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时代统一战线动员策略优化:从科层动员到话语动员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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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论文范文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方式,微博、微信等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交媒体.智能化传播方式的出现影响了权力发挥作用的形式.权力结构转换,动员模式也需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和国家关系中,科层动员准确而有效地促进统一战线发展.这是由动员的社会基础——社会结构稳定而清晰以及伞状传播方式等因素决定的.数字时代,信息科技革命改变了动员的社会基础,社交媒体使自上而下的科层动员模式受到冲击.统一战线需要优化动员策略,融合话语动员策略.话语动员与传统的科层动员构成双轨,使动员策略在“权力中心动员社会”与“由社会动员权力中心”之间切换.统一战线要充分认知社交媒体在数字时代的作用,切实从话语领导权争夺、身份重建等方面升级工作模式.

关键词：统一战线;科层动员;话语动员;数字时代;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1-0086-06

互聯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方式,微博、微信等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交媒体.谢静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移动新媒体不再是‘人体的延伸’,而更具有独立性和非主体性,成为典型的‘体外化器官’.”[1]智能化传播方式的出现影响了权力发挥作用的形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权力中心一般由有组织的政党掌控.国家主义理论要求掌握政治资源的权力中心实施对社会的管理,国家治理基本上通过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来完成.数字时代,国家管控社会的成本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何应对多元权力和流动性主体的影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伴随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社会赋权赋能是大势所趋.易言之,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数字时代的社会产生了更大自主性.权力结构转换,动员模式将随之发生变化：从“权力中心动员社会”到“由社会动员权力中心”的双轨制萌生.面对这一缓慢但又真实的权力转移,统一战线需要优化动员策略.在传统动员机制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要充分认知社交媒体在数字时代的作用,切实从话语领导权争夺、身份重建等方面升级工作模式.

一、科层动员：“总体性社会”中的“组织性动员”

科层动员适用于传统的社会和国家关系,以社会动员为具体展开形式,是一种在“总体性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组织性动员”.社会动员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娴熟地运用社会动员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引领公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让人民以积极态度参与各项事业.多伊奇认为,社会动员是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2].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目标和任务非常明确.相应地,其社会动员对象也非常明确和稳定.中国在各个时期施行的动员策略都是准确而有效的[3].动员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占领了知识资源的制高点,明确界分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把握了他们各自利益和需要的脉搏,能够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实施对动员对象的影响和改造.一个更加有利的事实是,在20世纪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结构稳定而清晰,人们的身份相对固定、流动性较少.这些社会结构特征为中国按照科层动员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总体性社会基础.

总体性社会中的社会动员可称作“组织性动员”.从实施主体角度来说,它也可称作“科层动员”.这种动员模式能够发挥效用,是因为总体性社会的基本特性.“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要动员人们进行某项活动,就需要经过国家自上而下的路径,即组织性动员,其特征是‘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纽带’,动员者掌握着资源的源头,被动员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履行职责.”[4]科层动员需要稳定的阶级和阶层基础,譬如中国在革命时期以农民为主要动员对象,以工农联盟为基本社会动员机制.在一个社会动员对象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动员活动更容易展开.价值诉求和利益诉求相对同一的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中国的路线、纲领和政策.

科层动员取得成功的社会基础是存在的,帮助其成功的还有当时的传播方式.在以人际传播、发报机、少量收音机、电视机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空场域中,信息传递基本呈放射状或伞状.这种传播模式下,处在信息生产和发布中心的政治人物,完全可以根据战略需要选择某种信息,并以某种方式发布给某个群体或个人.肯尼斯·阿罗肯定信息由权力中心发布的优越性：“权力——决策的中心集权——会致力于信息传导和处理的经济化.”[5]传播过程中,信号的单向度传播对它的受众形成了有控制的传播活动.如果目标群体同质化程度较高,那么这种权力发布指令性行为规范的效能将成倍地提高,极化现象很容易出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

传统科层动员模式还可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内部来考察,组织内部动员的成果将更加显著.“组织化构建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行为准则,组织化即按照既定的运动纲领,通过有步骤、有策略的宣传,来引导和约束个体成员的行为,从而形成社会资源的规模化流动.”[6]现代传播学研究表明,“共意行动”更可能在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人们之间达成,人们将不会花费更多时间在观念的交换和磨合上.当一个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有相同的利益和相同的信息时,那么在这样的组织中,自发的合意将是有效率的[7].一元权力中心结构的传统动员模式契合了信息传播最有效的方式,当这种传播活动发生在相对封闭的有组织的系统内部将事半功倍.

社会基础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是以往统一战线取得成功的重要变量.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统一战线获得成功的社会基础.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互联网生活方式,全球化、城镇化、数字化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再单向度地控制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的转换.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体即信息”暗示：传播媒介本身决定了传播效果.社交媒体的崛起,信息发布的多中心化,信息分享的普遍化,信息编码的任意性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总体性社会面目全非,组织性社会动员困难重重,加上传播革命带来的权力转移,在社会各个阶层出现裂变和重组的今天,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不再清晰.如果机械应对这一转变,我们将面临动员不及的尴尬.动员不及是指动员活动不能按照预设的方式和程序发生,即使发生了,预期效果也不能得到保证.在传统社会动员模式效果降低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统一战线所需要的社会动员策略.

二、话语动员：话语与集体行动

建立统一战线,需要在共同目标约束下具有临时性相同身份的人采取统一行动.而要形成集体性行动,社会动员必不可少.科层动员得以成功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身份稳定,社会层级清晰,社会人员的流动性不足且方向基本可控.政治主体可以在深入分析不同阶级稳定的价值诉求和利益结构的前提下设置针对性议程,进而动用组织力量,按照科层化的方式实施对社会的总体性动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者;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拉克劳和墨菲提出,在后工业社会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天然地成为社会革命的人[8].按照他的激进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策略,话语是新社会运动必不可少的环节.话语牵涉文化领导权争夺及其社会认同等一系列实践问题.这里有四个关键环节需要分析,即行为人、动机、机制以及目的.本文设定的行为人是流动性群体.就是说,我们假设事先不知道哪些人可以參与统一战线活动,参与统一战线活动的人必须通过社会动员方式初步确定.

当下,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面临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的影响.公共领域已经从酒馆、广场、会场等真实空间转向了虚拟的网络空间.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公共领域空间大大扩展.社交媒体广泛地参与了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新型的社会动员即话语动员得以与传统的科层动员构成双轨,且迅猛发展.“社交媒体不仅成为重要的信息源、信息桥,而且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源地,其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提升,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推动了整个社会话语权的生态平衡.”[9]网络社会、数字时代培育四种身份：合法化身份、拒斥性身份、游戏性身份及任务性身份.卡斯特强调任务性身份是最重要的,可以对抗理性化、商品化或者消费主义的替代性身份[10].任务性身份适合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时代.社会本身可以成为社会运动议题的设置者和接下来进程的控制者.在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影响下,原先多种多样的社会身份聚集在同一议题和集体行动的场域中,达成“话语下的身份认同”.

现代社会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人们的身份急速而无定向地流动.在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以及非理性因素对人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下,政治主体不能简单依靠固定的身份,需要借助于有机会成为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策略性话语实践.话语实践是组织临时性社会成员参与的具体实践活动,无须也不能先验地设定集体行动的参加者.统一战线活动中,话语实践取得成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识别并发动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组织流动而有效的社会活动.话语动员模式下的统一战线策略可作如下理解：

第一,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首先需要锁定目标群体.现代社会群体出现原有结构松动的趋势,社会阶层发生分化组合,人们在各自利益和价值驱动下选择自己的行为,受到应激性情境的制约.此时,社会动员的重要机制就是充分利用具有促发性的集体行动框架,凸显具有高敏感性的社会问题,进而通过情感动员达到锁定社会成员的目的.一般而言,最能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因素可能是情景性、情感性事件.

在形式上,以微博空间为主要场所的公共事件与现实中群体事件的最大区别是,这些事件对话语高度依赖.“通过众多的微博事件可以看出,话语就是网民的行动体现,是网民参与微博公共事件、影响事件进程的武器.”[11]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它激起参加者聚合成暂时性群体身份.网络中的话语活动可以为情感性极强的议题提供复杂的编码程序,有利于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改编和利用.如果能从情感入手进行社会动员,那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将会极大地增加.“一般来讲,不能给人带来情感波动的帖子不易发展成为微博公共事件,而反过来,能引发大量回帖的主帖都是在话语上有较为鲜明的情感色彩的、能调动关注者情感波动的帖子.”[11]63

锁定目标群体,同时是任务性身份建构的过程.动员活动中,参与集体行动的对象以某种身份被长久地固定下来,只需要在任务完成之前保持这种身份就行.成员不需要大规模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诉求和利益结构,这种任务型身份只是暂时性的,但不妨碍短期目标的实现.回到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这一问题上来,我们可以把统一战线目标进行适当分解,在特定时期采取分段任务型动员方式.这不会改变参与者的基本身份认同,但可以达到既定目标.

第二,借力数字技术的现代化机制.在行为者参与动机不一或者动机不强烈的时候,传播机制的选择尤为重要.这要求充分利用现代社交媒体影响网络媒体的传播机制,以达到比较显著的动员效果.相比于科层动员固定的命令式信息传播方式,话语动员的数字编码内控技术平台具有即时性、超时空等特征.动员者的议程通过话语制造出来的信息编码可以迅速传遍全球.这种传播方式成为人们的首选.人们选择这种传播方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成本核算.显而易见,拥有手机比拥有记者、电视台等要容易得多.人们可能利用社交媒体成本优势,在网络空间把既定社会议程传播开来.

成功的社会动员活动在以微博为典型的社交媒体系统中,基本都要经过微博围观、微博极化以及微博动员三个阶段[12].微博围观阶段的核心是议程的信息模糊不清,但是议程与受众的核心利益息息相关.人们在弄清事实、克服不安的处境下容易把最大的精力花费在关切事情上.这样一来,相关群众就迅速地、大规模地聚集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活动中,可以围绕祖国统一等设置网络议题.前述“极化”是价值观念极化发展以及一致性集体行动得以产生的基础.一般而言,网络上的言论五花八门,彼此相同或相异都是常事,如何让观点朝向动员主体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极化问题.通过暗示、感染等方式,辅以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推动,话语动员将顺利开展.凯斯·桑斯坦教授的群体极化概念也指向运用现代媒体制造社会认同的过程[13].吴闻莺概括了数字时代话语动员的秘密：“微博舆论聚合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舆论聚合效应.传统媒体的舆论聚合模式是灯罩式的,即从一个点发射出来覆盖一大片;而微博舆论聚合模式是双漏斗式,即无数个微博客都可以将关于社会问题的信息发布到微博平台上,无数个议题在微博平台上交流,沟通、传播后聚集成相对一致的议题,从围观到极化的过程中,信息扩散模型类似一个漏斗.”[12]

在统一战线活动中,激活和组织目标群体的过程伴随着对人们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整合.面对社会碎片化和陌生化趋势,把人们动员起来的途径包括话语活动.话语活动是制造社会成员一定时空条件的暂时性身份,依赖网络媒体按照观念极化、行为极化乃至群体身份极化的方式进行动员.在这一过程中,议题设计、议程的控制乃至极化方向的掌控对话语动员至关重要.

三重建社会认同：泛组织化话语动员策略

“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的历史.”[6]统一战线是中国成功开展社会动员的重要机制.社会动员在确立统一战线目标、培育统一战线对象、丰富统一战线内容以及协调统一战线过程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和动力性的作用和价值[14].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动员是非常成功的.

当前,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些原先有效的社会动员模式面临挑战.费爱华指出：“新形势下社会动员面临新的问题,其一,当今中国社会正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渡,而现代城市社会更是‘日益分化与疏离’,价值多元化不可逆转.其二,网络媒体的不可控性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媒体正面的舆论宣传有极大的抵消.其三,由于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社会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逆动员力量.”[15]科层动员的能力正在受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动员的核心内容在于利益协调.把这样的活动与社会动员连接起来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使用总体性社会的泛组织化话语动员策略.简言之,要以话语理论为基础,通过现代传播方式重建社会认同,并落实到具体集体性行动中.

第一,培养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在一个社会出现重大结构调整和重新分层时,以社交媒体进行动员是否适合统一战线这样宏大的政治主题呢?统一战线的天然合法性和有效性来自中国的领导.然而,话语动员中社交媒体的代表人士与中国存在某种距离.按照话语动员的机制,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规制整个动员活动的进程,包括议程设计、群体极化以及集体行动.倘若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行为失去了控制,难免会对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統一战线话语动员的关键是巧妙地在新媒体中培养和引导代表性人士,使他们按照现代传播方式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由于价值多元化,人们面临更多选择,选择的多样化势必导致人们趋向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更多精英选择非政治领域的情况下,统一战线社会动员需要进行范围拓展.

第二,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共同行动.集体行动的发生至少受到4种因素的影响：心理取向、理性取向、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在心理取向、理性取向、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关于集体行动中个体行动选择的解释框架中,理论的分歧不在于肯定某种因素而否认其他,争论的焦点在于心理、理性、结构和文化四者何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16]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话语动员机制,议程设置是引领整个社会动员的关键.而议程设置其实是以具有情感色彩的社会事件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工作一般而言与市民生活没有直接的关联.在话语权争夺中,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话题较难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因此,要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以重大议题唤起统一战线成员的爱国主义情感,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共同行动.

四结语

互联网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而传播方式导致权力结构转换,动员模式将随之发生变化.统一战线赖以运转的社会动员需要优化策略,融合实施话语动员.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的崛起成为统一战线社会动员的机遇.要借助话语理论构造社会认同,在科层动员和话语动员之间根据议题及其任务进行合理切换;抓住机遇实施身份构造,造就临时性主体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要重视对话语领导权的争夺.只有在掌握话语领导权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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