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论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简介:本文是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性相关论文范本.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论文范文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怀疑,甚至是歪曲.有些人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我们对此既要向世界充分表达中国的诚意和善意,也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中国不是要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是要维护其核心价值.三百多年来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体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摆脱了资本的逻辑.中国的国家性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资本逻辑;国家性质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0）03-0028-0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积极的回应,也有消极的怀疑,更有人认为是中国力图要颠覆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实现中国的霸权,于是“中国威胁论”又有了新的借口.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们必须向世人讲清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方案、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实现这个方案所具备的社会基础.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与否,也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发展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有着深刻的现实必要性

总书记对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系统论述.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自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稿多达85篇②,足见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对于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作出了说明.在主持十八届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还明确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些既定奋斗目标,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就不可能顺利发展,同样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在2013年3月23日,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因为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了明确的解答.2015年9月28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辩论中,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谅互商的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念;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言简意赅地作出了解答：“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后,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其落实,尤其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4年10月,在中国的倡议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本着相互尊重、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着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也在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原则积极推动全方位的广泛国际合作.短短几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响应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事实证明,既有的国际体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体系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建构新的更加合理公正、更加有效促进世界持续发展,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共享和平发展红利的国际体系,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代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一课题交出的中国方案.当下正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恰好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核心精神的维护和弘扬

自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付诸实践行动后,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和人士的积极回应.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和人士对这个倡议持怀疑态度,或者怀疑中国的动机,或者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这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已经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如殷文贵：《动机·前景·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认知与评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宋婧琳、张华波：《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一些国家和人士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他们看来,中国有着古老的传统帝国文化,中国人的“天下”观等同于帝国秩序.中国古代历史上同周边国家有着长期的朝贡体系,这种朝贡体系就是一种帝国体系,与今天中国倡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矛盾的.西方一些思想家认为中国跳不出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人类也跳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这条道路.享誉世界的美国著名思想家亨廷顿就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2]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国际战略大师基辛格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实质是确立了以国家为实体的国际均势体系,也就是说,世界的和平源于国家间力量的平衡,一旦打破这个平衡,战争就在所难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德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个平衡所致.依照这个逻辑,崛起的中国要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为了确保世界大国力量的均衡,从而防止发生战争.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士认为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只是一种战术安排,无论如何他们都不相信中国一再宣称的决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国强不霸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吴晓明深刻指出,按照基辛格的逻辑,无论如何中美两国都跳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参阅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不仅是国外人士对中国力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机的妄加揣测,同时某些国内人士的想法也值得我们警惕,这些人士未必真正理解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有意无意地陷入错误思维中.这些人士声称,我们正遇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三百多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个大变局,以往的所有体系办法都不灵了,尤其是中国崛起以后,“中国将持续作为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世界历史的走向,改变未来的全球格局”[3].首先这种说法把崛起的中国作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不确定因素来对待,这是极其错误的.中国无论是发展前,还是发展后,毫无疑问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外交工作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如既往地秉承了这个宗旨.其次,更为错误的是,这种说法暗示中国将改变既有的世界格局,由中国主导新的世界格局,制定新的世界秩序和规则.显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略,同时也给国际上流传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对于三百多年来形成的世界格局和准则,总书记明确地说：“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4]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世界提供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需要中国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而定,绝对不是强大起来的中国彻底打破世界既有格局,彻底抛弃既有的准则,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制定新的世界规则.这是因为,世界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协商共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正如我们一再宣称的,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绝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我们曾经深受霸权主义之苦,所以绝对不会再以霸权主义对待其他国家和人民.

我们有必要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的核心价值进行反思和评估.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德意志地区众多诸侯国,因为宗教信仰之争和现实利益之争纠缠在一起,于是支持信仰新教的一方组成了一个集团,支持天主教的一方则组成了另外一个集团,双方在1618年爆发了一场持续30年的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因为各自的利益卷入其中.战争给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双方不得不停下来谈判议和.1648年战争的双方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和约.这个和约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原因就在于它确定了现代国家关系的核心准则,即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都享有主权,可以独立地从事对外交往,包括宣战和媾和.这条规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国家主权原则,其意义深远重大.因为从前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之间完全遵从“丛林法则”,强大的帝国和王朝,为了争夺领土和财富,凭借自己的实力随意征服弱小国家,各国的边界时常因为战争的胜负而变动.另外神权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的世俗事务之中,神权与王权时常发生冲突.和约签订后,欧洲世俗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各国的边界相对固定了.从法理上讲,各国不论强弱、大小,在领土主权及其他主权上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尊重.如果发生一国侵犯别国领土之类的涉及主权的事情,就是违反了“国际法”.于是人们便把1648年看作是现代国际关系开启的元年,把威斯特伐利亚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看作是现代国际体系的雏形,此后三百多年形成的各種国际体系都是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衍生出来的.

当然,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确立后,在起初的100多年里,这个原则仅存于欧洲部分国家之间,欧洲之外的殖民地国家根本没有被纳入这个体系,即使在欧洲,这个体系也时常遭到破坏,大国强国欺负甚至瓜分弱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成立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并发扬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那种随意发动战争,征服弱小国家的状况比以往少多了.大国强国即使欺负、侵略弱小国家,也是寻找其他借口,而不是明目张胆地、毫不顾忌地否认弱小国家的主权.这个原则现在也更多地被弱小国家拿来作为同强国、大国做斗争、维护自己主权的武器.当今世界,尽管各种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离开了国家这个主体,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就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来看,那种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要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的认识,要么纯粹是误解,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歪曲污蔑,目的是抹黑中国的形象,维护自己既得的霸权,根本不符合中国政府和人民建立更加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初衷.中国也绝不会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精神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而对其予以否定,其道德价值绝对值得我们遵从,否则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便失去了道德地位.

三、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国家性质的演变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我们怎样表达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总有一些人或者是出于误解不相信,或者是心怀恶意的歪曲,认为中国不可能真心实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持续表达诚意、善意,另一方面需要做更深刻的理论阐述.这种理论阐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现代国际秩序本质是资本逻辑的展现.历史非常巧合,1648年欧洲大陆交战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现代国家秩序的准则.英国则制定了权利法案,限制王权,资产阶级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政治舞台的主角,英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它不仅改变了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也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抽象化和代表,为资产阶级追逐利润服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理解出发去认清资本的逻辑,是如何主导了现实的阶级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认清现存国际体系不过是资本力量主导下的秩序体系.

谈到马克思的国家观,就不能不谈到卢梭和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认识方面对马克思的启示,以及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卢梭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欧洲结束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统治后,新兴社会的个体人格方面的分裂,即市民人格与公民人格的分裂.伴随近代城市兴起而产生的新兴市民,他们自私自利,追求财富.卢梭称之为“布尔乔亚”,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资本者.“自私的布尔乔亚与公民相对立,会破坏公共利益,他们无诗、无爱、无英雄气,既非贵族也非人民,更不是公民”.[5]正是自然人的趋利性造就了新兴的市民.公民最早指的是古希腊城邦国家除了奴隶和自由民之外的个体社会成员,实际是指奴隶主阶级,他们体现着自由美德,关心公共事务.卢梭认为,社会被新兴市民所统治,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堕落.要避免和限制人的这种分裂,卢梭认为“唯一能挽救社会的方式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以‘公意’作为其基础,塑造合格的公民人格”[6],这个以“公意”为基础的共同体就是政治国家.显然,卢梭对新兴市民阶级的道德和政治批判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黑格尔比卢梭更深刻地看到了新兴市民的这种身份分裂的实质在于经济原因,认为新兴市民追逐财富是积极的,不应受到指责.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分裂原因在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因为市民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完成满足自己追求财富的,所以黑格尔理解的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才是导致这种分裂的最根本原因.但是黑格尔最终没有跳出卢梭的逻辑,也是期望通过政治国家来制约市民社会和市民,从而避免这种分裂.所以他认为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好体现.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认为黑格尔本末倒置了,政治国家决定不了市民社会,也限制不了个体的身份分裂.因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即以经济财产关系主导的市民社会体现了国家的真正本质.市民社会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代名词.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这就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正确解释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解决了卢梭、黑格爾等人认识到、但解不开的历史谜团.

既然以经济财产关系为核心逻辑主导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性质,那么国家就不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和契约意义上所理解的产物,也不是黑格尔神秘主义者所宣称的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的最高发展阶段,它不过是因为分工导致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产生私有制,然后为了抑制和调节社会冲突而产生于社会,又高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确保社会的秩序.所以恩格斯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9]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0]274资产阶级最核心的共同事务当然是追逐利润了.后来列宁干脆称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完全包括和平时期国家的管理职能,但是讲出了阶级斗争激烈时国家存在的真实意义.这就是我们日常所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必不可少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阶级斗争关系简单化了,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10]276,实质是新生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获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权,统治包括农民等在内的无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状况.但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借助于工业革命的巨轮必然要走出单个国家的地域限制,去追逐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利润,以至于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等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276于是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马克思语）,进而就有了现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从此以后,欧洲建立了世界殖民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世界欧洲化了.

显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家政权服务和协调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但是当各国的资产阶级都通过各种方式到国际市场上谋求利润时,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类似于国家政权这样的权威政府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利益的冲突,因此战争就是难以避免.为此才诞生了各种国际体系,用于维持国际秩序.但是,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不管何种体系起到过何种作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导的逻辑,其直接表现就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强权一直制定国际关系的规则,主导国际秩序,为各国资产阶级牟利服务.当然,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这些体系都宣称尊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这就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实质.

尽管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到了国际体系当中,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实质没有改变.这是因为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除军事实力较强外,科技和经济实力都弱于西方,特别是苏联与西方进行冷战,同时也大搞霸权主义,后期甚至公然侵略别国,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最可悲的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了,世界上能够制约西方资本主义强权的最大的国际力量没有了.苏联没能改变国际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本国的经济贸易一直没有真正融合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中国直到1972年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力很弱,没有实力改变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采取韬光养晦的战略,聚焦于国内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效融入了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在此基础上,直到最近我们才提出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使得国际体系变得更加公正合理.中国的努力不是要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制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而是要让这个在既有国际体系下无法彻底实现的准则,在新的国际体系下得到真正落实,力图改变完全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体系.我们批判既有的国际体系,并不是完全否定它,而是充分肯定其积极有效的一面,否定其消极的一面.正如没有人比马克思、恩格斯更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同样也没有人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贡献一样,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

中国之所以有信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绝对不仅仅源于我们的承诺,更根本的源于中国的国家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对推动人类进步所起到的从未有过的巨大作用,但是仍然坚定不移地以毕生精力批判资本主义,并力主以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人类的解放为己任.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严重损害了人的尊严,也就是异化劳动让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人表现为对物的依赖的独立性,虽然比对血缘依赖的自然生产有了巨大进步,但是与人的彻底解放还相距甚远,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尽管后来鉴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理论,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据此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也仍然在为之而不懈奋斗.特别是中国人,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完善,而绝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人清楚地表明我們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不仅是在意识形态上坚定社会主义,更根本的是我国没有放弃作为当下我国生产关系决定因素的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完全摆脱了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分关系,资产阶级被彻底消灭了,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人,从而使国家摆脱了资本的逻辑.我国的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根本目的.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中国人始终把人民作为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使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已经明确2020年要实现全面脱贫.这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国家根本无法实现的.当今世界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国家也没有解决两极分化和贫困问题.我们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为着人的解放,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性质的国家绝不会谋求世界霸权,只会越来越多地造福人类.

吴晓明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当下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我们暂时还难以断言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这样一种新型文明,更难以说明这种新型文明的具体样态,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主导中国社会和生产的逻辑不是资本.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让既有的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是不容怀疑的.人类当下面对的各种困境,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寻求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单边主义、以邻为壑,不仅无助于解决全世界所面对的难题,最终也无助于实现自我的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能够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价值文化观念,将成为人类文明的璀璨精神财富.[12]当然,能否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还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觉醒和努力,至少中国为这个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本书编写组编：《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2][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3]编辑部卷首语：《我们正经历“三百年未有之变局”》,《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4]：《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5][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6]骆夷、孟偲：《青年马克思开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另一把钥匙——窥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卢梭镜像》《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在武昌、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金碚：《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可贵思想启示》,《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FromWestphaliaSystemtotheNecessityofBuildinga

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

ZHENGGuang-yong

（BeijingResearchBaseforPolit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BeijingUnionUniversity,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Building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isaChineseplantoachieveglobalgovernance.Thisprogramhasnotonlyreceivedthepositiveresponsefrommanycountriesintheworld,butalsohasbeendoubtedorevendistortedbysomecountries.SomepeoplethinkthatChina’sproposaltobuilda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istooverthrowtheWestphaliaSystemandestablishitsownworldhegemony.WeshouldnotonlyfullyexpressChina’ssincerityandgoodwilltotheworld,butalsomakereasonableexplanationorthis.ChinadoesnotwanttooverthrowtheWestphaliaSystem,buttomaintainitscorevalues.Theinternationalsystemoverthepastthreehundredyearsisessentiallytheembodimentofcapitallogic.Asasocialistcountry,Chinahasgotridofthelogicofcapital.ThenatureofChinesenationprovidesthepossibilityofbuildinga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

Keywords：buildinga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WestphaliaSystem;capitallogic;natureofstate

（责任编辑孙俊青）

[收稿日期]2020-04-17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JDKDA008）.

[作者简介]郑广永（1965—）,男,山東费县人,北京联合大学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教授.

总结：结束语：上文是关于性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性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