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将左右新时代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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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著《春秋》,言春秋不义.孔子之义,指天子所定之体系.回顾新千年以来激荡二十年,世界最大的公义只有一个——全球化.时势造英雄,全球化狂飙突进,发展中国家初具全球影响力;英雄造时势,新大国与旧秩序深度磨合,将全球化戛然推向拐点.全球化作为协调大国关系的稳定器,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深刻改变全球格局的常态,已经一去不返.新常态下,中美这一对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基石是什么?未来,追求战略平衡的决策者是补旧还是寻新?都是全球利益相关者2020年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带领读者辞全球化旧义,迎熊彼特新义,探寻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技术创新,并预测未来走向.
在全球化尽头开启新时代——春秋无义战
在本世纪初,谁能想到,全球化的结果竟然是“结果”全球化呢?
全球化走过巅峰到今天,第一个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国是龙头;第二个结果是发达国家社会深刻调整,阶层撕裂孕育了民粹主义,极化政治,助推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美国是龙头.新旧龙头在大时代拐点交汇,与全球化快速失势同时发生并非偶然.经济全球化结合新科技革命成果惠及民生,成为战后全球大国关系的稳定器.然而,超速的全球化并没有做好如何应对科技革命的准备,无法抑制分配不平等和结构性问题,导致全球民生改善的果实仅十年就被蚕食掉.作为全球公义的全球化被发源地和主导者美国抵制,理念真空而导致全球化局部架构坍塌（例如WTO）,爆发贸易摩擦和经济冲突就是必然,中美关系深刻调整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此.一句话,全球化的衰落标志着全球格局的春秋时代将要结束,新时代就要开端.
在全球化的演进历程当中,两个名叫“亨利”的美国人分别在两个时期推动了中美大国关系的发展.第一个是亨利·基辛格,代表中美关系的建构初期,双方从零开始、求同存异,奠定了未来数十年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为开启后期全球化繁荣时代构建了大国关系框架;第二个是亨利·保尔森,代表了中美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化走向顶峰的黄金时期.同为各自时代中美关系的美方建筑师,他们代表了截然不同两种战略思想——基辛格思维承袭了冷战惯性强调以和为贵,近两年他多次来华提醒要控制贸易纷争、避免冷战升级热战;而保尔森认为经济领域竞争对中美彼此都有利,战争才是零和博弈甚至双方受损.基辛格的避战思维近似儒家仁学,尊礼求和;而保尔森则深得孙子兵法的奥义,用全球化下战略竞争促进双边帕累托改进.
很不幸,两位中国通的战略都过时了.2008年当欧美爆发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弱点开始全面暴露.今天学界业界还在为次贷危机成因争论不休,远见者如达尼早在危机爆发前就提出国际贸易存在严重隐患;与前辈克鲁格曼预测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他把经济学思维开放到了国际战略领域,提出新不可能三角,构建全球化悖论.他的一些预言（中国部分除外）已经成真——美国民意撕裂开始逆全球化.中美关系已进入后战略合作阶段,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战略对手还是战略伙伴,惟有大历史观可以深入内核,考察真正的决定因素.
在笔者看来,要理解中美大国关系,就要先理解熊彼特的毁灭式创新.
熊彼特与老子观点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都是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来剖析新旧更替.大历史观看中美关系,远超贸易、地缘政治,也非意识形态,更非交流或者误判.必须打开经济增长的黑匣子,理解技术创新驱动内核.实际上,利用全球化有利局面孕育出新的熊彼特创新萌芽,完全可以不同于美式“小政府大企业”强调看不见的手调节和注重基础理论突破的那种毁灭式创新,比如中国摸索的“大政府大国企”创新模式,强调看得见的手调节和注重应用技术微创新.单纯以竞争性或互补性来描述这两种创新模式极易误导,忽视其时代变迁的信号功能.无论基辛格还是保尔森,无论华尔街还是主街,无论党还是共和党,在理解中式创新尤其是独角兽飞速崛起是很容易滥贴标签的,比如“低层次模仿、法制不健全、技术*弱、劳动成本低”等,无视中国企业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的“熊彼特创新模式”,尤其是对于那只“独角龙”——华为——基本上罕有解释力.
虽然中国这种创新模式比美式创新模式更快、更具爆炸性,可目前还处在成长期,其内在机理还需要梳理,未来发展还有瓶颈.但美国战略家看重中国新模式的无尽潜力,同时认识到美国社会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加上美国左派对硅谷打压,美国单方面切断了全球化传导向中国的技术流;然而讽刺的是,全球资金流和贸易流不受控制继续流向中国,这是中美关系此起彼伏的根源,远比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市场体系差异深刻得多.实际上工业革命之后大国角逐无非就是竞逐新技术进步的发源地和确保技术优势地位,这是天才卢卡斯的核心思想——“技术对于国家增长至关重要”.技术也是把双刃剑,这是达尼的核心思想——正是新技术革命将全球化弱点不断放大.
技术也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器——敌国不相征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技术创新来驱动,而上层建筑可以驱动大国关系,那么中美在技术创新领域竞争将会是未来多年左右全球格局的关键,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极化主义,保守政治驱动的这些贸易保护和鹰派举动都只是短期扰动.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大国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中战略技术处于核心地位.两国都在世界前列,直接竞争会引发全球动荡.全球动荡不符合大国战略利益,这会产生稳定力量;同时若能确保短期内中美战略技术的差距不会拉大,那么技术上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不易互相征伐,这就间接实现了技术稳定器的功能.
大国崛起的意义并非在于新旧权力更替,而是增长机制变迁的新时代来临,新经济引擎与旧经济体系将会融合.
第二层则是中美都面临共同的全球性新挑战,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妥善应对.中美关系调整主因是美国民粹崛起.但民粹主义忽视了中美双方面临共同的挑战——稳定、反恐、环境、卫生、技术、金融,这些风险突破传统超越旧战略思维,已经成为新的全球风险源.例如地缘政治风险不再由区域性强国发源,而是由技术冲击、公共卫生冲击来触发,埃博拉、禽流感、非洲猪瘟这些超级病毒让非洲各国陷入恐慌;币圈,稳定币在比特币基础上二次发育,打造全新产业链的同时也刷新了金融史波动烈度.
2020年中美战略关系展望——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依赖现存机制,中美在联合抑制全球风险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埃博拉终究还是在受控范围内,稳定币想成为超主权货币的野心也被抑制,目前世界震荡之余尚能保持稳定.但国际战略制定者未雨绸缪,最大挑战永远是下一个.尤其是当中国崛起已经成型,两种发展模式产生摩擦不可避免,极易联想起冷战格局,这确是美国鹰派战略思维基础.但2020年已是后全球化时代,冷战思维已严重落伍.新时代首要问题是——旧格局该如何调整来取得大国间战略平衡,在竞争中取得共赢,以下引用中国先贤思想来对未来做个展望.
孟子解读《春秋》,“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指尊王攘夷,是昔日王者利用舊体系打压新崛起大国的一个王牌案例.不义战争中相对义一点,反衬保守主义战略层面的短视,大国崛起的意义并非在于新旧权力更替,而是新时代就要来临,正如春秋之末虽叫春秋,却与战国无异.新时代就新在增长机制变迁,中国自创一套短期看似混沌又很强悍的创新模式,融合新经济引擎与旧经济体系,比如房地产跟大数据融合催生出新业态,连美联储也表示“看不懂中国数据”.这是最坏的时代,2019年人们见证了时代变迁的动荡;这是最好的时代,2020年有机会深度打开中国技术进步黑匣子,为世界能看懂“中国”、打造中美关系稳定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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