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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参考：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
本文采用系统科学浑沌学理论与方法,从蒙汉历史接触出发,考察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化在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大环境中的整体性变化.利用翔实可靠的考古、传说、文献依据,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三大类型的产生.通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变迁与语言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探讨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化原生态、过渡态、次生态的变迁.通过蒙古语语音、语法、词汇演变分析,探求汉语言文化对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对蒙古族语言文化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本文共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详细交待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以往成果以及本文采取理论与方法.绪论首先介绍了蒙汉历史接触所产生蒙古族语言文化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三大类型并存格局,指出牧区语言文化是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原生态,半农半牧区语言文化是过渡态,农区蒙古族语言文化是次生态.绪论还从蒙古族语言文化三态、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作用、对母语危机语言的抢救和保护的意义等6个方面强调了研究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绪论认真总结以往成果,指出了研究蒙汉历史接触所产生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的重要性.绪论最终介绍本文采用理论与方法,充分解释张公瑾先生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浑沌理论和方法在本文中的运用以及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整体环境进行多视角、多层面分析的功效.第二章具体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三大类型的产生.1. 从考古、神话传说、民族交往和相互影响史来分析原生态的产生,指出蒙古族语言文化原生态是吸收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绝、契丹、女真语言文化成分而形成,是漠北草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必然产物.2.关于蒙古族语言文化过渡态,笔者分析蒙古族地区半农半牧化和农业化过程及其结果,指出漠南草原先天具备可耕可牧条件,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浑沌区域又是农牧交替的浑沌文化区域,漠南蒙古人是鲜卑、契丹、女真浑沌文化的继承者,它先天具备实现半农半牧语言文化的内在随机性和对初始的敏感依赖性,又有外部环境作用因素.3.关于语言文化次生态的产生,笔者以清末民初以来蒙古族地区蒙汉民族人口失衡为主线,指出农业经济和农业汉族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加强了蒙古族接受汉语言文化的程度,促使蒙古族由半农半牧语言文化向农业语言文化的转变. 第三章运用语言文化同构理论,探讨物质文化变迁和制度文化变迁在语言文化变迁中的表现.文章对蒙古族服饰、饮食、住所、生产等物质文化和对社会、宗教、法律、婚姻、人名姓氏、亲属制度等制度文化进行详细分析,展现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三个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 第四章从语言要素的角度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变异.文章通过对蒙古族语言文化三大类型区语音、语法、词汇的仔细分析和比较,找出文化变迁在语言要素差异上的表现. 第五章(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文章指出蒙古族地区农牧文化结合的必然性,分析过度农耕的后果,探讨蒙古族语言文化现状,最后,从历史贡献、语言活力、在中华语言文化整体格局中的角色展望蒙古族语言文化发展前景.关 键 词 蒙汉接触,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汉语言文化影响第二篇语言文化的论文样文：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1815-1907年）
基于充实的史料分析,本课题从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活动对汉语演变的历史作用.
传教士创办的最早中文报刊是1815年在马六甲刊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内容主要是阐扬基督教义理.郭实腊1833年在广州出版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世俗与宗教内容并存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随后《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分别成为第一份在香港、北京出版的传播西学知识的中文刊物,《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综合性报刊以及《格致汇编》、《小孩月报》等专门报刊的创办使得传教士中文报刊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与影响越加突出.来华传教士的中文报刊活动持续了一百多年,和他们在华汉语学习与研究、西学汉译与出版等其它“文字传教”活动相比,影响面更为广泛.尽管与西学翻译一样,传教士中文报刊出版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广大中国人民接受基督福音,但客观上却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突破了传统文言的束缚,在词汇、语体和文体等语言表现形式上孕育着变革,是清末民初国人主导的汉语现代变革之前最有活力的语言成分.
随着一大批传教士中文报刊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国内外学者从历史、宗教、文化交流和语言文学等角度对来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报刊个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整体而言,当前学界对传教士中文报刊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历史、宗教、新闻传播等领域,翻译学、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现有成果中对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个案研究相对活跃,而整体研究相对不足,对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成果也就难窥全貌并加以客观评价.另外,语言文学视角下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解读分析较为零散,侧重于语言学习、新词创制、翻译史实和传教士宗教文学等方面,研究对象较为单一,缺少综合性,还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分析.因此,就语言研究方面而言,传教士在华所创办中文报刊作为他们汉语言活动实践的最重要载体,当前研究对百年间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特征及其变化在汉语史、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认识不够充分.
本研究主要以19世纪来华传教士所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格致汇编》、《六合丛谈》、《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中西教会报》、《小孩月报》和《万国公报》等八大中文报刊文本为研究对象,佐以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China Review(《中国评论》)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务杂志》)等三种英文报刊中传教士发表的有关汉语语言研究和对翻译认识的观点.基于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境的分析,本研究将传教士中文报刊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场域,以英国语言学界费尔克拉夫所构建的话语分析理论为框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做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综合分析三个维度的基础上,探寻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在促进汉语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及表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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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除绪言、结语外,共分六章,围绕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本特征、报刊译述语言实践与报刊译述语言影响三个维度展开.首先,基于报刊译述文本的具体分析,从报刊新名词、文白杂糅语体风格、多样化文体形式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的客观化形式,即“传教汉语”的话语形式特征与影响,进而阐述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在汉语“言文一致”与通俗化进程中所进行的语言实践及其积淀作用.其次,通过“西译中述”翻译模式、归化翻译策略、功利主义翻译观对汉译文本中语言使用的影响与制约的分析,从文本翻译实践维度探讨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的具体实现路径,论证了报刊作为“传教汉语”言说和“宗教书写”空间存在的合理性.第三,文本的社会实践分析强调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对汉语变迁产生的影响,从报刊译述所呈现的传教士汉语观和翻译观、报刊中语言-文学互动和晚清士人回应三方面论证晚清文化-语言-文学互动关系及其对汉语语言演变的影响.具体而言：
绪言主要概述了选题价值、研究思路和内容.简要综述了目前研究现状,提出本研究不仅可以重新认识传教士报刊语言活动对汉语近代变革的影响与作用,还能拓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范围,充实晚清翻译史写作.研究思路和内容上,以社会学、翻译学、文体学等理论为参照,综合利用历史考证、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三个向度框架,着重从报刊译述文本、报刊译述实践和报刊译述文本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通过具体文本分析,研究传教士中文报刊中“传教汉语”的语言符号特征、形成过程及对汉语言变化的作用、表现途径,揭示汉语言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及局限.
第一章主要从晚清社会与传教士两个角度来看中文报刊译述发生及其语言呈现的合理性与现实性.首先,从传教士对中文报刊在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认识出发,论述报刊译述和汉语学习与研究、西学翻译与出版等文字活动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其次,通过传教士在华汉语实践活动和语言比较学习的分析,论述来华传教士获得的汉语言能力在“文字传教”中的适应性及对报刊译述和西学翻译的影响与制约.最后,从传教士文化身份入手,以中文报刊写作文本与翻译文本的互文分析为基础,论述传教士中文报刊文本翻译和创作是合二为一的,难以绝对分开,并分析了报刊译述所存在的不足.
第二、三、四章属于报刊译述文本论部分,分别从词汇、语体和文体三个层面分析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第二章主要考察中文报刊所载的西学知识在汉译过程中产生的新词语、新概念的具体语言表现形式以及翻译原则和策略,并通过个案分析来阐述这些新译词在中国本土文化中被认知和接受的过程,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化系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一节主要基于中文报刊发展分别分析了比附、音译、意译等新词创制方式和重新启用旧词来表达新义等方式在不同阶段报刊词汇创制中的具体运用.第二节从翻译过程入手,讨论了制约报刊新名词译介的语言和社会双重机制.音译、语义改造和意译、自创、生造等方式是报刊新名词创制的主要方式,但基于汉语固有词汇和词汇特点的格义比附是译词得以流传的语言规律.通过“国会”、“议院”两词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心理因素是制约新名词创制的社会机制.第三节从译词的社会影响入手,分析了传教士个人或群体在译名统一上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中的种种努力,讨论了新名词语义涵化、词汇化和语法化等三种主要汉化途径对转型期汉语词汇双音节化、多音节化演变的实际作用.
第三章集中于传教士群体在报刊译述中对文言与官话白话选择的历史考察,描述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报刊语言实践中的翻译语体变迁及其历史缘由,并试图从中国语言文化背景出发来探讨他们的语体选择与实践对中国语言发展的重要影响.第一节中分析了传教士中文报刊对古白话、浅文理和官话等语体形式的吸收与变革,突出其文白杂糅与欧化特征.第二节从文本属性、译者主体性等文本内规范和翻译传统、翻译目的等文本外规范以及翻译策略认识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传教士报刊译述语体选择的制约因素.第三节着重分析了报刊译述语体口语化与欧化在汉语变革中的具体影响,一是官话地位的提升；二是词缀对构词的影响；三是句法结构扩展、语法手段丰富等因翻译引起的汉语欧化现象.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在文体形式上渗透与糅合的表现、原因及影响.第一节以第一份传教士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呈现的各种文体形式为参照,重点分析了新闻体、翻译小说、时论文体等在其后创办的中文报刊中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及发展.第二节侧重于报刊译述中文体选择原因的分析,从内、外两个界面讨论了文体选择与演变的缘由：中国传统文学文体的束缚与突破；译者主体性制约下的读者意识.第三节从报刊译述文体的影响入手,分析了通俗化需求下的报章体、翻译小说、寓言和新体诗对中国语言文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
在前三章论述报刊译述对汉语词汇、语体和文体的微观影响基础上,第五章为报刊译述过程分析,力图从文学与文化两个层面来分析探讨晚清中国社会与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的生成与影响.第一节从翻译模式入手,分析了“西译中述”合作翻译模式的特征与成效,它是中西文学-文化互动关系形成的重要一环.第二节基于报刊译述选材的考察,分析了不同阶段报刊选材与中国社会经世致用思潮的关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报刊译述文本文体糅合的必要性.第三节从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生成、传播与消费过程分析入手,论述了报刊译述语言对中国语言变革所能带来的影响之可及性程度.
第六章是报刊译述影响阐述,从宏观语境角度论述中文报刊这一新媒介所承载的新思想、新观念如何以新文学形式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士人中产生影响,进而以文学语言的变革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前两节侧重于文化层面的分析,第一节分析了报刊作为新媒介的作用,在思想、语言和文学层面的现代意义及其对自办报刊的影响.第二节从文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学观念在中西之间的碰撞,特别分析了《文学兴国策》对中国社会的教化意义.还分析了报刊译述的西学知识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深远影响以及报刊在小说成为中国正统文学中发挥的作用.最后一节论述了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对晚清士人新型阅读、作者群体形成及其思想观念转变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是报刊译述语言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启发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1)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是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第三语码”,它以报章为媒介呈现出来的文言浅近化,乃至文言欧化、欧化白话在不同报刊层面、不同阶段有着形式各异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流变的重要组成部分.(2)传教士中文报刊场域中的译述文本语言对汉语现代变迁的推动主要基于报刊译述文本实践中的文化-语言-文学互动,通过来华传教士汉语语言学习与研究成果、中文报刊译述文本书写两种方式在词汇、语体、文体三个层面得以体现.(3)传教士中文报刊中互文性极强的翻译文本与创作文本里出现的新词语、衍变的杂糅欧化语体和形成的报章文体共同强化了推动汉语现代变迁的语言力量.首先,新名词的创制和传播使汉语的表达更清晰、更准确,逻辑性增强.通过概念的转变从思维层面上奠定文白转型的基础,并最终由古白话质变为现代白话.其次,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西方文学译介与批评等方面促进了晚清文学语言与文体现代化的发生,进而引发文学与语言变革的互动.(4)比较视域下的中西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是传教士进行翻译和创作的“规范”之一,并成为汉语现代变迁的理论来源之一.因此,在汉语现代变迁过程中,传教士中文报刊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与晚清文化、文学的互动,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外在变化,更从思想层面奠定了变革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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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最后阐述了本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第三篇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模板：语言文化同构视角下的涵义空间
语言文化学是介于语言学和文化学之间的语言学领域,研究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语言文化学的发展可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学科发展的酝酿期,洪堡特、本韦尼斯特、波捷布尼亚、萨皮尔等人的著作奠定了学科发展前提；第二个时期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期,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捷利娅主导的莫斯科成语学派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后,又出现了斯捷潘诺夫、阿鲁玖诺娃、瓦洛皮尧夫、马斯洛娃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捷利娅为这个学派的建立和使之成为一门严肃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科学的动态发展为我们展现出第三个时期的到来,即研究跨学科中语言文化的动态表现.语言文化学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复杂性,及研究角度的多维性,自学科建立至今已相继出现了五大流派、四个学派和七个研究方向.虽然学者们各自找到了可供依托的理论基础,但并不等于语言文化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对语言文化学的方法论研究依旧显得十分薄弱.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先后召开了十余次语言文化学的研讨会,众多文章见诸各学术期刊,十余部专著问世,可谓硕果累累,但都无法支撑起语言文化学的体系大厦.
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更新,语言文化学发展的新趋势是开始用同构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自1997年语言同构理论问世以来,同构的方法作为研究不同属性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的方法论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的学科知识研究.语言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自组织系统,其内部的涵义空间是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它包括语言个性生成的形象世界、伴随产生的涵义和价值.若要揭示复杂的语言文化学体系的进化和自组织的共相机制的价值认知特点,同构的方法势在必行.
本文尝试运用同构的方法对语言文化学涵义空间中的感知、记忆等创造性思维非线性的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是与涵义空间相关且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语言现象,包括诗歌、成语、谚语、俗语以及形成的文本.其中更多地分析成语中的间接派生称名的涵义生成过程,它不但存储了民族文化现象的最朴素的涵义,而且呈现出思维、意识、语言和言语的同构统一体,体现了涵义空间和情感评价的创造性的理想构成.作为涵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体系能够保障语言涵义空间的启发式动态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诠释语言意义与文化涵义的同构机制,因此,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通过研究,阐释在语言文化整体结构中那些突然的质的飞跃,以及即兴形成的语言文化有序的客体,揭示文化事件相关性的隐含机制、文化的言语行为和创造性思维产生的隐含机制；利用同构中的耗散、分支、吸引等理论分析涵义空间形成的同构机制,揭示文化认知过程的条件性和开放性成分的相互关系,与一定的价值涵义取向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空间内的选择机制：揭示象征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涵义空间形成的重要手段,象征的涵义生成正是民族语言文化同构的结晶.
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整合的方法在非线性思维的框架下显得尤为现实,本文尝试用同构的方法解释语言中隐含的丰富的民族内涵,尝试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借助同构的方法在语言层面对文化事实进行研究,将语言与文化放在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自组织的空间下,希望呈现民族意识在语言中表达的知识库,进行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话,以期能对语言文化学整体学科体系的构建尽绵薄之力.
第四篇语言文化的论文范例：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
本文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划分为母语文化、双语文化、方言文化三个子系统,以中国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民族—达斡尔族的语言作为分析样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及田野调查材料,运用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语言文化的类型解释模式,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系统纳入或还原至原生与次生的文化环境中,试图阐释人类各种文化组成部分中,语言文化的特殊性、自成体系性、其类型上的多样性、语言文化演变历程的浑沌衍变规律,以及双语族群在其语言文化演变历程中所一般采用的调适与重构方法.
论文共十章,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介绍选题的目的、论文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选题的学术研究价值、写作原则与方法等.论文突出强调了“以人为本”的语言学研究理念和采纳“特定环境适应说”文化定义的理由,阐述了以语言与文化“同构”理论为依据,综合运用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语言学手段,以及文化人类学及非线性思维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典型的全民性双语族群—达斡尔族的母语文化、双语文化、方言文化进行个案课题研究的多重学术价值. 第二部分(第二章)：以导论部分建立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为基础,分三个层次阐述了对语言的文化本质的认识.第一层次,语言文化及其构成体系、各系统的特点及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概念切入,将语言文化划分为母语文化、方言文化、双语文化等类型或子系统,并对各子系统的特征及其功能加以阐述：所谓母语文化即指本民族固有语言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稳定性等特点；双语文化指在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异质语言文化的融合形式,具有双重性、兼容性等特点；方言文化指各种语言在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基于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亚文化特征的语言文化系统,具有地域性、变异性等特点.第二层次,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源与流：从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论述契丹语言文化与达斡尔族母语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第三层次,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的结构及演化特征：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主要特征,认为母语文化是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主流,并贯穿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发展历史的始终；清代中期始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出现了达斡尔一满双语文化现象,而自清末以来则主要表现为在全民性达斡尔一汉双语文化现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各方言区局部的、具有各地方特色的方言文化现象. 第三部分（第三、四、五章）：根据文化的“特定环境说”及“语言与文化同构”的基本理论,运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词汇材料以及其他旁证材料,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等三个层次解析了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基本特征,认为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系统反映了达斡尔族多元的传统经济生产模式、以父系家族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和以具象思维及多神信仰为特征的观念体系. 第四部分（第六、七章）：以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发展史为纵轴,具体分析了达斡尔族社会各转型时期母语文化与异质语言文化之间接触、交流、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双语文化现象,其中包括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的民族关系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达满双语文化现象、清末以后达斡尔族的达汉双语文化现象、民国时期达汉蒙双语文化现象等,并论述了达斡尔族在双语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选择与调适、认同与借鉴、整合与重构等方面的方法与整体文化品格. 第五部分（第八、九章）：综合学术界对达斡尔族方言划分的意见,将达斡尔语言划分为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新疆四个方言,并就各方言区的语言变异现象和亚文化特征以及各方言区具有地域特色的双语文化现象进行了描述与综合分析. 第六部分（第十章）：系全文的结语部分,分三个层次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一层次,运用浑饨学的原理分析和概括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规律；第二层次,总结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发展史的几个重要启示.重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拥有大量优秀的双语人群、复合型双语思维优势等；第三层次,概括总结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四个发展趋势：l、母语文化趋于弱化；2、双语文化日益泛化；3、方言文化渐显个性；4、非母语文化发展迅速. 本文首次尝试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系统划分为母语文化、双语文化及方言文化三个子系统．同时将上述三个子系统的发展衍变历程视为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过程．并对具体的浑淹演变轨迹进行了新的文化诠释.第五篇语言文化的论文范文格式：文化安全视域下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研究
中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28万公里,同14个国家毗邻,边境线穿过的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其间分布着30多个跨界民族.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原生形态民族因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边界划分而分居不同的国家,却依然在共同的族源、毗邻的聚居地和同一的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的联系下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地缘关系.在全球化背景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原本处于国家边缘地区的跨界民族一跃成为对外开放前沿地区的积极参与者.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是拥有共同历史渊源、共同语言文化的同一民族.景颇族处在德宏州“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黄金口岸”的地缘交界点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发展前沿,是我国当前提出的“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决策中构建孟中印缅经济带的重要参与力量.然而,由于跨界民族始终与国家间的关系纠缠在一起,人口的频繁流动、经济的深度互动、文化的同质性、政治上的关联性、社会问题上的渗透性①使得跨界民族也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热点.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使得境内外景颇族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字和文化心理特征除了形成内外交往的优势以外,也成为了境外势力渗透、颠覆的途径,因此跨界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发展等内容也成为关涉国家文化安全及整体安全的一个影响因素.故笔者以景颇族的语言教育为个案,立足于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场,深入边境场域中景颇族的语言教育现场,试图通过实地调查与文化生态学理论对景颇族语言教育系统整体进行解构与重构.通过对景颇族语言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部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生态因子的关系,厘清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本身具有的维护文化安全的价值,形成对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的思考,为跨界民族的语言教育战略规划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基础.本研究由绪论、正文和结论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涉及本研究的选题背景,阐释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梳理并分析已有研究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对本研究涉及到的文化安全、语言教育、跨界民族等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限定,最后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提出研究框架.正文部分的第一章从语言与文化共生共存的关系入手,在理论层面对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的关系进行了*.首先阐明了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文化安全的内涵与特征,指出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安全、语言文字安全和教育体系安全四个方面.然后以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共存的关系出发,说明语言在文化安全中的重要性.最后提出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在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生态、文化交流和文化权利五个方面存在动态互构的关系,为后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以实地调查结果为依据,呈现景颇族年轻一代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学习途径和语言态度的现状,进而对景颇族以家庭、教会及其他形式开展的民间语言教育和正式的学校语言教育中的各组成要素进行现状描述.然后以文化安全为评判依据分析语言教育现状中存在的关涉文化安全的潜在不利条件,主要体现在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能力不平衡、景颇族家长在语言教育信念上存在犹疑不定的现象、教会民文培训中存在宗教及境外渗透的风险及学校双语教育开展不力四个方面.第三章对景颇族语言教育存在的外部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分析,重点对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生态环境、语言文字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对景颇族语言教育的影响进行文化安全意义上的审视.其中政治经济地缘优势、国家的政策法规等为景颇族语言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景颇族语言文字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诸多干扰甚至威胁语言教育存在与发展的不利条件和威胁因子,凸显了景颇族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第四章从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教育内部现状及外部文化生态环境过渡到战略思考的层面.通过将语言视为“问题、资源、权利”的三种观念论证跨界民族语言教育上升至战略高度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解析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作为维护文化安全的手段、基础和核心上体现出的内在文化安全价值.然后通过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目标体系的构建,提出语言教育战略的具体规划建议.最后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全球化背景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处于特殊地缘关系中的跨界民族的语言教育具有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价值.第二,景颇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所在国主流社会文化和境外同源民族文化、西方霸权文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彰显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文字语言教育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不断式微.景颇族语言教育内部及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各种问题,未能充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利益.第三,边境跨界民族聚居地区应着力推进以学校语言教育为主导的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以提升我国面向周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内社会和跨界民族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文化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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