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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参考：金融负外部性研究
本选题是从金融组织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角度来研究金融外部性,特别是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围绕金融负外部性这个主轴,从各个角度和层面研究金融活动的外溢效应,尤其是金融成本溢出的问题.微观个体的金融风险承担行为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外部效应,宏观的金融政策或金融活动甚至会带来国际间的溢出效应.金融组织本身的成本和收益不等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经过宏观经济的传导,金融领域的外部效应尤其强大.
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1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等,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研究金融负外部性的重要的战略意义.第2章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外部性、金融外部性等概念进行经济学溯源,重新思考了金融全球化的动因和二元效应,重点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提炼、整合与补充,为全文打下了理论基础.第3章对金融外部性本质进行深入探析,创造性地诠释了金融外部性的概念与分类,重新对金融外部性产生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指出金融外部性是金融市场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金融市场的制度失灵所致的“官能障碍”是金融外部性的本质诱因,强烈的金融外部性必然催生新的金融制度.分析了金融准公共物品的“金融阈值”、“供给问题——金融公地悲剧”以及垄断经营所诱发的金融外部性等,揭示了金融负外部性理论与自然原理的耦合.第4章是对不同金融发展路径下的金融外部性的一个集大成的整合和重新界定,以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了M-S范式的金融自由化下的金融负外部性,重新思考了金融压抑下的金融正外部性的负效应,对金融约束下的政策效果及干预边界进行了收益——成本评估.第5章构建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层次的金融负外部性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经济发展角度审视了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发现发展中国家承受了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外溢成本；然后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梳理了各层次的金融外部性,重点分析了国际货币、汇率政策等的国际金融负外部性.第6章构建了“金融创新-金融虚拟性-金融负外部性-金融危机”动态路径模型并进行验证.本章从社会设计者的角度建立了金融危机视角下金融创新的最优动态路径模型,分析了参变量对动态路径的影响与政策意义,并由之演绎出如下命题和结论：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既可以正相关,也可以负相关；金融负外部性与金融危机互为内生；金融危机深度的边际成本随时间递增、金融负外部性增加.从各次危机中筛选出有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对该命题进行了经验支持.第7章探讨虚拟金融的负外部性.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混淆不清的虚拟经济、金融与虚拟金融的关系,对虚拟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分别从外汇交易、股票市场、其他衍生工具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指出虚拟金融的货币增值是其自我扩张的源动力,分析了虚拟金融通过外溢效应伤害了实体经济.第8章对金融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金融负外部性进行集中阐述,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政府行为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诠释,然后以汇率政策、金融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政府救济等作为政府行为的代表深入探讨其溢出效应并提出有关对策.第9章是我国房地产的金融负外部性探讨,该问题是当前的敏感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本章基于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通过大量数据对房地产业的泡沫进行测量和评判,结论是当前房地产业既非经济的支柱产业,亦无“财富效应”,反而是以全局经济和社会效益损失来换取自身的经济绩效和片面发展,此乃房地产业的成本社会化.第10章针对前九章分析的各种金融负外部性提出了解决之道.首先是强调重视社会责任,重塑金融经济*,其次是在理论上确定了金融干预最优边界,提出了改变竞争规则的国际货币改革的建议,利用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和博弈分析提倡国际间合作,对当前热议的国际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是利用金融外部性的成本—收益的经济效应分析,通过利率(不同金融发展路径)、汇率、金融创新、虚拟金融、金融市场的政府行为、房地产金融等诸多方面研究金融外部性,主要是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微观上涉及金融机构的风险社会化,宏观上涉及某些国家性的利益集团利用金融霸权,过度的开发全球的金融资源,进行有利于本国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再次揭示了金融双刃剑的本质,对当前金融的“去功能化”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发出警示.强调被漠视的金融*,既在微观上强调金融干预的合理边界,又以宏观的视野,探讨通过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新平衡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来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宏观金融负外部性问题.
综上,本选题有着理论和现实的重大研究意义,尤其是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前前后后和危机深度蔓延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金融负外部性的重要影响.可以说,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及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负外部性的集中、极端表现和例证,尽管对其描述性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但对其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才刚刚开始,故而,当前研究金融负外部性这个选题更凸显了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
第二篇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样文：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
家族企业是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代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内部结构与关系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已经表现出强大活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在形式上就是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不仅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也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暂,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三代”的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 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具有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家庭和血缘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现代中国的第一主题.因此对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探寻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工具,采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和效率等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合理取向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可行方案.第一章,导论,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在综合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家族企业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以家庭(或家族)契约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庭(或家族)成员掌握企业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为基本手段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第三篇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模板：基于土地生态位和多主体的城市居住空间演化情景模型研究
对城市化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城市扩张演化的规律并仿真建模具有指导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保证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集约利用的重要意义.诸多模型中,多主体模型(Multi Agent System,以下简称MAS)以充分体现“自下而上,由微观主体行为到宏观规律涌现”这一复杂系统演变进化的实质而见长.论文以近十年来在中国城市扩张的进程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城市住宅用地的增长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和土地生态位理论为基础,通过总结城市居住空间演化过程中各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相互作用,使用GIS技术和情景分析方法构建了城市居住空间演变的多主体情景规划模型,并以武汉市的洪山和武昌两区为实验区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围绕模型的建立和验证,本文做了以下工作.
1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实现机制研究
(1)城市扩张的驱动力分析是所有城市建模研究的基础.城市中各种功能活动对生存空间(土地资源)的争夺与自然界中不同生物种群对领地的争夺极其相似,因此相关研究引入生物学中用以解释生物群落之间相互竞争的生态位理论来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中土地利用结构的演变规律,认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生态位势差是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演变的动力,而且这种生态位势差决定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边际效益的比较.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进行扩展,充分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和微观区位差异,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生态位势差的形成原因,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给出基于微观区位的城市住宅用地的生态位宽度扩展理论模型,作为建立城市居住空间演化多主体情景模型的理论基础.
(2)本文认为,从土地利用的“主客体”关系来看,土地利用的生态位势差归根结底取决于土地利用主体对于土地利用效益的认知方式和程度.对于特定的土地利用客体,不同的土地利用主体会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城市的扩张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情景.由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及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建立城市空间扩张模型的目的不在于要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对于真实情景的100%地复制,而是要抽取城市空间扩张演化的关键因素和一般性规律,分析这些关键因素影响城市居住空间演化的规律.本文分析了三类直接或者间接土地利用主体--城市居*体、房产开发商和城市政府(微观智能体)的行为对城市居住空间扩张过程的影响,从影响城市居住空间的扩张量和扩张形态两方面分别归纳出主要的情景因素,调整这些情景因素的参数值可以构建城市居住空间发展的不同宏观背景.
(3)本文将城市居住空间的扩展过程视为住宅用地资源生态位主体和需求生态位主体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资源生态位主体提供微观区域发展为住宅用地的各种资源条件,由于自然以及社会资源的空间分异特征,城市内部形成住宅用地资源生态位势场.住宅用地资源生态位势场是形成住宅区位差异的充要条件,也是城市居*体进行理想居住区位选择的依据.使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给出城市居*体、房产开发商和城市政府三类需求生态位主体的目标函数并纳入到模型中,实现对于现实生活中这三类微观主体行为特征的模拟.特别地,论文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出发,以城市家庭为单位对其效用组成进行分析,以GIS为技术基础,结合城市自然及社会经济资源的空间分异特征,着重考虑了对于通勤时间成本的实现,对经典的阿朗索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城市居*体理想居住区位选择行为的效用模型.
(4)建立了模型的实验环境.模型中重点考虑了对于城市住宅用地资源生态位势场各生态位因子的计算记录,以及城市居*体对于理想居住区位的选择行为子模块的的实现,与以往的研究文献不同,该模块添加了对于通勤时间成本的考虑,对城市居民的选择行为有了更进一步的模拟逼近.一个合理的多主体模型应该遵循“由下而上”的建模机制的,即要充分考虑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衔接,论文在模型的实现上,将各宏观情景变量设置为可调整模式,充分考虑情景的多样性,以控制模型的运行过程.
2模型实证分析以及主要结论
论文以武汉市的洪山和武昌两区为实验区对1998年到2008年实验区城市居住空间扩张状况进行了模拟,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并结合《武汉市2006—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对2008年之后实验区的城市居住空间演变形态进行了基于规定情景的预测,并对各情景下模型的运行结果进行了评价.从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结论：
(1)从对模型的各宏观参数的调整的运行结果来看,控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尤其是机械增长速度是控制城市居住空间扩张速度的关键因素；从对城市居*体选择偏好的权重值调整的运行结果来看,价格与时间距离的权值调整对于运行结果的影响最大,表明房价与通勤的方便程度一直是城市居*体在选择理想居住区位时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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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居*体看似为被动的购房者,但从运行结果来看,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形态实际上会受到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意愿的影响,这是住宅市场的供求基本规律和城市扩张自组织机制的体现.随着住宅市场机制的日臻完善成熟,房产开发商会越来越重视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和潜在的市场指向；而城市政府也愈加重视公众的选择意愿,注重城市居民福利的整体增长.
3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研究不足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有：
(1)城市是以区域自然资源条件为依托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对城市扩张现象进行研究均不宜绕开其中自然环境或者社会经济环境的任何一方面的问题,本文以GIS技术为依托,以土地市场和住宅市场作为分析主体之间关系的纽带,模拟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行为”,在此基础上建立城市居住空间演化的多主体情景模型,初步探索了综合应用自然科学的相关技术和社会经济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对城市扩张现象进行研究的途径,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2)本文选择城市居住空间这一特定功能空间的演变为研究对象,使用土地生态位理论结合土地利用的“主客体”关系分析了城市住宅用地的区位效应,研究对象更为微观和深入.
(3)使用空间统计和空间分析技术对阿朗索模型进行修正,添加了对于现实情况中城市资源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通勤时间成本的考虑,建立了更加实用的城市居*体选择居住区位的效用模型.
(4)在把握主体的行为特征和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城市居*体和住宅开发商两类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各自的区位选择行为的解算,更好地表现了城市居住空间系统演化的内在驱动力,建立了更为客观的多主体模型.
(5)引入情景分析方法.归纳了影响城市居住空间扩张量和扩张形态的情景因素,模型中通过调整相关情景因素设置不同情景,并对不同情景下模型运行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
论文的不足在于自身对于经济学方面理论知识的欠缺,对于城市居住空间演变过程中诸多经济问题把握仍然不够；其次,城市住宅用地的演变与工业用地以及商业用地的演变是紧密联系的,受研究精力的限制,论文只是对住宅市场进行了研究,而没有涉及其他的物业市场.总之,论文尚留有巨大的后续研究空间,模型也处在尝试性研究阶段,总体框架及技术路线有待进一步的修正完善.
第四篇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例：基于异质*易者非线性模型的中国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研究
2005年是中国证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股权分置1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制度性缺陷长期困扰着市场的发展,2001年政府尝试采取行政化的解决措施引发股市长达5年的非理性下跌,几乎导致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重来；2005年4月底沉寂多年的证券市场被市场化的股权分置改革激活,投资者以极大热情造就了我国证券市场上最大的一次狂欢,到2007年底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时上证指数从最低998点上涨到最高6124点.然而好景不长,我国证券市场在其后经历了更加剧烈的暴跌暴涨后再次进入熊市,虽然期间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等外部冲击,但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当2011年底我国GDP由十年前不到人民币10万亿增长到近40万亿以及上市公司从1073家增长到2300家时,上证综合指数却跌回到十年前点位.仔细观察指数和个股的剧烈波动中,二级市场投资者发现除了基本面因素以外还存在一种不可忽视的全新势力,即随着全流通时代的真正到来,大小限股东和高管们高位减持凶猛,大股东们的减持行为经常发生在股价大幅上涨后利好信息发布之时或在利空信息出来之前,而增持行为往往伴随着其后的基本面利好,甚至出现大量上市公司高管为了规避减持股份的制度约束而形成的离职潮.继之而来的是市场风格的大幅转变,股市上炒小、炒新、炒重组和炒题材重新盛行,公司治理规范业绩稳定的大型蓝筹公司却少人问津,短线趋势交易成为获取盈利规避风险的最佳方式,奉行长期价值投资的公私募基金等投资者由于业绩不佳而经常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二级市场大量投资者认为股权分置改革等市场化制度的推行并未带来公平有效的股市,也未实现大小股东利益的双赢局面,重新陷入对股市丧失信心的境况,并呼吁监管当局采取新的制度性改革.
目前,我国监管当局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种种问题的认识上不存在明显分岐,有关政策建议似乎也高度一致,即我国资本市场是新兴的不成熟市场,推行市场化的制度建设是建立起完善有效资本市场的渐进过程,需要假以时日逐渐走向成熟.从原则上说,本文对这一结论并不持异议,但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在没有有效限制内幕信息交易等整体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局部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往往实现不了改革的预设目标.股权分置改革虽然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上同股不同价、法人股非流通的问题,但相对于法人股非流通时代,在大小非股权转为大小限股权后,也创造了制度化预期更为明确的内部交易者,这些内部交易者持有绝对控股比例的流通市值,与外部投资者相比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由于限制流通的股票在确定的期限内会逐步流通,除了国有必须持有的控股权外,大量非国有控股股东存在创造高价减持机会或操控股价波动的较大可能性,这可能是造成我国证券市场在一些市场化改革推进后,混沌现象2更加突出的主要原因.为了研究清楚这个命题,需要开展两个细致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要检验证实制约机制缺乏条件下,内部交易者的存在确实会导致资本市场混沌特征更加突出；二是如何推出进一步的配套制度改革,有效地消除制度性形成的、预期收益明确的内部交易者.显然第一个深化研究方向是探求症结、解开命题的基础,因而本文选择以此为突破口,即验证内部交易行为与证券市场暴涨暴跌混沌特征的相关性,以及内部交易行为对于证券市场运行的内在影响机制.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因而需要借鉴不同于传统经典有效市场理论的新金融理论框架.即通过理论化描述我国股市中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行为,解析各类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其投资行为和群体的变化,并推论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波动的内在原因.本文的论证过程分为几个部分：简要回顾从有效市场的静态线性理论向分形混沌市场的动态非线性理论范式转变,及对我国证券市场中国特色研究的启示意义；运用分形与混沌理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非线性特征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市场特征的变化进行检验；构建我国证券市场异质性投资者的非线性模型；根据我国证券市场代表性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对模型进行检验,实证我国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特征的内生性作用机制.
1970年以后有效市场理论(EMH)曾长期主宰金融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有效市场的核心含义在于,资产价格变动充分反应了市场的基本面信息,资产价格是其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在短期,资产价格的波动受外部随机因素影响不可预测；偏离的股价在长期会向基本价值的均值复归.资产的风险程度可以通过价格波动的方差来测度；资产价格的时间序列呈现正态分布的统计结论强烈支持了资本市场系统有效且风险可控.而上述一切能够存在的条件是,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效市场理论自产生并成为理论规则以来一直受到怀疑与挑战.这首先是因为,法玛（Fama,1965）发现了著名的尖峰厚尾现象,斯特基（Sterge,1989）、特纳（Turner）和魏格纳（Weigel,1990）证实了尖峰厚尾现象在金融市场是远非偶发、远非局部的普遍性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逐渐以小公司效应、规模溢价、价值溢价、持久性特征以及股价过度波动及波动的集群性,来定义并揭示尖峰厚尾现象的经济学意义.亚洲金融危机中黑天鹅现象的小概率事件引起广泛的骨牌效应,2008年次贷危机引起全球金融危机,则是进一步证明尖峰厚尾现象会在现实中产生难以发现且无法控制的破坏力.
希勒（Shiller1981,1984,1987）揭示了非理性投资行为与尖峰厚尾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即当多数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时,其行为将系统性地偏离经济理性,造成金融市场长期地、显著地偏离有效性,形成金融市场动荡或危机.谢福润（Shefrin,2000）以有限理性假设,描述了投资者依赖于简单和习惯性的经验方法进行决策的投资行为；泰勒（Thaler,1994）提出了准理性概念(quasi-rationality),分析了投资者受过分自信和过度反应等情绪影响会产生不完全理性的行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就构成了分散且相互冲突的投资行为,市场的特征就是分形的,市场的波动就不是线性的而是混沌的.当年这些观念大有离经叛道之感,现如今则已经具有了相对完善的分形市场理论和混沌市场理论的分析范式.由于非理性投资者是异质的投资群体,但同时存在于一个统一市场内,面对相同的信息,一部分投资者会因投资收益受影响而做过度的投资反应；而另一部分投资者则会认为与自己无关,而对信息不做反应.假设,认为此信息对投资收益有显著影响的投资者所占比例高,结果是尽管这一信息对投资收益的真实影响不大,也会引起市场暴涨暴跌；反之,当认为此信息对投资收益没有影响的投资者所占比例高时,市场对信息的反应就会是迟缓的.问题是当此信息的真实影响大于预先估计时,投资者又会转向过度反应,结果同样会引起暴涨暴跌.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无论反应过度还是反应迟缓本身都只是投资决策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在现实的高流动性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从反应过度到反应迟缓再转向反应过度往往也只是一念之差.
总之,当经济学家离开了价格波动是完全信息反映的思维束缚后,所能看到的真实世界是,价格变动对于信息的反应是非线性的,资产价格变动不再遵循随机游动过程,资本市场因此具有典型的混沌特征.对初始条件敏感,非周期性和有界性是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不可能改变这种市场性质,而只能通过认识这种特性降低市场失败的损失.
本文采用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我国证券市场具有典型的分形市场的特征、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混沌特点,进一步证实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的非线性特征更加明显.依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我国证券市场中国特色的同义语是,中国证券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具有更明显的分形市场和混沌的特性.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我国形成分形市场的特性以及资产价格混沌波动的内在机制.
首先,分别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20年的综合指数和证券市场整体滚动市盈率（TTM市盈率）为标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和股票价格相对基本价值的波动进行非线性特征检验,确认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综合指数和股票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波动具有典型的混沌特征.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分形市场的特征,价格波动为有偏随机游走、有非循环周期和股价长期不可预测性.
其次,笔者依据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对动态市盈率波动性质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异质*易者对于资产未来收益折现的动态预期具有混沌特征,并由此构成了资产价格波动的混沌特征.证明这种内生性因果关系给予有关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研究的重要提示意义在于,依据非理性的逻辑,研究异质投资的行为是理解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波动的钥匙.
第三,有关分形市场的研究以异质投资者的分类为基础.尽管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来划分异质投资者,但是判断类型划分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能是,即是否更为准确地定义了一定时期内可以观察的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能否找得到可以有效反映这种投资行为的统计指标也是分类的重要依据.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对我国证券投资者所做分类如下,一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受诟病的内幕信息交易者,其行为特征是通过掌握未公开的对于股票基本价值有重要影响的信息进行交易.典型代表为大小非股东、庄家和少数基金等；二是基本价值交易者,即理*易者,其行为特征是依据公开信息判断股票基本价值并进行交易.典型代表为部分公私募基金和少数普通投资者；三是趋势交易者,亦可称为有限理性的图表交易者（包括正反馈交易者和负反馈交易者）,其行为特征是依据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进行交易,典型代表为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和部分公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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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三种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投资行为显著不同,仅仅是权重组合发生变化就会使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不同的波动机制.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统一的市场体系中,三种类型投资者的行为会相互影响,造成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引起巨大的市场波动的混沌现象.现代股市中虽然我们不可能认识到每天出清的股票市场价格是否偏离了股票的真实价格,但肯定知道投资者有输赢之分；我们所划分的三种类型的投资者每天、每月与每年的投资收益都有差别,由此就会产生出学习过程,更准确地说是投资行为的转换过程.例如,理性投资者听说有更多的人是依靠内部消息盈利,可能会放弃理性投资的选择.但是,转换投资行为需要付出成本,成本的高低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投资者成熟度等具有高度相关性,高的转换成本尤如高门槛使得转换成为不可能.例如：内幕信息的获得要花费成本,基本价值交易者无疑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付学费之余要付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的费用,趋势交易者付出的成本也不低,能够分析股价走势图表除了统计学知识外就是要在市场上付出大量学费.在内幕交易成本低且盛行的市场上,许多有条件的投资者必然会进行风险低收益大的内幕交易；而其他普通投资者会根据价格变动、成交量变化等技术指标推测可能隐含的内幕信息,进而跟风操作,当趋势操作具有赚钱效应会有更多的投资者跟进.这种集体的转换行为不仅会改变全社会投资者类型的动态比例,而且直接引起社会性的追涨杀跌的跟风性操作.对于信息的过度反应和过度迟缓的转换会越来越快,对于股价变动的反馈交易也会越来越厉害,由此形成了我国资本市场上特有的暴涨暴跌现象.作为理论概括,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投资者行为引起资产价格非线性波动,资产价格波动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双向交互共激的混沌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投资者结构变迁对资本市场估值水平（动态市盈率）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内生性影响居核心地位,或者说是我国资本市场特征产生和发展的内生性因素.
最后,有关我国资本市场微观结构中异质投资者行为以及相互行为间随机挠动引发的混沌现象的研究,说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中,尽管出发点是良好的,当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时,反而会制度性形成扭曲的市场微观结构,导致更加混沌的非理性有效的市场.这个研究结论对于我国
第五篇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格式：一流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通过培养创新人才实施创新战略是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共识.一流大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要提高一流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必须对一流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近年来,我国社会对一流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批评和质疑越来越多,钱学森曾意味深长的指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随着国家不断加大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力度,高校尤其是一流大学认识到,教育只有通过促进个性的和谐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发展,许多一流大学开始积极探索构建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开展一流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沿着文献梳理—理论建构—比较研究—现状分析—对策探讨—总结展望的总体思路展开,包括绪论、理论探讨、比较研究、现状分析、问题与原因剖析、对策思考、结语等七个部分.
绪论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呈现了文献综述和研究起点,介绍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阐明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通过文献梳理,本文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加强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一是强化研究的人本意识；二是加强综合研究；三是重视理论建构；四是注重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紧密结合.因此,本文加强了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采用比较的视角和综合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尤其是注重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以期准确把握目前我国一流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现状.
理论探讨部分,首先对一流大学、个性与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培养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和一定的培养制度保障下设计的,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注重提升培养对象独特性、主体性、创造性与和谐性培养过程的理论模型与操作式样.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由人才培养理念、专业设置模式、课程设置方式、教学制度体系、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管理模式、隐性课程形式、教学评价方式等8大要素构成.然后阐释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即多元智能理论、个性发展理论和高等教育分流理论.最后分析了我国一流大学构建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意义,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人才强国的重要途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大学发展的核心环节、践行以人为本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关键举措.
比较研究部分,精选了国外8所一流大学,从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8个构成要素出发,分析了这些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点,总结了他们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创新经验,即重视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强调创造个性培养；积极改进专业设置模式,强化独特个性发展,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方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注重改革教学制度体系,着眼个性全面发展；大力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助推主体个性提升；深入改革教学管理模式,适应个性发展要求；重视培育隐性课程形式,促进和谐个性发展；注重完善教学评价方式,引导个性全面发展.
现状分析部分,选择了我国中部地区四所一流大学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查研究.首先介绍了调查目的与意义、调查对象与方法,然后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分别总结了四种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并对其中两种模式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问题与原因剖析部分,基于调查结果的分析,认为我国一流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是：人才培养理念功能弱化、专业设置模式有待完善、课程设置方式不够合理、教学制度体系亟待健全、教学组织形式面临革新、教学管理模式刚性过强、隐性课程建设重视不够、教学评价方式亟待改革.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基础教育的制约、高等教育的积弊.
对策思考部分,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加强人才培养宏观调控,即发挥高等教育文化功能,让一流大学积极引领文化创新；调整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更加重视促进大学生个性发展；做好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引导一流大学构建个性化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促进一流大学形成个性化模式.二是一流大学推进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即凝炼人才培养理念,突出大学生个性培养；完善专业设置模式,适应大学生独特个性；优化课程设置方式,着眼大学生个性发展；健全教学制度体系,促进大学生个性发展；革新教学组织形式,提升大学生主体个性；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服务大学生个性发展；加强隐性课程建设,培养大学生和谐个性；改革教学评价方式,关注大学生创造个性.
结语部分,主要对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本文可能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选题创新；二是理论框架创新；三是比较研究有所创新；四是现状研究有所创新.同时,本文至少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调查的对象还不够丰富广泛：二是原因分析有待深入：三是对策探讨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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