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何以敦伟大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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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中,王小波可能是最快进入经典化进程中的一个.这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与文学市场的强大亲和力,也在于他的死亡迅速被卷入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绵延至今的知识界左右之争.纪念王小波的文集里会聚了各路名家学者,后来的研究者们也非泛泛之辈.待台风势力愈减,学者们重新捡起王小波的小说,翻开《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于是性的问题立刻成了头等大事,不过大多数皆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性,即要么以性为透镜借以体察复杂的权力格局,要么将性当作颠覆上下等级的强力戏仿与反讽.问题在于,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具有某种肯定性、建构性,或者说自身就有某种意义的自足性?这个问题是被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回避了的.
要考察这一问题,不得不回到“王小波文学迷宫的入口”——《黄金时代》中看看.《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最宠最爱的孩子,写性最坦荡无忌最精彩.我敢夸口,任何一个读过《黄金时代》的人,印象最深的必然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友谊”：“老兄,咱们敦敦伟大友谊如何?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她说好.怎么敦?正着敦反着敦?我说反着敦.”（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36）并继而产生“领导”般的疑问：
我把这些事写进了交待材料,领导上让我交待：1.谁是“敦伦”；2.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3.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
“敦伦”据说源于周公之礼,“敦”有督促、勉励的意思,“伦”则指“夫妻伦常”；以“敦伦”指夫妻房事,意在将性纳入儒家规则之中,使性成为一种需要“敦促”而完成的义务.陈清扬乃“破鞋”村医,王二则是无赖知青,二人自然“无伦可敦”,却又都有想“敦点什么”的急迫感.那什么又是“伟大友谊”呢?在《黄金时代》中“伟大友谊”一词出现了28次,其中有5次作者尝试对“伟大友谊”进行定义——多亏了王小波的逻辑学与英美经验主义背景,我们好像接近了《黄金时代》的奥秘.但是,五次定义各不相同：伟大友谊是江湖好汉的义气,是信则真疑则伪的主观信条,是人活在世上必须要做的几件事之一,是海豚之间的“娱乐性搞法”,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诺言,甚至是王二喂猪“糠比平时多三倍”的跨物种善意.
用常识也能知道什么是“伟大友谊”：在“革命时期”,似乎只有伟大的主体才有伟大的友谊.退一步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友谊似乎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合法的感情,且这种友谊只因靠在“伟大”名下才合法.这就是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在《红岩》中,期待与丈夫相遇的江姐半途惊见丈夫被杀,头颅挂在城头,一下惊呆了：“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1962年第3次印刷,P71）这里老彭先是战友、同志,然后才是丈夫；对江姐这位女中豪杰而言,她与丈夫之间的“伟大友谊”要远超夫妻之情.
领导最爱看“伟大友谊”的故事——除了那最后一次.按王二的复述,这次陈清扬在交待材料里写道：
（在被王二用力打了两下屁股之后）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陈清扬爱上了王二,她说这是她“真實的罪孽”,“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这份材料终于让见多识广的领导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不得已只好把他俩放了.
以“爱”结尾,在这个通篇“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里显得十分蹊跷,有些人据此认为“爱情”是《黄金时代》的主题.然而简单统计就可以知道,“伟大友谊”这个四字长词在小说中出现了28次,而单字词“爱”,如果只算亲密感情之意的话,只出现了5次.头一次是在开头：“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最后一次是如上所述的结尾处：“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中间三次则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爱：“她根本就不爱我,也说不上喜欢.”“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她不想爱别人,任何人都不爱.”这个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耐人寻味.在革命年代,普通人之间的爱何足轻重,只有对伟大事物的爱才讲得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爱是“不能忘记的”,承载着百废待兴的人性希望；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在日常生活的复杂琐碎淹没了理想主义光芒之后,在经历了种种经济、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颠覆性的文学事件之后,谈“爱”,或者“爱情”,又成了十分可笑的.但也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爱情之爱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崛起而复兴,似乎成了关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唯一合法的、垄断性的表述,成了诸如伟大、自由这类宏大叙事的最后堡垒.在《黄金时代》中,“爱”同样在伟大真挚与荒谬可笑之间摇摆不定；为何陈清扬以“爱”为罪,为何“领导”因爱而手足无措,这很难简单归因.以“爱”结尾,正是王小波的一个文学魔术,意在创造一个两极之间游移逡巡、绵绵无尽的意义阐释空间.而“伟大友谊”本身是“反爱”的,它起源于对爱的渴望,形成于与爱的对抗,终结于爱的生成.《黄金时代》是一个关于“伟大友谊”的故事,而非关于爱.
如此一来,“敦伟大友谊”这个动词短语就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它贯穿了封建年代、革命年代、上世纪十年代.现在,这片后现代的废墟上伫立着唯一一个问题：“伟大友谊”何以“伟大”?除了指向他者的反讽以外,这种“友谊”是否有可能自身就是“伟大”的?这也就是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自身就有某种正向价值?于是,我们必须在另一层面上探寻“伟大友谊”的复杂性.
王小波的师承问题一直为人乐道.他的汉语风格,按他本人的说法,承袭自查良铮、王道乾等翻译名家；他的小说素材来自唐传奇；他的经验主义与逻辑性,来自常常提及的罗素,也受作为逻辑学家的哥哥的熏染；他的黑色幽默来自马克·吐温或萧伯纳,而那种怪诞的趣味与精炼的结构则深受卡尔维诺、格拉斯、昆德拉、杜拉斯等欧陆小说家影响.相比起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精神分析学家只是偶尔才被提及,看起来无足轻重.
只有在要向上世纪90年代的读者解释“虐恋”时,王小波才会援引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284）他着魔地写下一个又一个虐恋故事,乐此不疲,《黄金时代》中王二的捆绑与拍打只是个开始.李银河说：“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P256）健康、干净、自然、单纯,这是评论家谈及王小波文中的性时常会用到的词,其中“健康”是重中之重,而对健康与否的判断则来自一种科学主义价值观,它与风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性论”性观念藕断丝连：在这种科学主义视野下,单纯地享受性快乐是“健康”“自然”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作家写性总要说这是符合“人性”的.
与其说王二的“伟大友谊”“健康、自然、干净”,不如说在它恬淡表层之下,汹涌着昂扬进取的快乐主义.这与同一个文化市场上的所有其他作家都不同.那时的作家写性,要么如贾平凹《废都》、莫言《酒国》或王安忆《米尼》,写性卷入物欲洪流、堕入无尽深渊的罪孽,要么如林白或陈染,将性写成单人独卧里孤寂的与幻想.王二陈清扬二位“狗男女”,他们与审查材料的领导之间不只低等人对高等人的降格与反讽,还有自由人对不自由人的蔑视和不屑.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了后冷战与后现代的年代.正在这时代交替之时,王二的“伟大友谊”借着《黃金时代》应运而生；王二的一只脚正离开泥淖的过去,另一只脚则伸向不可知的未来.21世纪的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十年,我们生存其中的当下年代,就肇始于王小波以笔为马的90年代；在当下,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网络与交通使多元个体间的碰撞更频繁而激烈,线上沟通对当面交流的取代又使身体失去了在场的机会；996的风行重新将人抽象化为纯劳力,私人时间与私人空间的缩减,极大压抑了身体感性与对性的渴求,使中国开始出现类似于日本、美国的“低社会”的状况.人越来越无趣和孤独,且因此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这是王小波绝对不愿看到的.
在当下阅读《黄金时代》,阅读这个“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未来就全都会被揉进读者对当下的体验与思考当中；此时“敦”这个字所意味着的责任感与政治紧迫性,就与“友谊”所蕴含的主动性相互引爆,向读者发出这样的强制律令：去找回你的身体,去创造新的关系,去追求快乐与自由.这是20多年前的王小波发往未来的邀请函,也是一切当下读者的命运,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接受它,带着它去行动和创造：去“敦伟大友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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