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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贮贝器盛衰原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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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铜贮贝器为贮藏海贝的青铜器,是古代滇民族独有的器物,是滇国王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本文通过对青铜贮贝器的出土数量、纹饰形制的变化来阐述贮贝器繁盛和衰落的具体表现,并从古滇国社会的内部因素、滇民族与中原王朝民族关系融合和矛盾的外部因素这两方面来讨论分析贮贝器繁盛和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青铜贮贝器;古滇国;中原王朝;盛衰原因;民族关系

青铜贮贝器是滇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通常由器身、器盖、器足、器耳几部分组成,按形制差别分为铜鼓、铜鼓形、叠鼓形、桶形、洗形五类.贮贝器约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末,盛行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1].目前出土的贮贝器,绝大多数发现于滇池周围的滇王族或贵族的墓葬中.其中以江川李家山墓地、晋宁石寨山墓地、呈贡天子庙墓地出土贮贝器数量较多,对研究不同时期贮贝器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1 贮贝器盛衰具体表现

不少学者对贮贝器的分期断过研究.像早些年李伟卿先生曾在《贮贝器及其装饰艺术研究》中提到：“真正的贮贝器,应在战国后期至西汉初期出现.”[2]到近些年肖明华先生在《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中将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出现的年代上限提至春秋晚期.[3]鉴于云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出土的青铜贮贝器数量也由原来的40余件到现今的90多件.所以本文采用肖明华先生对青铜贮贝器的年代分期来说明青铜器出土数量、形制纹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发展.

就出土数量而言,首先从出土地点可以看出土数量的变化.晋宁石寨山墓地[4]出土的青铜贮贝器数量最多,为51件,占贮贝器数目总量的一半多.其次就属江川李家山墓地[5]出土较多,为30件.呈贡天子庙墓地[6]出土较少,有6件.另外在官渡羊甫头墓地[7]也发现4件.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多是西汉早中期的,李家山出土的则多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而战国中期的青铜贮贝器则以天子庙出土的为代表.由此我们似可推断,战国时期应是贮贝器的形成发展期,西汉早中期应是贮贝器的繁荣期,西汉晚期贮贝器几乎没有发现,那一时期应是贮贝器的衰落消亡期.再来,可以从年代上看出土数量的变化.根据年代较清楚的出土青铜贮贝器的滇文化墓葬和相关出土遗物的研究,可确定目前青铜贮贝器分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这六个阶段.其中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贮贝器发现有12件,战国中期的发现有6件,战国晚期的则发现有12件.西汉早期的出32件,中期则有28件,晚期只发现1件.从这可以看出,青铜贮贝器的出土数量从战国前期的逐渐增多到西汉后期的大幅减少这一变化过程.

就纹饰形制而言,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以李家山墓地为代表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只有两种类型：一种为束腰桶形,另一种为铜鼓.此时束腰桶形贮贝器表面有纹饰,盖上只饰圆雕的牛、虎、鹿等动物.战国中期以天子庙所出贮贝器为代表.这时的贮贝器大体仍保持早期的特点.战国晚期、西汉早期、西汉中期都以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为代表.战国晚期的贮贝器种类包括铜鼓、铜鼓形、束腰桶形等、铜鼓行贮贝器盖面无圆雕装饰.西汉早期贮贝器形制增多,不仅有铜鼓、铜鼓形、桶形,还出现了叠鼓形和洗形.铜鼓形等贮贝器盖面开始饰圆雕人物场面,表现的内容有纺织场面的贮贝器、狩猎场面贮贝器、祭祀场面贮贝器、赶集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战争场面的洗形贮贝器等.到了西汉中期,贮贝器的类型已十分齐全,立面纹饰繁缛化,装饰工艺精巧化,表现内容多样化,可见继续在贮贝器盖面上饰圆雕叙事性人物场面来直观表现滇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场面.西汉晚期只在李家山墓地出土了铜鼓贮贝器一件,此时的贮贝器数量上已不多见并消失,形制纹饰上也十分简单粗糙.由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贮贝器的纹饰形制从战国前期开始逐步走向复杂化、类型多样化再到西汉后期的简单化、类型单一化的这一变化过程.

从贮贝器的出土数量和纹饰形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贮贝器繁盛和衰落的具体表现.不管是出土数量的由多到少还是纹饰形制的由繁到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任何器物的产生、发展、消亡离不开它所属的环境.本文拟从古滇国的内部因素和与中原王朝相关联的外部因素来说明贮贝器的盛衰原因.

2 从古滇国内部因素探究贮贝器盛衰原因

从古滇国的内部因素来说,首先是社会风气对贮贝器的流行和衰落造成很大影响.古滇国王侯贵族在生活上奢侈颓靡,追求财富,夸耀富贵的作风对贮贝器的流行产生了推动作用.最明显的反映是贮贝器的立体饰物从实用到美观,由简单到繁缛,到最后完全偏离了实用功能.以立牛为例,最初的立牛是单独一只,如石寨山M14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盖面正中有桥形钮,上铸一牛.立牛作为提钮美观又实用.在李家山M17出土的一件贮贝器,除了盖正中铜鼓形钮上立一牛,周围有绕四牛,逆时针排列.在已有铜鼓形钮的前提下,立牛多至五头,显然已丧失其功能作用.此外,在石寨山墓葬中还发现有五件七牛者、两件八牛者.牛是财富的象征,立牛的非必要增加,表现出滇王族浮夸的审美心理和在奢靡的颓风中对于财富的贪欲.在这种风气下,贮藏海贝钱财的贮贝器极大的满足了他们炫耀财富和显示富贵的,推动了贮贝器的流行,但同时也为滇国的衰落埋下隐患,为贮贝器的消亡埋下伏筆.

其次是社会阶层对器物功能上选择的不同对贮贝器盛衰的影响.在已发掘的滇文化墓葬中,出土贮贝器的墓葬数量仅占总墓数的约0.027﹪,且多见于贵族以上等级的墓葬之中.这说明贮贝器应用普及范围有限,只在上层阶级中使用,普通平民不具有使用的资格.由于不具备全民性、普遍性和商品性,社会对于贮贝器这件器物功能选择上的定义只能是“国之重器”,是财富、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其象征功能远大于实用功能.而对于处于中下级阶层的一般平民而言,一样器物的实用功能远重要于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贮贝器本身失去了可传承性和生命力.所以一旦受到外来民族入侵,政局不稳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政权时,这种与统治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器物必然会走向灭亡.另外,“在西汉末东汉初,滇东北地区出现了成批的具有商品性质的实用铜器并面向全国销售.”[8]此时整个社会对于器物的功能上的选择更加偏向于实用器,以适应商品化的需要.贮贝器显然不满足这一需要,只能遭到淘汰.

3 从古滇国与中原王朝相关联的外部因素探究贮贝器盛衰原因

从古滇国与中原王朝的民族关系融合和矛盾的外部因素来说,在民族关系的融合上,厚葬风俗的流行、铜钱的使用、铁器的推广、铜锡的大量外输和在民族矛盾下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引起古滇国的政权动荡等方面的内容都对贮贝器的繁荣和衰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民族融合下的厚葬风俗的流行是造成贮贝器繁荣的一大原因.西汉社会十分重视丧葬,厚葬之风盛行,在丧葬观上表现为“事死如事生”.这种厚葬思想经在西南边疆地区定居的汉族移民的传播,对当时滇国的统治阶级的丧葬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大的表现就是墓葬的随葬器物中有大量贮贝器的发现,并且常和铜鼓相组合.这或与中原地区周代的帝王贵族丧葬墓中流行的列鼎制度相似,但目前缺乏相关的实物资料佐证.贮贝器和铜鼓被当作滇国存在的标识[9],和商周时期的铜鼎一样,西汉时期,滇国的贮贝器也具有了一定的“礼器”功能[10],这一时期出土的贮贝器的场面筑像的内容多样,纹饰精美更表现其作为国之重器,是滇国权利和财富的标志象征.厚葬风气下促进了贮贝器的使用与铸造工艺的日益华美这点可见一斑.

民族融合下铜钱的使用是贮贝器走向衰落的一大原因.自原始社会结束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出现了货币.不论在中原还是偏处西南一隅的云南,首先充当这一职能的物体应是贝.贝作为等价物体现财富和可用于贮存等特性,对它占有的多少成了贫富的标志.为了便于积蓄,此时出现了专门用于贮藏贝的器具——贮贝器,可见贮贝器的基本功能就是储存海贝.可随着滇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日益紧密和滇池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汉代封滇王设郡县后,铜钱流行,贝币的使用逐步减少.贮贝器也渐渐失去了其基本作用而消失.表现在李家山墓地发现唯一一件西汉晚期的铜鼓贮贝器,其内无贝,表明随着贝的减少,贮贝器也不再使用.并且在滇文化遗存中,还发现部分中原地区铸造的铜钱,如李家山M26出土西汉五株钱42枚,石寨山M13出土汉文帝时的半两钱.出土的铜钱数量虽少,却反映出铜钱在当时的滇文化地区已有出现,并在滇民族与中原内地间的经济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都可以看出铜钱的使用对贮贝器的影响.

民族融合下铁器的推广也是造成贮贝器走向衰落的又一原因.滇人在四川、中原的影响下学会了铸造并使用铜铁合制器和铁器,其不断发展并最终代替了青铜器.“如铜柄铁剑最早见于可能属于战国后期的江川李家山21号墓,但较多的出现,则是在晋宁石寨山的中期墓葬中.”[11]滇国早期出土的铜铁合制器表明了当时滇文化中已开始使用铁器[12],或者说早在西汉时期滇人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冶铁技术,铁器实用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了自制铁器的历

史[13].有学者甚至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出土的早期铁器都是当地制作的,铁器首先应用于生产工具,东汉以后的礼器、乐器也用铁制品,”[14]说明了铁制品的运用十分广泛.西汉后期由于铁器的流行对青铜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青铜贮贝器自然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逐渐衰落以至消亡.

民族融合下的铜锡大量外输也是贮贝器衰落原因之一.云南自古以来以盛产铜锡著称,战国至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器闻名遐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本地生产青铜器的原料充足.由于铜锡产量丰富,云南古代的铜锡产品,由半数以上要运往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输入产铜很少、基本不产锡的中原地区.[15]除了和中原地区的铜锡贸易,在和东南亚地区似乎也存在铜锡的贸易往来.对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的青铜文化进行的研究表明,“在青铜时代这些地区已存在着与北方进行的铜、锡等金属贸易,这证实了滇人有从事这种贸易的可能性.而滇文化遗存中出土的贝也进一步证实了滇人与产贝地区包括中国东南沿海及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区存在贸易往来.”[16]云南滇池地区的铜锡大量外输,对本地青铜贮贝器的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滇人利用本地的铜锡原料进行经济贸易而获利,一定程度会让滇人放弃对贮贝器这种非获利性的器物的生产.并且贮贝器的原料来自铜锡,云南地区的铜锡的大量外输,这也对一定时期该地区铜锡产量的减少埋下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会造成贮贝器的生产走向萧条.

民族矛盾下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引起滇王权利的衰亡是贮贝器衰落的决定性原因.汉置益州虽然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深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仍,不利于滇王政权的稳定.而贮贝器与滇王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滇王权利的衰落也预示了贮贝器的消亡.到了昭帝始元五年,终因王平、田广明“大破益州,斩首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17],滇国遭受沉重打击,而慢慢走向没落,贮贝器也随之消亡.从发掘报告中我们发现：“前、中期滇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几乎都具有民族特色,极少或没有内地器物,也无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但西汉中后期的滇墓中则出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器物.这里包括铜镜、弩机、鐎斗、锺、鍪、熏炉、各种钱币及几枚印章.”[18]具有滇国民族特色的贮贝器、铜鼓等青铜器却很少发现,甚至根本就没有出土,可以说滇国青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并消亡了.

贮贝器作为滇王权利的象征,其盛衰和滇王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探究青铜贮贝器的盛衰原因,对研究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对滇国和中原王朝之间民族关系的融合与矛盾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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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R].考古,2001（12）.

[6]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R].考古学报,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