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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黄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文化也逐渐受到世界的关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例证.所以,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重新发现和整理就显得十分迫切、必要,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作为比较文学研究重要部分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就日益成为众多国内学者共同关注的领域.但由于它自身的学科交叉性和20论文范文关系的独特性,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这需要树立既科学又可行的研究方法,找到新的切入点才能有所进展.可以说,宋炳辉教授的《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一场及时雨,一座领航标,它集中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探索和思考,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做出了新的阐释和理解,对比较文学学科有着建设性的意义,正如他自己在本书“绪论”中所说：“作为比较文学重要分支领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对跨文化文学交往的过往历史的追溯、判定与阐释,同时也是面向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与文学对话、沟通的一种承诺与建构.”（宋炳辉 3）
在《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全书共包括4个部分,分别是“绪论”、“第一编：关系视野与方法探讨”、“第二编：个案分析与方法论”和“第三编：弱势民族文学功能阐释与方法寻思”.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才发现这本书是由宋炳辉教授不同时间发表过的若干篇论文集合而成,并非应某出版社之邀或就某个教研课题集中撰写,当然也有一两章是没有发表过的论文,可能是在编此书时有所思考后补写的,所以这本《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同时也是一本有系统性的“学术思想论文集”,而这本书里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特指20世纪现当代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第一编”中,宋炳辉教授分别从“经典的解构与重建”、“媒介冲击”、“跨文化语境”、“经典教育”、“中国现代”译介学、“海外汉学”、“新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7个不同维度展开对文学关系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种宏大的“关系视野”可视为宋炳辉教授开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视界”.在“第二编”、“第三编”中,他转而从一些个案剖析（如：徐志摩、王安忆）和一个重要的研究侧面——第三世界弱势民族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功能,进行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和阐释,给予我们直接的示范,从中可窥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关于“绪论”部分也是极为重要的,笔者最后提到它,是因为在阅读学习全书之后,十分有必要再来看一遍,可以从中加深对中外文学关系相关概念的认识,强化我们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主体立场.
按照书名所揭示的,宋炳辉教授无意于梳理和呈现完整的中外文学关系脉络,而是为读者提供研究时可供参照的视界和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无论哪个学科,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所持有的学术态度和问题意识都是至为关键的,它决定着你能做出什么样的学问.在初读“绪论：一、国族文学的‘交流史’与‘关系史’”的过程中,笔者很诧异,为什么在绪论的一开始先探讨“交流史”和“关系史”的命名,而不是直接论述中外文学关系的相关范畴,这样做是否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呢?在读过他对“交流”和“关系”两个词语细致入微的分析,进而又对“交流史”与“关系史”做了清晰分明的辨析后,笔者才发现自己的粗疏与孤陋,因为“‘交流’与‘关系’不仅在释义上有所不同,作为学术概念更包括了不同的意义内涵和方法指向.”（宋炳辉,3）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何况是两个字呢?宋炳辉教授那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给笔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伴随于此的,还有他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其实,每一章的题目都是鲜明的、有针对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宋炳辉教授独具慧眼,能在众人视若常态的文学现象中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关于现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许多国内学者往往把视界更多投向历史上曾是殖民者的西方大国,关注这些所谓“强势”国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比如：中美、中欧、中俄、中日,均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热门领域,而对那些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视而不见,感到没有可供研究的问题和价值,虽然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整体上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宋炳辉教授就从“东欧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出发,做了流传、译介、传播等等多方面的考察和探究（见第三编）,颇具有开拓性的思想意义.其中,最开眼界的是,第三编第六章“中外文化交往中的世界语运动”,如果说掌握了足够丰富的世界语运动资料,笔者也不会考虑到它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新文学的微弱关系,而宋教授总能从庞杂的资料中抽出细弱游丝的线索,继而发现新的学术问题,这种主动论文范文的问题意识和能力是吾辈所不能够的.总之,宋炳辉教授将其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贯串始终,成为本书最基本的特征,对于学习者来说是进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必备的学术素质.
二、多维视野下的国际性对话
广阔的研究视野,不仅要关注比较文学范畴里的中外文学关系,同时要具备跨文化的视界,展开世界范围下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本来就是在动态的比较之中展开的,必然涉及世界范围的文化、媒介、译介等众多方面,在“第一编：关系视野与方法探讨”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除了第七章之外的其他六个章节都属于多维视野下中外文学关系范畴内的研究.由此可见,宋炳辉教授并不注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历史性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性的总结,他更看重的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和引发变化的关键变量,这是上升到一定高度的学理研究,比如：跨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建问题；而有些研究视角同时也是众多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比如：媒质的变化对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冲击.以“第一编”中“第五章：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为例,在揭示翻译文学被忽视的事实之后,提出了相关问题并进行纳入文学史的尝试性探讨,宋炳辉教授的“两个前提”说对中外文学关系范畴下的译介研究起到一定的建设作用.在“第六章：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海外汉学研究”中,他以一名国内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学者的身份,与海外的汉学研究学者们展开国际性对话；在对话过程中相互了解、认可,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从而使我们本土的研究更具有包容性和世界性.另一方面,这种国际性对话又可以使我们发现海外汉学研究的“不见”和局限,在今后的研究中扬长避短.
与不同层次的多元文化之间展开关系研究,也是多维视野下国际性对话的一种至为重要的体现,这就是整个“第三编：弱势民族文学功能阐释与方法寻思”的思想意义所在.毕竟“世界文学并不单是一种文学类型,它是由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学所构成的,并且世界文学的形成与构成也不可能离开民族文学与国家文学”（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113）.宋炳辉教授就此打破了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视野界限和中西文学关系的主流地位,以弱势民族文学的视野展开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这种对话是在两者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相同的世界语境下进行的,旨在寻求本土文学的精神重建,激发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一步的思考,为研究者指出一条宽广的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
三、个案剖析与方法论研究相结合的治学方法
如果说第一编是宋炳辉教授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视界,那么,第二编和第三编就是在这个广阔的视野下进行的个案分析,他借此对方法论问题展开探讨和总结.这种个案研究与方法论两结合的治学方法有着相得益彰的特点.
（1）从以往单纯的个案研究来说,研究者是在现成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分析阐释以得出某种论点为目的；但面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时,没有潜在的统一标准的方法论体系,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明确清晰的方法理念和敢于探索的学术精神,这时的个案剖析已不仅仅为了论证某个观点,更重要的是求证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后者使之成为经典个案,如：第三编中第一章“弱势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建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一方面丰富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另一方面启迪着方法论的建构和完善.
（2）既能做出一般性的推理、阐释,又能观照到具体作家风格的个性化和思想的超越性.这些个案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掉,“比如,作为中国现代最富独创性的作家,鲁迅到底属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象征主义?”（宋炳辉 13）,这个问题对研究者来说有着普遍的警示意义.虽是探究方法理论的个案剖析却不做一概而论的套用,宋炳辉教授认为文学关系研究必须“要深入作家具体创作对外来资源的吸纳融化层面”,倾向于“个案式全方位的阐发研究”（宋炳辉 14）,同时认识到“各自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第二编的第一章“徐志摩：在接受西方文学中的错位现象辨析”和第三章“王安忆：世界文学视野及其小说观念”,以及第三编的第四章“变奏与致意：在创造中延续和展开的经典——论昆德拉对狄德罗的改编”等章节,都是具有深度的同时也是有着相当难度的文学关系案例研究.
（3）综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前辈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及其贡献,获得实质性的启发,为后辈提供一种把中外文学关系与现当代作家相结合的个案研究思路,如第五章中陈思和教授的关于“世界性因素”的命题就是一种新的方法策略和研究视野；同时,还可以感受他们（贾植芳、陈众议）的人格风采和人文关怀,得到学术精神的熏陶,如沐春风.
四、对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对新论文范文教育的深切关注
宋炳辉教授在探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视界和方法时,并不局限于着眼中外文学关系的发展史,更多关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一方面,他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纳入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强调其重要性,“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历史现状而言,对比较文学乃至中外文学研究都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意义,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甚至从学科研究方法的教学与传播来看”（宋炳辉 1）,均是如此.他还认为,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前提和重要内容的中国比较文学是“最能体现比较文学中国特色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多元比较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产生密切联系和长期交流,扩展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思路,打破以往敝帚自珍的保守态势.在宋炳辉教授看来,“作为比较文学核心理念的世界文学,并非一种既有的、客观的存在,它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与文学的交往、沟通、融汇与对话中不断建构和变化的关于人类文学价值的价值与审美的认同.”（宋炳辉 260）因此,在第三编第一章中,他通过研究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以此关注中国现代意识主体的建构过程,从而使“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联系起来”,“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建立平台”（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114）,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完善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影视与文学关系（三）
同时,对新论文范文教育,尤其是经典教育,也给予深切的关注.宋炳辉教授不是泛泛的或毫无根据的空谈,而是进行了十分严谨、扎实的求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才提炼出自己的教育观点.比如,第一编的“第四章：开放的经典教育与新论文范文生态”,在此展开探讨之前,他就文学经典的诸多问题和分歧,分别在第一章、第三章两个章节中做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和澄清,为第四章进一步的分析总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在第二编的第四章中,他还注重对教师队伍和研究生群体的素质培养,认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或学术研究者,都应像陈众议教授一样具有跨文化的学术意识,同时又要关怀本土文化的发展；只有具备了危机意识,才可能在困扰中不断的思考.
《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一部层次鲜明,内容丰富又具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宋炳辉教授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做到点与面的结合,“所谓‘点’的开掘,就是对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所谓‘面’的展开,是指我们的研究范围不能过于狭小,不能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甚至是西方的一两个国家,而要有‘面’上的扩展”.在该书中,第二编到第三编,即可视为由点到面的完整过渡,也就是说, “没有‘点’的开掘,也就不会有‘面’的展开；没有‘点’的开掘,也就不会有深入与独到的分析,更不会出现‘成因’与‘规律’的探究”（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下潜模式’的建立》 125）.同时,《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是宋炳辉教授的一部学术论文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成年累月的积淀下,长年思考的结晶,许多章节都已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其体裁形式多样,有学术大家的评传,有就方法论问题的探讨,还有对中外文学关系现象的阐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启示,但宋炳辉教授在后记中说到无论哪一种方法论都存在着历史性和限定性的问题,“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历史,是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限定性紧密相关的”,所以“对既有种种方法,尤其是对以客观性、科学性为旨归的某些方法给以慎重的反思”（宋炳辉 259）是必要的.虽然如此,这也丝毫不能影响到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因为我们还可以获得一种多向度的关系“视界”,这与邹建军教授所期待的“我们要有更多的专家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关注中西文学关系”,“并且关注其中的一些重要个案与典例”（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下潜模式’的建立》 129）不谋而合.无论此书提供给我们的是限定性的方法,还是多维度的视界,都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对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宋炳辉：《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
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下潜模式’的建立》,载《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金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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