辩论找出问题根源,另一方面,官员亲身参与“辩论”,亦让官员的响应不能再“照本宣科”,相信能有助於发现及解決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
建立更高层次论文范文法务统筹机制谈及政府的立法计划问题,贺一诚强调十分认同刘焯华主席早前提到“各个司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观点,並指出,“澳门现时面临法律滞后,立法会立法工作“前松后紧”是事实.对於澳门缺乏立法计划,行政法务司司长有着不可迴避的责任,各司都应负有立法责任.观乎本澳的立法过程,首先是经局长、司长、法务局,再交由行政法务司司长交予行政会讨论,最后始送交立法会审议,若各司“各自为政”未有按计划提交法律,作为统筹的部门又该如何跟进?”
除了批评法务部门未能履行为本澳的法制建设应有职责,他又认同现时存在着体制问题,提议政府建立上升至行政长官层面的“论文范文法务统筹机制”,由行政长官直接负责、主导及统筹立法计划及落实各项工作.他更补充道,“不能再停留在司级层面,以避免不同范畴各自为政”.
另外,他又谈到本地的法制建设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以本澳50 多万人口来看,现行有效的法律、法令、法规共达2626件,相对於有13 亿人口的内地仅有10365 件来说,是其五分之一的数量.再看日本、德国等国家,亦不超过一百件.虽然不能以法律多与少来判断好坏,但也不可能就每一问题都单行立法,最终还是要集成相关法律内容,如法典,以现时涉及法务工作的法务局、法改办及国际事务办公室三个法律执行部门的人力,相信並不能完成现时大量的法律、法规、法令改革重任,建议委托机构学者协助研究修改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及法令,实行应废则废,並研究应否“照单全收”地将国际公约适用於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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