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 计量经济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辽宁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支持研究
2. 第二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样文：创新资源国际流动格局、过程及对中国自主创新的影响
3. 第三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模板：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4. 第四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例：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研究
5. 第五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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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辽宁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支持研究

改革开放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新世纪以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2003年,党*、国务院明确提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作为东北三省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根据本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突破辽西北的区域发展战略,有效促进辽宁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了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有效支持了辽宁区域发展战略,对促进辽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关系为主题,重点研究金融支持对辽宁经济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作用和意义.

20世纪70年代,随着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逐渐盛行,成为发展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大多数研究以国家层面为研究对象,在不同国家间开展对比和分析,而以某省各城市地区为样本开展区域金融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在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全面的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首先以全国为样本,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截面数据分析及资金配置效率等计量经济分析,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

在以全国为样本的分析基础上,论文重点结合辽宁省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情况,分析金融业在辽宁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大背景下,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辽宁省提出了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突破辽西北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中,前两个战略还分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结合对辽宁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分析,重点考察了金融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支持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对辽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的严格检验.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深入分析了金融支持辽宁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薄弱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制约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不良贷款和金融风险严重威胁着金融生态,对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还对辽宁金融生态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和案例分析.最后,对进一步发挥金融促进辽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第二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样文：创新资源国际流动格局、过程及对中国自主创新的影响

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基石.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活动日趋知识化、全球化,创新资源也正在不断跨越国家的界限,大规模在全球加速流动,并深刻影响各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因此,研究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格局及其对国家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对创新资源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集中在对一国范围内企业和地区创新资源配置的研究.然而,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任何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地区乃至国家都无法从其内部创造出技术创新需要的所有知识,也难以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在开放创新范式下,创新不再以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而是发展成为一种网络化、全局性的活动,致使企业、地区和国家的创新行为日益明显地受国际创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外,创新资源的流动是一种独特的空间运动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载体.现有的研究往往忽视创新活动的空间维度,假定创新行为在过滤了空间的“点”上进行.本文研究创新资源各要素的国际流动时空过程、格局及影响,以期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有益借鉴.

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和评价国内外有关创新资源国际流动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了全球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历史轨迹,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工业革命的转移都伴随着创新资源的大规模跨国流动,这为发展水平较高的后发国家通过技术一产业体系转换而全面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造成大国间的兴衰更替.继承先进国家的创新资源而获得经济繁荣的后发国家一般具备以下的特点：第一,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及进行制度变迁.第二、国内市场稳定增长.第三、完成了资本积累.第四、具有较强的制造业的基础.第五、政府采取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第六、具备较好的知识和文化条件.第七、大众有艰苦奋斗和投身发明创造的精神.

本文接着从创新人才、技术、资本三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空间分布的现状特征和态势.总体而言,全球创新资源的总量在快速增长,但是其分布极不均衡,发达国家仍然占全球创新资源较大部分.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创新资源增长放缓,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创新资源却快速增长,导致传统的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组成的“大三角”格局逐步转变为一个更加多极化的格局.具体来说,全球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具有以下的特点：

从人才资源来看,无论是以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研究人员、高技术移民还是国际学生来衡量,总量都在稳步增长.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和就业基地,仍然是高级人才资源最集聚的地区.美国作为全球科技经济最发达的超级大国,仍然接纳了数量最多的各类外国人才.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国内社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的消极影响,在全球人才环流中的吸引力不断提高,配合部分国家实施的更积极的人才战略,创新人才出现了回流的趋势.从技术资源来看,全球专利申请过去十年实现了稳步增长.全球的专利申请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和韩国五大专利局.近年来,全球专利增长的格局呈现中国、美国和韩国增强,日本和欧盟增长乏力的态势.其中,2011年中国的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和工业设计四类知识产权的申请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最多的专利局.全球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中心仍然在亚洲,其中中国是全球高技术产品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占全球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22%,美国和欧盟各占16%,日本占6.8%.从资本资源来看,自2007年,世界R&,D经费历史性地突破一万亿美元以来,世界R&,D投资在经济危机的笼罩下仍然有增无减.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研发投资比发达国家更快,成为全球研发投资重要的来源.2009年亚洲R&,D经费支出占全球的比重提高到33%,比北美和欧洲分别高出0.34、4.58个百分点,首次超过北美.从国家尺度来看,研发支出最多的三个国家仍然是美国3982亿美元,中国1541亿美元,日本1371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用指数评价方法,定量测度了56个国家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并分析了其格局变化.从时间维度看,2005-2010年,样本国家总体的创新资源流动水平呈稳步提高趋势.全球创新资源流动水平具有顺周期性,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而下降,又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快速恢复.样本国家参与全球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全球创新资源流动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这种国别差异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总体上,发达国家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经济发达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参与全球创新资源转移的程度相对大国更高.

本文进一步以中国为案例,在省域尺度上,研究了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增长趋势、空间分异及其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

第一,我国的国际创新资源在快速增长,在省级尺度上的空间差异明显.国际创新资源在21世纪初期的增长速度总体快于上个世纪末期.东部沿海地区是国际创新资源主要的集聚地区,且目前已经形成了北京-天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集聚核心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创新资源在我国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扩散的方向是延伸到西南沿海沿边省份和长江流域内地省份,并有望形成T型格局.第二,国际创新资源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我国省域之间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呈一定的两极分化倾向.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东部国际创新资源丰富的省份周边也出现类似的省份,而西部国际创新资源稀少的省份,周边的省份常常也缺乏国际创新资源.第三,创新资源流动对我国省域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总体是正向的.国际创新资源通过两个途径作用于我国的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活动直接结合提高了自主创新的产出,而外资研发投资和创新人才流动构成促进自主创新的环境,间接促进我国省域的自主创新绩效.内资企业的研发努力是决定自主创新产出的主要因素.第四,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对我国各省的自主创新产出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周边省份的创新活动对本地的产出有显著地正向效应.国际创新资源效应影响总体的格局是西部省区受到的影响效果强于东部省区,而东部省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模型对东部省区创新产出的解释力也相对要弱.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从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视角,系统地总结了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相关理论,并从创新人才、技术和创新资本三个方面研究了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历史过程、现状及空间格局.论文构建了科技全球化指数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了56个样本国家参与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水平及时空演化特征,从地理空间视角拓展了科技全球化的研究.

第二、以中国为样本国家,采用空间统计学分析技术,从创新人才、技术和创新资本三个方面分析了国际创新资源在我国的省域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证实了科技活动的全球化也是个穿透多个空间尺度的动态过程.

第三、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创新资源对我国省域自主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国际创新资源流动对自主创新产出存在正面影响,且我国省域创新活动存在正的空间溢出及空间异质性的实证证据.

第三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模板：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在经历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之后,我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投资及出口增速下降难的问题.内需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消费结构严重落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必然.因此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是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层级跃迁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战略选择.

本研究以现代经济学、统计学、人口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指导,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消费结构为切入点,以陕西农村居民为依托,利用时间序列动态、截面数据静态和截面数据静态对比等研究手段,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阐述了消费结构问题研究的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等基本问题之后,对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研究的相关假设；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介绍并评述了西方消费理论及消费函数的演进和发展过程,试图揭示各种消费理论和观点之间的渊源与相关关系,为论文下一步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其次,利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1980-2011年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轨迹进行了剖析和阶段划分,在此基础上,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吃穿住用的内、外部关系以及实物和劳务消费结构方面出发,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化轨迹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利用2005-2012年陕西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家庭禀赋和产业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后,基于论文研究成果,结合目前陕西农村实际情况,从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合理提升农村居民自身素质、科学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针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层级跃迁提出建议对策.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

（1）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变化显著,生存型消费资料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明显减少,享受型消费资料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实物消费比重逐渐减少,劳务消费比重逐渐增多.

（2）通过建立线性回归、面板数据模型和ELES模型,实证分析了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居民以生存型消费资料为主导的消费结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当中不稳定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享受型或发展型消费资料为主导的消费结构；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低的农村居民在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方面对消费拉动大于收入高的农村居民,而食品消费和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比重不受到收入的影响,收入越高表明其消费水平越高.

（3）通过建立ELES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实证分析了家庭禀赋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大的家庭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当中生存型消费资料所占比重大；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购买力在农村市场无法得到满足,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边际消费倾向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农村居民抚养负担为0-1人和2-3人的家庭,其消费结构基本相似.

（4）通过建立VAR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但是由于整体收入低的影响,仅有第三产业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层级跃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三次产业蓬勃发展将会提升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消费水平,降低消费比重,提升消费结构层级.

第四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例：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研究

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是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及依据,也是国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因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风险问题已逐步成为当前教育经济领域研究的焦点.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问题的分析宜始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根本属性.从教育投资属性角度管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属性,其生产与消费并存属性已逐步强化.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投资理论和教育公平理论以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与实践已进一步佐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中,其投资风险的凸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然而,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仅是当前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问题的一隅,因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并不简单是高等教育风险本身问题,其如何科学度量并合理有效规避风险,已成为解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手段.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必然带来城乡劳动力频繁流动,而由此所产生的农民工群体将越来越庞大,庞大的群体效应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社会稳定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其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效果——收益风险问题,将深刻的影响到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效果和改革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已受到政府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其经济方面的援助仅能使其生存环境得到暂时缓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问题,阶层之间的代际继承已逐步呈现.随着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微观经济划分日益凸显,关注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及其收益风险问题,提高投资收益率的同时规避、降低或分散投资收益风险,则是对这一特殊群体关注的一种根本性、发展性、提升性的途径.当前科技的革新已逐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与主要手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将越来越依靠人力资本的累积.而科技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其根本还在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由此,在新环境下,以分位数回归和组合投资理论为基础重新审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过程中,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问题,并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思考其风险生成的机理,合理有效规避、降低、分散其投资收益风险,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协调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大课题.

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是其投资的两个维度,据此从投资收益风险的分散、规避及分担角度来研究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问题,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不同分位数上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进而分析其个人投资收益风险,其结果显示：当前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约为4.23%,投资收益风险为4.21%,其中主动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风险为3.13%,被动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风险为6.86%.相较于之前相关研究,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而投资收益风险则逐渐增大,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与收益没有正相关关系,反而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即呈现出“低收益,高风险”态势.与其他群体相比,城镇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约为8.71%,投资收益风险为2.07%；农村其他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约为7.01%,投资收益风险为2.23%,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子女和农村其他家庭子女.影响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投资意愿、就读学校层次类别、就读专业、确定性收益保障、就业城市类别等.其中个人投资意愿、就读学校类别层次差异和确定性收益保障不足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较大的最主要原因,并呈现出就读学校层次越低,投资风险越大,被动投资比主动投资风险更大的情形.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当前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不足、风险偏大.

制度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的一种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式,制度的内载运作方式使得相关制度安排与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风险之间架构了理论的链接.高等教育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必须通过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率普遍偏低、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确定性收益缺失、高等院校层级差距过大等导致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错位,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加大,风险增大.而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制度、社会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机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与不足则是造成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错位,进而形成投资收益风险的根源所在.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制度供给中的政府“经济人”利益诉求,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利益冲突和制度供给悖论是相关制度安排有效供给不足的内在机理.

加强制度供给,推进高等教育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变迁,是有效规避和降低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风险的必然取径,也是政府实现其教育振兴经济计划、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应然选择.推进高等教育制度变迁需要在现有相关制度基础上,根据国家的总体战略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加快高等教育相关制度供给与安排,积极设计以高等教育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推进招生培养、专业设置、资源投入、成本分担、就业引导等多方面改革,加大对低层次类别高等院校的投入,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层级学校之间的校际差距、提升高职高专院校的学历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建立不同层级类别学校间的流动机制,推进高职院校免费教育,适时考虑废除高考学校层级选拔制度,完善职业教育向普通高等教育的流动机制；其二,国家及地方政府在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逐步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合理流动,统筹考虑设立大学毕业生最低保障工资制度和失业保险机制,增大保障性收益比重,降低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逐步设立农村大学生免费定向招生、培养和就业制度,不仅可以有效规避和降低其收益风险问题,也有利于国家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整；其三,结合组合投资理论,逐步引入高等教育风险投资机制和保险制度,分散投资风险,分担风险后果；最后,农民工家庭子女根据自身情况积极主动投资高等教育的同时,应强化风险意识,结合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高等教育评估情况,正确认识并理性选择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高等教育,避免盲目投资.

第五篇计量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

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

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

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

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

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

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

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

“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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