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 英语文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
2. 第二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样文：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3. 第三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模板：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4. 第四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例：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
5. 第五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印度教师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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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

本课题的研究注重“史论结合”,在“史”的层面,着重梳理美国高校文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线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在“论”的层面,则探索了本土化创意写作学的定位,探讨它与中文系既有专业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

除绪论和结语以外,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上、下两篇.

上篇讨论的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指出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体系的建设思路.

下篇则探讨创意写作学科的“软件”.“软件”指能够驱动创意写作学科“硬件”的东西,它应当包括：教师、教学,以及对创意人才的管理机制.

结语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括,总结本研究的具体思路与结论,以及现阶段的不足之处,指出未来创意学作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建设本土化“创意潜能激发”的理论与实践,真正实现从“修辞学”到“创意学”研究路径的理论转换.

第二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样文：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它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特色.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引入,并逐渐形成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两大特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形成自身特点,培养出大批优秀外语专业人才,为近现代中国众多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近代大学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制度建设以及办学成效,有利于总结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加深对大学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对于当前中国大学外语人才培养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论文从通识教育的视角,围绕外语专门人才培养的主题,系统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保障制度的变迁、总结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与规律,为当今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简要论述论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厘清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探讨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嬗变.从洋务外语学堂的“中体西用”人才观,到清末确立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宗旨是理念演变的第一阶段.民初《大学令》提出“硕学闳才”的教育宗旨是第二阶段.到二十年代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输入是第三阶段.1938年共同必修科目表的颁布与推广,标志着通识教育理念的最终确立.第三章具体考察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不同大学组织模式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要素(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外活动和师资队伍)进行论述,阐明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探究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论述教学管理制度和师资管理制度对外语专业教育的作用与影响.第五章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育模式为个案,探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模式及实施特点.第六章是成效分析.从五个职业领域探讨外语专业人才的成就与特点,并剖析其成才原因.第七章为理论探讨.运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阐释制约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归纳其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为当今大学外语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注重通识教育,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上,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经历了从培养“中体西用”专门人才到培养“会通中西”人才的变革过程,最终形成通才教育的模式.通过文理兼习的共同必修课与以文学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相结合,以及营造人文教育氛围,达到培养知识面宽广、人文素养深厚的外语通才的目的.

第三,在教师选聘和教学管理方面,采用教师聘任制、导师制、教师兼课制和教授学术休假研究制,实施选科制、学分制、评价制度和转学转系制,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制度保障,促进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第四,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人才辈出,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识教育理念拓展了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空间,通才教育模式为外语专业学生成才奠定了基础,高水平的大学外语师资队伍为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五,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启示在于：大学外语人才培养应以人文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结合,加强“通识”师资建设,改进通识教育课程结构,构建以文学和文化类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程体系,完善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外语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通识教育的视角,系统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外语教育理念嬗变的轨迹,以及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迁,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凸显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特色,揭示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第三,总结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的群体特点,分析其成才经验,对当今改革和完善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模板：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

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

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第四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例：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美国华人文学研究中的显学.现有的身份认同研究从文化、后殖民、流散、性别等多角度切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空间角度对美国华人文学,尤其是美国华人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讨论的十分鲜见.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空间理论大力张扬空间的文化政治意义,吸收了地理、社会、政治、建筑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为空间批评切入美国华人文学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丰富的阐释空间.

本文首先对空间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梳理,并结合美国华人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讨论了空间理论与身份认同结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叙事学对文学文本故事层和话语层的区分,将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分为故事层的空间和话语层的空间：故事层的空间重点关注了文本中的地志空间和人文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而话语层则从语言空间、文体空间和空间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文学文本艺术形式如何体现了作家的身份认同倾向.

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地志空间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往往渗透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趣味,使得地志空间共同参与作家的身份建构并表现作家的认同倾向.论文梳理了地志空间与身份认同的三种模式,即隐喻模式、反讽模式和对比模式.隐喻即作家或人物的身份认同与作品中的的空间建构呈同构关系；而反讽则指身份认同与空间出现悖谬和不协调；对比模式则是通过作品中中美两种空间对比凸显作家的身份认同.唐人街是华裔族群在美国社会的身份化空间,通过对唐人街的不同表征方式,华人作家也展现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知.

在美国华人文学的人文空间中,本文重点关注了人际交往空间和文化空间.在美国华人文学人际交往空间中,无论代际关系、同胞关系还是异族交往,人物的身份认同都成为一个重要因子,对人物交往模式和远近亲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面对中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华人作家把对中西文化的体认和感悟付诸也笔下的文化空间呈现,使得文化空间也打上作家身份的烙印.

在美国华人文学的话语层的语言空间中,主要包括英语母语书写、英语获得语书写和汉语书写,华人作家的创作语言对作家身份产生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体现着作家的身份追求和自我定位.但是由于语言本身具有工具性的一面,创作语言的选择又在某个层面与作家身份认同相分离.文体空间中,自传体写作占据了巨大的优势,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合力造成：其一是主流社会对华裔族群的阅读期待和猎奇心理；其二是华裔作家在主流社会发声、构建华裔身份的内在诉求.弗兰克使用“空间形式”这一术语用以描述现代小说文本结构上的特征.美国华人文学作品的“空间形式”,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往往契合了华人作家的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诠释.

爱德华·,索亚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第三空间”,消解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倡杂糅化和对边缘异质因素的包容.美国华人文学在书写特质上具有强烈的“第三空间”色彩,这不仅体现在其创作语言的中英文杂糅上,也体现在华裔作家的中国文化改写上.第三空间因为其强大的包容性为饱受身份困扰的美国华人文学提供了最终的栖身之所.

空间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在美国华人文学的各个层面.不同形式的空间则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华人作家的身份认同倾向,成为美国华人文学构建和表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第五篇英语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印度教师教育研究

就现代意义上的教师教育而言,发展中国家虽然起步较晚,但进步较快,规模较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教师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和世界格局的原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西方发达国家教师教育的演进方式,同时又由于与西方国家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师教育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独立特点的发展道路.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突出代表,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影响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印度教育委员会信奉“教育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①并认为这种教育是忠于教育事业和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们创造的,这些教师都应该是在教师教育机构接受过训练的,教师教育机构应保持质量,以确保即将进入教育行业的受训者具备优异的成绩.

印度的教师教育萌芽于独立前早期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导生制的占老渊源,随后受制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其教师培训系统在英国模式上成长和逐步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台的《伍德教育急件》和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委员会“亨特委员会”的报告是印度师范教育的重要里程碑,对印度后来形成较为完整的教师教育体系具有深远影响.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教师教育终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发展,到60年代在尚未明确国家教育理念和目标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地方性的教师教育改革与实验,再到70年代教师教育项目的重构与成熟,印度政府建立了种类多样的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数量得到了大规模扩充,独立后的印度经过66年的不断努力与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现已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师教育体系和制度②.

从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印度教师教育受其自身传统哲学、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较深,具有特殊的哲学、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印度教师教育的哲学观根植于印度哲学,在印度教师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应该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思考教育的发展,由此开始寻找教师教育与哲学之间的关联,并关注教师教育价值的影响因素,试图加强受训教师的生活和哲学理念；印度教师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及教师培训等与印度社会因素密不可分,虽然印度早期社会的教师地位较高,但在后来的现实社会中,教师仍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教师教育与社会生活隔离的现象严重,女性在印度社会中角色的转变也导致教师教育各项政策开始对女性师范生和女教师有所倾斜；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更能为印度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工具理性的思考,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印度教师教育体系和教师个人都存在着投入—产出的效益不充分以及资源浪费的问题,就业不充分、教师过剩、职业浪费等现象暗示着印度政府应该进一步有效规划教师的供需；多元文化是印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多元文化教育必然要求多元化的教师教育,印度政府对传统文化制度与现代文化制度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其中由印度传统“种姓制度”带来的为弱势群体“预留名额政策”为保留多元文化群体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突显了教育公平与质量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教师教育的具体实施主要体现在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印度教师的职前培养除了对中小学教师任职有明确的学历要求和录用标准、对教师教育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实施标准、教师教学能力标准外,制定统一规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是其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与核心内容,并从1978年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NCTE)出台《教师教育课程：一种框架》(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A Framework)至今对课程体系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更新.从教师职前培养模式来看,印度目前对中小学教师的培养主要有连续性教师培养模式、整合性教师培养模式两种类型.连续性培养模式是印度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的主要形式,是指将师范生学习的学术性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分开进行,如印度库鲁特舍克拉大学采取的“3+1模式”主要培养中学教师,具体形式是学生大学本科三年毕业后再修读一年教育专业,毕业后获得本科专业学位和教育学士学位,印度许多综合性大学和教师培训学院都提供为期一年的教育学士培训.整合性培养模式则是指将学术性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进行整合,在学习顺序上不分先后,同时进行,如印度德里大学的“4+0模式”使师范生能够在四年内同时修读教育类和专业类整合课程,毕业后获得“初等教育学士学位”(Bachelor of Elementary Education),即取得在小学任教的资格.对于在职教师的培训,除了采取一些常规面授的方式,更突出的是利用其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和计算机运用技术而发展的远程教育培训模式,以及注重实践的课堂见习模式.随着印度教师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印度政府日益加强了对教师教育质量的管理与评价,形成了从*层面到地方层面庞大的各级教师教育培训管理体制,并通过一套制度化的评审体系对各类教师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估和认定.

独立后的印度通过各种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师教育改革,即明确教师教育角色与目标、拓宽教师教育机构职能、更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丰富教师教育培训手段、实施教师教育地方改革项目、满足女性等特殊群体需求,这些既是印度教师教育发展特征的浓缩,也是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更为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思考和启示.不可否认的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性、教师数量与质量、教师地位现实与预期目标不符等多种矛盾,这些矛盾导致印度教师教育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经济落后的天生不足使教师培训的起点和基础仍然处于较低状态；极端的政治体制限制了教师教育的自由与创新；地区的差异性导致各地教师培训的差距明显等等.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印度政府及相关机构组织将在职业化的教师发展理念、合理的教师教育者培养方案、有效的在职培训项目、合理的评价认证机制以及注重实证的理论研究水平上努力思考新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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