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经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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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正处在农地规模集约经营的快速发展时期,借鉴国外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经验,妥善处理农地规模利用过程中的“集约化”与“可持续化”的关系,对新时代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欧盟是世界上农业集约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近年通过“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适宜性评价、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基础数据库建设、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政策激励、农地经营者土地集约行为规范协同、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等措施,实现了“农地生产率提升”与“集约化生态环境负面影响下降”的双赢,探索出了一条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道路,这些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农地规模集约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规模经营;农地集约利用;农地可持续集约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提升研究”（16BGZ105）;中南民族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ST18005,CST18007）
中图分类号：F3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5-0093-06
一、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农户生计转型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大调整时期①,真正从事土地利用活动的农户家庭数量不断减少,土地规模经营农户（大农户）迅速增加,农户家庭实际用地规模明显扩大②.出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如何扩大土地利用规模与如何进行集约经营”等核心问题上③,十分重视“粮食增产”与“农户增收”的实际效果.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地集约经营的发展,至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十二连增”,农村居民收入也得到了持续提高④;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化肥与农药过量使用、水体污染、土壤质量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农产品品质下降等生态环境与食物安全问题,土地健康与农业的可持续集约发展面临严重威胁⑤.只注重土地规模集约经营的产出绩效,而忽视土地集约行为是否生态友好,从长期视角看,将严重危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⑥.因此,在新时代的土地利用与管理过程中,我们既要通过规模集约经营来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也要确保这种规模集约经营的用地方式生态友好,不损害土地的健康,不危害未来农业的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已在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要求,“推进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减量施用和农業绿色发展,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更有必要学习借鉴国外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经验,探寻中国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实现路径与对策.
从国外研究进展来看,最早关注农地集约利用问题的学者,当属大卫·李嘉图（Did Ricardo）、雅克·杜尔阁（Jacques Targqt）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等人,他们先后对农地的“集约”与“粗放”这一对概念进行过界定,尽管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均强调资本和劳动投入于“同一块土地”或“同一个企业”⑦.尽管集约农业通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劳动,达到了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目标;然而,在农业用地和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农业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所造成的危险的情况下,地球人口和经济继续增长,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日趋严重⑧.作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的一种回应,土地可持续集约化一词在20世纪90年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⑨,并在近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欧洲农村投资发展基金会（RISE）的研究来看,农地的可持续集约利用是指同时提升农地的生产能力与环境管理水平的土地利用,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通过集约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即在现有农地上通过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科学投入使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或相关要素投入效率提高;二是要求在集约生产过程中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即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或环境服务功能有所提升,使土壤、水、生物、气候等要素形成的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地运行⑩.近年来,欧盟十分重视农地可持续集约化问题.2013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改革已将可持续集约化作为应对全球资源消耗、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举措,欧洲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联合框架计划（FACCE-JPI）也将可持续集约化纳入其五大核心战略之中{11}.与此同时,欧盟多个研究机构的学者对土地可持续集约化的内涵{12}、评价{13} 与政策路径{14} 等内容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其中尤以2014年RISE的《欧洲农业的可持续集约化》研究最为引人注目（Buckwell,2014）.
从国内农地利用方面的研究进展来看,受人多地少国情因素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15}、农地集约利用{16}、土地可持续利用{17}与耕地保护{18} 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在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地集约度提高与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中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强力支持.当然,这些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地集约程度”,从而确保“土地产出效率的提高”（张瑞娟,2019;邢璐平,2019）.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土地集约利用过程中的可持续性问题{19},意识到我国未来土地集约利用需向可持续集约化方向发展{20},并针对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21}.但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学者对土地规模集约化利用引发的可持续性问题关注起步较晚,在农地可持续集约化利用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在实践层面,更是缺乏系统性的引导新时代大农户走可持续集约化土地利用道路的应对策略.
鉴于此,本文将从宏观视角,重点剖析欧盟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主要做法与经验,为我国新时代农地可持续集约化利用提供政策启示.
二、欧盟推进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背景与主要经验
（一）欧盟推进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背景
欧盟自20世纪60年始农业用地面积就不断缩减,截至2009年欧盟农业用地面积减少约100万公顷,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在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下,欧盟通过增加农药、化肥、机械的集约利用程度以提高粮食产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3年统计,欧盟是世界上除中国和日本之外农业最集约的地区,其中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机械数量在全球最高,每公顷农业用地的化肥使用量也处于较高水平.
从时序上来看,欧盟化肥使用量自20世纪50年始急剧增加,在8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22}.欧盟集约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粮食产量快速增长,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但是,集约农业也对环境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出现“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河流水源中氮磷含量偏高、土壤质量下降以及土壤侵蚀风险高”等环境问题.同时,欧盟农业存在巨大的外部环境足迹,对农产品进口国家的环境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随着农业环境的日益严峻,20世纪90年代欧盟开始关注集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针对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以RISE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许多针对性的农业政策.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农业可持续集约化的举措,在农地可持续集约化方面积累了较为系统的经验.
(二)欧盟推进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主要经验
一是评价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适宜性.不是所有的农地都适合集约经营,不同区域的土壤对农地集约投入的潜力和所承受的风险也有显著差异.为进一步了解欧洲不同区域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潜力及其适宜程度,以Blum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基于2009年欧洲土地利用调查数据（LUCAS）和欧洲土壤数据库（ESDB）,通过构建包括“土壤有机碳含量、土壤质地（粘土、粉砂土含量）、土壤PH值、阳离子交换能力（CEC）、土层厚度、坡度”6项指标的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欧盟25个国家进行农地可持续集约适宜性评价.评价结果显示：“41%的农地集约生产对环境风险较小,适宜可持续集约利用;现有4%的集约利用农地环境风险高,建议降低集约程度;12%的农地受限制性因子影响宜避免集约化利用;而43%的农地完全没有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条件,建议不要集约化利用”（Buckwell,2014）.
欧盟这种基于土壤特性及其恢复力,客观评价不同区域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适宜性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在什么地方适合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问题,有利于优化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空间布局;而且也降低了区域农地集约利用的环境风险,为制定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区域规划和优化农地生产管理实践奠定了理论依据.
二是建设数据平台,对农场土地利用的基础数据进行监测.建立一个强大的农地可集约利用基础数据平台,不仅有利于政府对各个农场土地集约利用的行为进行有效監测,把握农地可持续集约的整体状况,也是政府制订相关引导政策的基础.为准确及时评估农业政策的经济环境绩效,制定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农业政策,指导农户的土地利用实践,欧盟通过农场会计数据网络（FADN）调查系统收集了包括农场的投入产出、农户收入与补贴等经济类指标.FADN自成立以来目前已涵盖欧盟500万个农场1000多项指标,覆盖范围广、涉及指标多;同时,通过欧盟环境署（EEA）收集了包括农药化肥使用量、耕作方式、水质污染、撂荒程度等环境类指标,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基础指标数据体系.
欧盟这种基于农场层面建立的基础数据库,不仅涵盖了国家层面的宏观指标数据,而且包括具体农场微观层面的基础指标数据.宏观指标数据的收集为欧盟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而对农场微观数据（如,农场的土壤侵蚀风险、土壤有机质状态、水源以及可持续土地利用行为的成本收益等）的采集,不仅提高了农户识别环境风险的能力,也为政府调控与指导农户的可持续集约用地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研发并推广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关键技术.在农地集约化利用过程中,化肥与农药的大量投入往往导致严重的面源污染,出现水体富营养化、土壤质量下降与农产品品质降低等问题,因此,提高养分利用效率,“降化肥、降农药”就成为农业集约发展的关键.为提高养分利用效率,欧盟研发并大力推广养分回收处理技术和有机质循环利用技术,通过嗜热厌氧消化技术、螺旋压力分离技术和超滤技术等手段,把城镇固体废弃物、污水污泥、来自食品工业的部分废弃物以及集约化畜牧区粪便中的养分回收处理,把其中的营养物质返还到耕地土壤中实现养分循环再利用（Buckwell,2016）;同时欧盟探索种植业与畜牧业有机结合的方式,推广农林间作、田间轮作、生态农业与农林复合经营等耕作方式,并配套出台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以及可持续利用耕作方式的补贴政策和鼓励措施,着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率（Buckwell,2014）.
四是出台推进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政策法规.出台有效的政策法规是保障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基础.为规范与引导农场的可持续集约用地行为,欧盟出台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农业补贴政策,主要包括补贴、直接收入补贴和以环境保护为代表的结构性补贴{23}.欧盟2003年CAP改革就调整对农民的补贴方式,谋求从“蓝箱”向“绿箱”转变,即农民获得补贴需遵循良好的农业环境标准,包括土壤气候条件、农作制度、作物轮作、种植方式、农业结构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若遵循更高标准的环境条件,还可获得额外补贴{24}.另外,欧盟在环境法规和监督体系方面,特别是养分管理,包括化肥生产和销售、养分的使用管理、废弃物的处理以及遏制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健全且操作性强的法规和监管体系（Buckwell,2016）;不仅如此,欧盟在农业生产方式、水域保护、能源使用、土壤保护等方面也作了相关立法规定,通过法律法规对农地利用实施严格监管.
五是规范农场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行为并提倡农户间的协同作业.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最大的挑战可能是生产力提高与环境绩效改善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农户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的完善程度,也与农户的态度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政策激励密切相关（Buckwell,2014）.为提高农民或农业企业对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认知水平,规范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行为,欧盟通过农业培训、教育、环境咨询服务宣传推广农地可持续利用方式,具体包括向农户推广养分循环利用、生态农业模式、可持续利用耕作方式等相关知识,引导农民、农企走环境保护型的生产道路.同时,欧盟积极促成个体农户协同作业,合作经营、统一管理.例如,通过集体喷洒农药的方式,可有效避免农户分散作业使得害虫在田间游走的问题,从而提高农药使用效率和虫害管理成效.
完善对农户或农业企业的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有利于逐步规范农户可持续集约利用行为,引导农户可持续集约利用实践.而积极促进农户协同作业、统一经营,一方面可共享公共设施、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物质投入的利用效率以及降低公共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可共同执行一些农业环境计划,同时统一经营在区域上也可形成一个小生态系统,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三、中国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现状
（一）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更加灵活,农地正在从小农户家庭手中向中、大型规模经营组织集中,农地经营规模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刘成武,2018）.截止2016年,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6亿亩,超过承包地的三分之一,在一些沿海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二分之一;全国规模经营农户达到398万户,其中经营耕地面积50亩以上的农户超过350万户{25}.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为提高土地生产率,化肥、机械、农药等因子的投入力度加大,农地集约利用程度大幅度提高.1981—2016年,我国耕地集约度分值整体表现为上升态势,由1981年的61.94上升到2016年的97.84,年均增长率达到1.31%{26}.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三省、四川省农地利用集约程度相对西南、西北地区农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偏高{27}.
(二)农地规模集约利用的不可持续问题日趋严重
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及农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农业环境负荷呈现较高的态势{28},特别是农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导致我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29}.据统计,我国单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已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化肥的实际利用率只有35%,而农药平均使用率只有10%,真正到达害虫体内的不足农药施用量的1%{30},大量化肥、农药通过地表径流进入土壤、水体和大气中,导致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朱会义,2014）.我国农地集约利用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安全与食物安全.
（三）新时代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问题还未受到高度重视,缺乏系统性的应对策略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与绿色生态的农产品有日益强烈的需求,这就对农地规模集约利用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目前的政策法规主要聚焦在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等问题上{31},而对农地集约利用是否适宜、是否可持续等问题重视不够,更缺乏“养分管理、农药使用和可持续性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引导政策;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具有较强的普惠性,对新型经营主体补贴和环境友好型补贴不足{32},不利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以及农业环境的改善{33}.从学术界来看,尽管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农地集约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赵桂慎,2014）,但是,对土地规模化经营过程中的农地可集约利用问题,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在“全国哪些地区适宜可持续集约利用、宜采用哪些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技术、出台哪些针对性的政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在农地规模经营与集约利用程度不断提升的新时代,我们要正视现实问题,学习借鉴国外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经验,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
四、欧盟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大力提倡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新理念
要推进我国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重要性.因此,要加强农地规模集约经营的生态友好性和可持续集约利用意识教育,引起人们对农地规模集约经营过程中环境可持续性的高度重视.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各种宣传农业咨询服务,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积极意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共识,使农户自觉参与到可持续利用的实践中去.
(二)科学评价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适宜性
我国农地面积大、地区分布广,农地利用的地域差异显著.不是所有的农地都可以进行高强度的集约利用,这就需要我们学习欧盟的经验,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我国的农地进行全面的可持续集约利用适宜性评价,科学划分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适宜区、限制适宜区、高风险适宜区与完全不适宜区”.从空间层面解决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布局问题,为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供参考.
(三)建设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数据信息系统
建设一个数据信息平台（系统）,对农户（尤其是规模农户）的土地集约用地行为进行动态监测,是制订有效政策与引导农户可持续集约用地行为的基础.我们可以学习欧盟的经验,建立一个涵盖区域宏观层面和覆盖农户微观层面的基础指标数据库,对全国农地经营组织的集约用地数据指标,进行全面的收集,并依托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发系统的查询、統计与决策功能,为国家农地管理提供支撑.
(四)研发推广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技术
要推广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关键技术,首先,在部分发达地区可建立专项基金开展养分回收技术与有机质循环利用技术的应用试点,对专业化集约畜牧区和城市消费区的过剩营养物质进行回收处理,生产有机肥实现营养物质循环再利用.其次,在全国可推广种植业与畜牧业有机结合的方式,这种种养结合的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集约畜牧区营养物质过剩与种植区营养物质不足的矛盾.同时,探索农林间作、田间轮作与多种作物复合经营等农地可持续利用方式,逐步恢复地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五)出台推动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政策法规
要保障我国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逐步落实,需要健全的农业政策法规.首先,实施有准入条件的差别化的农业补贴政策,加大对规模集约经营、环境友好经营的补贴力度,将农业补贴与农业环境标准相挂钩,探索可持续集约利用技术补贴、养分循环回收利用技术补贴、化肥农药减量化使用补贴等多样化和差别化的农业补贴政策达到鼓励种植、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其次,加强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法规体系建设并协同跟进监督体系建设,特别是养分管理、农药利用、土壤保护等方面的环境立法建设,使环境立法逐步落实到具体农业生产实践中,解决具体农业环境问题.
（六）培育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户间的生产协作度
要实现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真正转化为农户实践,首先,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培训与教育,培育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向农户普及养分循环利用技术、节约利用技术、可持续耕作技术等,这对农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理念的普及和关键技术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加强农户间的协作与区域协同.例如,邻近区域的农户可实现集体喷洒农药,有条件地区可统一向农业企业无人机农药喷洒服务,以提高农药利用效率,降低虫害管理难度.同时,通过农户协作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引进农业生产服务系统,打造从农作物播种到销售的一站式服务系统,可降低公共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注释：
① 阎建忠、卓仁贵、谢德体等：《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三峡库区典型村的实证研究》,《地理学报》2010年第11期.
② 刘成武、楠楠、黄利民：《中国南方稻作区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比较》,《农业工程学报》2018年第17期.
③ 张瑞娟、陈元春、丁志超：《土地规模经营的模式、经验及启示：皖省蒙城例证》,《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邢璐平、方斌、向梦杰：《基于GWR模型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2期.
④ 杜如宇、范莹、栗滢超等：《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研究》,《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⑤ 袁浩博：《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纵横》2017年第11期;程相友、信桂新、陈荣蓉等：《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6年第3期.
⑥{18} 漆信贤、张志宏、黄贤金：《面向新时代的耕地保护矛盾与创新应对》,《中国土地科学》2018年第8期.
⑦ 王群、王万茂、金雯：《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中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综述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5期.
⑧ Peter B. R. Hazell, Managing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1995, pp.1-4.
⑨ Jules N. Pretty, The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1997, 21（4）, pp.247-256.
⑩ A. Buckwell, A. N. Uhre, A. Williams et al., The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Brussels： RISE, 2014.
{11} J. R. Franks,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A UK Perspective, Food Policy, 2014, 47, pp.71-80.
{12} D. Baulcombe, I. Crute, B. Dies et al., Reaping the Benefits： Science and the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Agriculture, The Royal Society, 2009, pp.6-8.
{13} L. Firbank, J. Elliott, B. Drake et al., Evidence of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among British Farms,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3, 173, pp.58-65; J. Staniszewski, Attempting to Measure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y, 2018, 19（2）, pp.949-957.
{14} L. A. Scherer, P. H. Verburg, C. J. E. Schulp,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18, 48, pp.43-55.
{15} 周娟：《基于農户家庭决策的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微观机制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6} 游和远、吴次芳：《农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效率分析与低碳优化》,《农业工程学报》2014年第2期.
{17} 姜和忠：《浙江省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困境、成因与对策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3期.
{19} 赵桂慎、王一超、唐晓伟等：《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法的集约化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性评价》,《农业工程学报》2014年第18期.
{20} 朱会义、孙：《土地利用集约化研究的回顾与未来工作重点》,《地理学报》2014年第9期.
{21} 牛善栋、吕晓、史洋洋：《山东省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时空格局》,《应用生态学报》2018年第2期.
{22} A. Buckwell, E. Nadeu, Nutrient Recovery and Reuse （NRR）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A Review of the Issues, Opportunities, and Actions, Brussels： RISE Foundation, 2016, pp.28-43.
{23} 高玉强、沈坤：《欧盟与美国的农业补贴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14年第2期.
{24} 吕苏榆：《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补贴及奖励政策反思——基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动向的启示》,《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10期.
{25} 杨慧莲、李艳、韩旭东等：《土地细碎化增加“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成本了吗?——基于全国776个家庭农场和1166个专业大户的微观调查》,《中国土地科学》2019年第4期;韩国明、郭鹏鹏：《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化路径——基于一号文件（1982—2016年）的文本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6} 井睿、张蚌蚌、赵敏娟等：《近35年中国耕地集约度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19年第5期.
{27} 王国刚、刘彦随、陈秧分：《中国省域耕地集约利用态势与驱动力分析》,《地理学报》2014年第7期.
{28} 张新焕、杨德刚、王昌燕等：《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集约利用与环境压力关系——以塔里木河流域780个地块为例》,《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年第5期.
{29} 李守伟、李光超、李备友：《农业污染背景下农業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2期.
{30} 李雪娇、邓金钱、安梦天：《中国农业污染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验证明》,《西部论坛》2018年第4期;井焕茹、井秀娟：《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1} 高薇、汪岚、栾胜基：《欧盟农业环境足迹指数法述评》,《生态经济》2015年第9期.
{32} 汪发元：《中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比较及政策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0期.
{33} 黄汉权、蓝海涛、王为农等：《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改革思路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作者简介：刘成武,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4;朱锦维,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黄利民,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 辰 曦）
上文结束语：此文为一篇关于可持续方面的欧盟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欧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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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论文范例 欧盟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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