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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房地产档案论文范文参考：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研究（1900-1949）
住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力举足轻重.然而,居住问题困扰着中心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正谓“居京城大不易”.住宅房地产问题,始终是城市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近代沿海城市的开埠,加速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城市房地产业的繁荣.然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在制度上和思维上固有的惯性和惰性,使其住宅房地产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这也是学界对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然而,落后不等于没有特色,没有可取之处.本文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利用馆藏档案、报刊文献、调查报告以及其他史料,从四个方面对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剖析.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住宅房地产:全国与北京”
清中叶以来的近代化浪潮,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沿海商埠出现了近代意义的早期房地产概念.香港、上海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成为城市化与住宅房地产发展互动的典型例子.相比之下,尽管城市化进程中的“新街市”建设,以及西方文化影响下居住习惯和住宅样式的演变,为近代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发展带来了些许活力,但其水平依旧落后于沿海商埠.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较小、掮客从中撮合的传统交易形式,以及教会地产的壮大,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北京城市房地产市场业已形成,但很不成熟,渗透着一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二、“清末民国北京的城市住宅房地产市场与政府干预”
国民政府的住宅立法,标榜“平均地权”学说,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房地产市场交易过程、交易合同以及房地转移的程序.政府对住宅市场的监管,除继续沿用以限价为主的行政手段外,通过开征地价税、房捐等方式,渗透财政手段.在调控思路上有了明显进步.
尽管清末民国北京的地方财政收入中,房捐、地价税等房地产税收所占比重甚高,但新建住宅数量不足,居住区主要限于内城、外城,新街市建设步履维艰,住宅房地产业更多地表现为交易,而非生产,其所创造的新的社会财富非常有限.
三、“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价格变化及其影响”
根据报刊广告和馆藏档案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由此对20-40年代北京城市住宅价格(包括售价和租价)进行梳理,至少可以认为,住宅房地产市场不仅没有提振30年代萎靡不振的北平城市经济,反而受到30-40年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拖累.特别在1928年迁都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城市整体消费能力显著下降,北京(北平)的住宅价格结束升势,转为长期低迷.40年代,在恶性通胀,以及抗战胜利后大批避难市民涌入城内导致的旺盛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北平住宅价格出现大幅飙升,到40年代末达到飙涨的*,出现不断增租引发的房地纠纷,以及诸多租赁交易摒弃法币,改用米面、金银结算房租等现象.近代北京的住宅房地产市场不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有限,而且深受国家和城市政治、经济形势的左右,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同是平民阶层,由于收入水平差异显著,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中产群体、以手工业家庭和小学教员为代表的劳工群体、贫民窟居住群体、以学生、单身人力车夫和城市贫民为代表的无房群体,其住宅状况差异显著,日常生活质量因之各异.
针对20世纪40年代的“房荒”危机,国民政府曾经出台了行政、财政、货币手段三管齐下的拯救政策,矛头直指高房价和高房租,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然而,“拯救”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其深层原因,特别是住宅有效供应不足和战争导致的恶性通胀,值得反思.
四、“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保障的历史变迁”
针对特定群体进行全面分配的旗人住宅,在清中叶以后逐渐变为实质的私有化,并出现“旗民交产”现象.辛亥之后旗人住宅的完全市场化,以及旗民分城居住状态的结束,使得旗人住宅体制走入了坟墓.
30年代,国民政府转变观念,从治理市容入手,逐渐形成了新的住房保障思路,即建设由国家控制所有权,廉价租给低收入者的住房.30-40年代北京天桥、东直门“平民住宅”的营建,配套设施的完善,及其管理体制的成形,使其所具有的示范性的保障意义更显珍贵,成为近代住房保障的先声.无疑,这是*40年代的“房荒”危机的有效办法之一.然而,国民政府浅尝辄止,其在40年代末设想的平民住宅大规模兴建规划终未能实现.
对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的研究,开辟了北京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视角,对于认识中国近代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弥补经济史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第二篇房地产档案论文样文：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
目前,学术界只有极少数历史学者和法律学者研究上海私有住房,且其研究内容主要限于私房改造及其遗留的经租房问题.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在相关主体的作用下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从建国初期至1960年代初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从1956年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出租性私有住房的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私有住房受到的大规模冲击,从1978年拨乱反正至今对私有住房遗留问题的落实等.
为了挖掘普通民众的经济潜力,上海市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和程度上支持或规范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但是自建公助和零星自建等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都反映出上海正试图建立公有住房体系,而非发展私有住房.因为自建公助挤占了公有住房的资源,零星自建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上海市政府将自建公助住房分配成了公房,并严格限制零星自建.为了伸张私房所有权或居住权,些职工和居民,与上海市政府产生了一定冲突.它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在理论和现实间的差距,以及居民自主解决住房困难和政府规划建设城市的分歧.
对于出租性私有住房,上海市政府无论是保护私有房屋还是限制私房租金,都是为了保障民众租住而非私房产权本身.在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国家经租和补改造中,上海市政府和普通民众进行或支持私房改造分别是从意识形态和实际权利出发的.私房房主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维护既有的私房权利,但仍逐渐失去了对房屋的处分权、部分收益权.上海市政府也曾试图处理好租赁关系与权能利益,合理利润与投机剥削,以及群众动员与房主自愿等矛盾.但是,普通民众的盲目合营和私房房主的逃避改造使私房政策逐步倾向于快速改造.从历史发展看,私房改造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从法律角度看,它忽视了私房的权能利益.但从政治角度看,私房改造存在一种必然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因而也具有了相应的合理性.
*时期,少量的出租性私有住房和面积较大的自住性私有住房都受到了冲击.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私房房主所在的机关单位和房地局的造反派先后成为三次抢房风的主力.普通民众和私房房主对这种改变私房所有权的强烈冲击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但私有住房还是失去了曾经对上海住房的影响力.三支两军、住房分配和归还财物,在维持住房秩序并重建新形象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进一步造成了私有住房的复杂问题.公有住房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拥有在上海住房中的绝对优势,是以冲击私有住房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为代价的.*产、私改房、经租房等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其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从1978年拨乱反正至今,*产、私改房、经租房等问题的落实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法制、恢复党和政府的信誉,而非通过法律解决私房权属这一核心问题.在1992年*产、错改房都得到了基本落实后,关乎私房改造重大问题的经租房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因为私房落实要与总的政治原则相一致,上海市政府始终坚持维护私房改造成果,认为符合政策并纳入改造的私房“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经租房房主则坚持,私房改造终止于*取消定租,没有补领定租的经租房,其私有权并没有完成转变.经济发展和落政房源等客观条件影响了私房落政的时间,各方的认识分歧等主观因素则关乎落政私房的重塑及相关法治建设等问题.经租房是政府与民众共同参与的产物,其解决也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1950～1980年上海私有住房的历史,既是以前历史的延伸,又是以后历史发展的基础.期间,上海私有住房的所有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私有住房的权利是相关各方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各方参与历史活动的根本.作为最主要、最切身的感受体,私有住房让普通民众和私房房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体验.坚持社会主义和维护私房改造成果等意识形态需要,对上海市政府的政策制定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的成立不是上海私有住房新旧历史的分水岭,*结束也不是原有私房的春天.政府与私房房主仍需就经租房的落实达成一种契约关系,在尊重政策的情况下,按照《物权法》解决商品住房问题的模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私房遗留问题.
第三篇房地产档案论文范文模板：差传教会与中西互动—美北浸礼会华南差传教会研究（1858~1903）
从1858年到1903年,美北浸礼会在与粤东社会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介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差传教会事物.差传教会既属于中国社会,也属于西方世界,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有非常鲜明的中间性.这种中间性使其成为研究中西关系的重要标本之一.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差传教会一般被称为“差会”或“教会”.这两种称呼都无法正确反映这一事物的实际形态.在近代中国,除了极少的自立教会,绝大部分基督宗教组织都是以差会加教会的形态存在.本研究引入欧美宣教学中的“差传教会”(mission church)概念,采用互动视角,通过探讨粤东美北浸礼会差传教会来观察19世纪下半叶西强东弱时期中西关系的种种面相.本文以原始教会档案、外交档案、传教士家庭文件为核心资料,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考察了五对互动关系.这五对互动关系分别是：传教士与美国社会的互动；美北浸礼会总部与传教士的互动；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的互动；传教士与粤东社会的互动；差传教会与粤东社会的互动.传教士与美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性别、政治、经济方面.性别方面,传教圈女单身传教士、女医生的失范现象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性别框架下重新得到规范.这种变动构成了美国社会女性规范变动的一部分.女传教士在粤东培训的女医生、女传道也为美国国内女性规范的转变提供了中国影像.政治方面,不断发生的民教冲突让传教士通过总部对美国政府相关外交人员的任命施加影响.经济方面,为了募集传教资金,总部鼓励传教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也有意识地利用文字和演讲等途径筹集传教资金.传教士因此向美国国内传播了大量粤东风土人情信息.美北浸礼会总部与传教士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总部组织运作、传教士规则、传教士招募标准、差传教会组织四个方面.伴随着传教经验的累积,美北浸礼会总部通过下放部分权力给各差传教会来加强对传教士活动的控制,同时不断调整传教士规则和招募标准.1901年,总部调整粤东浸礼会的组织框架,将以礐石堂为中心的垂直组织框架改变为华南差会全体传教士大会下的多中心、多委员会框架.新框架避免了传教站各自为政,将需要统一协作的事务由各委员会和传教士大会处理.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的互动主要在教会管理、科教文卫事业、礼仪方面.传教士采用全体信徒定期聚会制度讨论整个差传教会的事务,藉此训练本土传教人员,加强信徒的共同体想象.信徒管理方面,传教士主要以基督教中的“十诫”规范信徒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同时根据粤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诸如不得*和吸食*的规定.对于缠足、祭祖、婚礼、葬礼、饮酒等俗事则采用引导方式,没有作强制要求.粤东浸礼会兴办了大量科教文卫事业.神学教育方面,根据学员的神学素养,传教士以圣经为培训教材,教授简单易懂的主要教义.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传统和地域文化对传教士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世俗教育方面,围绕家务活、缠足、婚姻、教学方法、英语教育等问题,传教士与本地信徒发生直接的关联互动.教会文字事业方面,有大量本土基督徒或语言教师参与其中,在翻译过程中,传教士负责英文意思和罗马化问题,本土基督徒负责其中的潮州话和汉字部分.如果说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常常接受中国的“文化指令”,则*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其文化征服心态则显露无疑,企图“全面”指导中国.不过,在对潮汕浸礼会基督徒婚礼、丧葬礼仪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传教士的“指导”虽然是基于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但就功能和作用看只能是部分纠正和有限改造,中国社会背景仍是本土基督徒思考问题的主要参照物.本土基督徒的礼仪并非简单的中西杂糅,含糊不清,而是来源清晰,过程有序.本地原有仪式有些保留、有些删去、有些被基督教元素替代、有些保留原有观念代之以新的形式.基督教元素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大部分集中于仪式的某个阶段,在此阶段保留了基督教礼仪的核心部分.传教士与粤东社会的互动包含多个方面.美北浸礼会传教士进入粤东后,建造福音船、开发避暑地、编译方言学习教材和圣经、划分传教区域.以往研究常将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描述为对抗关系.实际上,除了对抗之外,还可在教会文献和新视角教案研究中找到大量中外合作的例子.地方士绅将西学知识进行分类,对实用性部分积极引入自己的模式加以利用.在与地方普通民众的互动中,通常的看法是传教士能够主导这种关系,事实上却有很多传教士掉入当地人陷阱的例子.传教士的私人经济活动是学界甚少关注的一个问题.华南差会传教士在粤东参与了抽纱、止痛药、花旗参、钟表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传教士的介入让原有商业网络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深入中国人生活的优势,进入外国商人不太擅长的本地人关系圈,通过庞大的、跨区域的教会网络将商品直接转卖给有基督教背景的次一级地方商人,或者造就一批基督徒商人.还有一种情况是,地方商人利用传教士的资源从国外进口商品,但销售渠道仍然是利用原有的商业网络.耶士摩的浔洄渔场案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购产的复杂面相,不仅传教士和基督徒参与进来,而且外交人员和胥吏也卷入这宗交易.从涉及的问题来看,既有外交上的通商口岸范围争论、传教士购产问题,又有内政中的地方管辖权界线问题.耶士摩在购买汕头土地和填海过程中与当地具有“市政厅”功能的万年丰会馆的矛盾,引发了大量的外交交涉.该土地不断填海扩展的进程与汕头城市的发展相同步.浸礼会在粤东的传播分为区域间传播和社区空间传播.区域间传播以磐石堂为中心,形成网状结构.在社区空间范围,基督教通过已有的宗族、家庭、女性等网络得到传播.教会网络在不断扩展的进程中被赋予新的内容,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组织框架.有些平信徒利用自己的血缘、地缘等本土关系网络,以教会为平台,成功将基督宗教嵌入到社区结构中.差传教会事业作为一种实体形态更是直接与粤东社会发生关联互动.教会房地产买卖涉及到中外条约的地方实践问题,迫使中外政府做出不少变通.尽管如此,传教士大多数时候还是绕过这些规定,通过基督徒或其他中间人按粤东民间方式购买房地产.差传教会事业一方面增加了本地原有职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引入或强化了一些西方职业,对粤东社会职业结构和性别观念产生很大冲击.地方社会当然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官办学校根据“癸卯学制”引入西学课程,与教会学校展开竞争,让原本松散的粤东浸礼会教会教育事业实现了统一管理,积极而系统地引入西方知识教育体系.至此,西学才循着这两套教育系统在当地获得了传播的最有效途径.
第四篇房地产档案论文范例：法制现代化视野中的清末房地产契证制度
房地产契证制度是一项传统的房地产管理制度,其在清末已发展相当成熟.在清末社会转型及法律变革的环境下,它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而其中的许多具体操作制度留存到现代,并且还在发挥作用.
近些年,虽然对房地产及其法律制度的现代化研究日趋增多,但对于清末房地产法律制度近代化的研究较少,对具体制度尤其是契证制度的研究更少.本文从法制现代化研究的视角,以清末南京地区官契、执照、票证等房地产契证作为分析范本,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相关契证的对比分析,研究清末房地产契证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近代化及法律现代化的关系,分析房地产契证管理中的二元结构,发现官方和民间在房地产规范化操作上的互动作用,及其这种作用所显现的法律执行的实效. 本文从清末社会与法律的变与不变的关系着眼,重点研究契证制度所反映的民间社会实态和基层社会法律执行、行政管理的现状,探求社会变革中房地产契证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清末变革时期法律文本的改变并没有导致房地产契证制度的根本改变,体现在实践层面上房地产法律的制度性变化较小.从法律实证角度看,清末的一些交易习惯及观念等至今在民间还有表现,在现代政府管理层面上也有所体现.清末的契证管理制度构成了现代房地产权属管理的基础制度,其所维护的交易安全及对房地产所有权的保护,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基石.房地产契证制度在社会动荡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对保护个人财产,维护产权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基层管理秩序,保护基层社会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都有积极意义.在我们构建科学的、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房地产法律体系时,充分重视历史的传承,注重至今仍影响房地产法律实践的传统制度的运作,对我们现代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https://www.mbalunwen.net/lunwendaquan/080127.html
第五篇房地产档案论文范文格式：城镇住房分类供应与保障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房地产市场基本形成,房地产作为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显著.然而,在房地产市场日益完善的过程中,住房价格也出现了非理性迅速上涨,形成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住房问题.
2000年后,我国商品住房价格保持高速增长,2004年房价涨幅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涨幅突破两位数,分别上涨14.4%和15.2%.2007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增幅比2006年提高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仍有12%的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300多万户家庭居住在危旧的住房中,150万户家庭缺房或居住拥挤.如何解决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房地产业调控措施.但是,房价并没有如期下降,反而在巨大的供求矛盾中闪电式下降之后出现大幅反弹.原因很简单,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住房供应紧张,住房价格高涨是必然结果.因此,不断建设和完善与住房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就成为解决住房供需矛盾和价格上涨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居住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目标,满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我国住房问题的实际出发,揭示住房问题产生的根源,论证住房分类供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回顾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历程,提出住房分类供应体系的设计原则、供应框架、制度保障和监管与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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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原理.从我国住房问题的表象出发,分析住房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政府对住房干预的必要性.从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两个方面论述了住房分类供应体制是政府干预住房问题的有效途径,并对住房分类供应的内涵、划分依据和供应措施进行了界定.
第二部分,国际比较分析.对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住房分类供应制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对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有益的经验.
第三部分,实证分析.回顾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历程,分析住房供应体系的现状及问题,对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第四部分,规范分析.确定我国住房分类供应制度的设计原则,提出以人为本的“三层次”住房供应模式,并在保障机制建设、分类监管与调控机制方面提出设想.
本文在城镇住房分类供应与保障制度方面做了如下有益的尝试.
首先,从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深入论证了住房分类供应的必要性.住房分类供应制度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其保障作用的发挥有重要的理论基础,包括住房的双重特性理论、住房社会保障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住房公平分配理论和住房市场“过滤”理论等.在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今天,住房分类供应制度也是我国政府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其次,提出以人为本的“三层次”住房供应模式.所谓“以人为本”的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就是要以人的现实住房需要为出发点,同时兼顾长远住房需求来设计住房供应体系,使每一社会阶层的居民都有合理的住房获取途径,而不是让人被动地适应住房制度的变化,甚至被排斥在合理的住房获取途径之外.所谓“三层次”的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就是要根据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的不同,将城镇居民划分成高、中、低三个住房需求层次,针对不同的住房需求层次提供不同类型的住房.高收入阶层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住房信贷、规范住房税费等方式保障其住房需求的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阶层主要通过市场途径满足住房需求,辅以政府的“两限房”、住房公积金、住房税费优惠等扶持措施来提高其住房需求的满足程度,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主要依靠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通过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住房补贴等方式保障其基本的居住权利.
最后,提出我国房地产业分类监管与调控模式.政府——肩负着引导和保持住房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职责.履行这一职责靠的不是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而是政府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市场的科学监管和调控.针对我国房地产业分类改革模式,本文提出对两类房地产市场分别进行监管与调控,即:在对市场趋势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对商业房地产和非商业房地产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商品住房和保障住房实施分类监管与调控.
此外,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测度、住房保障标准的确定、各种住房保障方式的效果评价、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和信用档案的管理等问题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主要论述了房地产档案论文范文相关参考文献文献.
房地产档案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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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地产档案论文大纲格式模板 房地产档案论文大纲怎样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