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的西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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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1937年7月7日,北平南部卢沟桥的声,打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战火快速蔓延,至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此时,位于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位于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这三所培养中国青年精英的最高学府,已无法再安放下平静的书桌.
危难关头,存留中国教育精髓、延续国家文脉已是燃眉之急.三所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磋商,于8月出台《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到：政府为使抗战时期战区内优秀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的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按照草案设计,临时大学第一区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而成,地点设在长沙.消息传出,师生们纷纷南下.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开课.
但此时,形势急转,局势恶化.中华大地的战火以人们无法预料的速度,疯狂蔓延.12月,南京失陷,武汉告急,显然,长沙已非久安之地.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大学,又面临不得不迁校的命运.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正在制定誓死保卫湖南安全的宏大计划,对迁校主张并不赞同.他表示省政府将全力保证师生安全,必要时可转移到湘西乡下办学.许多学生也认为,一旦国家危急,同学们应当随时准备以身报国,要求学校改变教学方式,实施战时教育.
梅贻琦却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这难道不比打仗更加艰巨吗?”梅校长的观点,让很多反对迁校者改变了态度.1938年1月,临时大学常委会作出《关于迁校的决议》.地点确定为层峦叠嶂,日军难以进犯的云南昆明.
但西迁,谈何容易,首先需要一笔庞大的旅费.张治中到临时大学讲演时说：“我们不否认战场上的失利,然而为了国家的荣存,我们应当死中求生.我们已经过了许多年的不生不死,以致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下去了等贵校蒋梦麟先生和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要到那里去,最好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上图：湘黔滇步行团自益阳出发
下图：与同学们一起徒步远征的教师们
从长沙到昆明,1750公里的路程,要用两条腿完成,这在平时,恐怕大家会觉得那是怎样的不近人情.其实,在当时,塔中的青年学生们也很彷徨.国难当头,是奔赴前線还是继续读书,许多同学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结.校内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大讨论.一部分青年选择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另一部分同学向往革命圣地,悄悄奔赴西北.
为了说服学生,蒋梦麟还特邀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对同学们说：“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应当好好读书,为未来国家的复兴做准备,这样的鼓励和信念,更坚定了一部分同学与学校共命运的决心.
堪比张骞、唐三藏、郑和的壮举
西迁的队伍兵分三路：大部分教师及家眷、全体女生及体弱男生,采用海陆并用方式,乘船与火车,经香港辗转赴滇；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乘汽车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入昆明；而由体壮男生组建的“湘黔滇步行团”,将靠两条腿,徒步完成跨越三省的远征.
针对此次西迁,从学校到政府都作了周密安排.学校发给步行团每位学生旅费20元,教授每人65元.准备行装要花钱,买纸、油布、雨伞等,区区20元,仅够一半的花销.所以,很多教职员工还将自己的旅费捐出来,由学校统一调配,捐助那些体弱寒苦、成绩优良的学生.此外,每人派发制服一套,黑色棉大衣一件,绑腿一付,草鞋一双,旅行袋、水壶、搪瓷饭碗各一件.学校雇请了20名炊事员,自带行军锅灶,又买了3辆大卡车,其中1辆运载炊事员和炊事用具,其余2辆运载行李.同时,指派2名校医为随队医生.
为了确保旅途安全,张治中特派湖南省政府高参、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步行团团长.全团分为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另外两位军训教官担任；每个大队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学生中遴选.同时,还设有辅导团,由黄子坚、闻一多等11位教师组成.
临行前,黄师岳作动员：“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还将此次西迁称作中国第四次文化大迁移,前三次分别是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和郑和下西洋.他勉励大家要维护神圣的教育事业,将抗战进行到底,努力完成这一历史壮举.
一边学习,一边记录
1938年2月19日下午,由336人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踏上征途.正如张治中所说,“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师生们确实也将此次徒步远征当作“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的良机.
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余道南说：“这次远征对我等知识青年来说,是一次考察与锻炼,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三省,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我个人平素以务实和刻苦要求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点,此次旅行正好是烈火真金的一次考验,似乎有加以记录的必要.”于是,他随身带了一本袖珍笔记本,每天休息时必将所见所闻所做之事,如实地记载下来.
像余道南这样有心的同学还有很多.向长清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到达昆明后,他将步行西迁的这段经历,写成文章《横过湘黔滇的旅行》,这是最早全面记录这次徒步远征的文章,刊载于1938年10月第20期的《烽火》杂志.
用抗疟疾药丸,换老乡唱几首山歌
而这支队伍毕竟不同于士兵队伍,为了“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途中凡遇到名胜古迹,一定要安排前往参观.除了每天必須完成的步行任务外,有的同学还沿途收集民谣,考察地理民风.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教授,当时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的学生,出发之前想到闻一多教授曾说：“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于是,他有了利用此次旅行采集民谣的计划.
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青年,有时面面相觑,有时哄然大笑.本来,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学生,跑来问长问短,是稀有的事,是可疑的事——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又不肯跟他说话.
在黄子坚教授笔下,刘兆吉采集民谣的情景,是这支队伍中一个很奇特的画面.为了采集民谣,刘兆吉每天要比其他同学晚到宿营地,常常饥肠辘辘.于是,他就想办法,早上开饭后,铁锅里还有一层薄薄的锅巴,他就揭下来,卷成卷,塞进茶缸,路上饿了,就撕下一块充饥.一路上雨雪交加是常事,既要打伞又要记录民谣,他就用一根竹棍捆在伞柄上,将加长的伞柄捆在腰间,腾出两只手记录.当时湘黔滇疟疾流行,步行团发给每人6粒奎宁丸.为了央求老乡唱民歌,刘兆吉就用珍贵的奎宁丸来换.这一路,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民谣,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朱自清对此曾高度评价：“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步行团在黔滇所走的路线,有些恰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走过的路线.墙垣崖头,仍依稀能看到当年红军张贴的标语.行进到娄山关时,同学们还眺望了当年红军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战场,而刘兆吉采集到的民谣中,就有一部分是当地百姓抒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之情的.这一切,都让青年学子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旅程的最后阶段,步行团接到学校的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26日,旅行团抵达昆明.
1946年,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胡适先生对这次“文化长征”发表感慨.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1750公里之旅程等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虽然只存在了8年,但西南联大这所烽火硝烟中的特殊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学生,使得中华民族的国粹文脉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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