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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蒂斯和水手论文范文

《亚特兰蒂斯的水手》

本文是亚特兰蒂斯和水手类本科论文怎么写跟亚特兰蒂斯的水手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

一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生于1909 年.他是以赛亚·伯林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的同龄人,比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汉娜·阿伦特小3岁,比卡尔·波普尔小7岁,比埃里克·沃格林小8岁,比列奥·施特劳斯小10岁.

人们总是免不了有些阅读“恶趣味”.我的“恶趣味”之一是,每遇到一位作者,都要先在“作家古老排行榜”上找到他的位置.我的“恶趣味”之二是,总是对更“古老”的作者报以更多的信任.我把这种“恶趣味”称为“阅读势利眼”.“阅读势利眼”分很多种.有人崇拜新书,有人崇拜古书;有些人热爱流行书,有些人喜欢冷僻书.我属于后者.

直到前些天,我才意识到德鲁克竟然是伯林、贡布里希、阿伦特、朋霍费尔、波普尔、沃格林、施特劳斯的同代人.这些伟大的名字,是我心智成长之路上的重要坐标.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我思考、感知的基本倾向和趣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得把德鲁克和他们放到一起.理由很简单,也很“势利眼”：他们是渊深的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是圣徒,而德鲁克,是“管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神学家、圣徒,是现代世界的反思者、批判者,而“管理学家”,听起来像是现代世界的弄潮儿.

读惯了朋霍费尔、阿伦特那类忧心忡忡的深邃文字,我没法不对“管理学家”这个标签抱些成见.依照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的诊断,“管理学”本身就是现代世界灵性疾病的表征之一.他的思路是：现代人心中的世界图景,早已全然机械化.一个现代人想象的世界和生活,不多不少,相当于一个结构精密的钟表.一个钟表,可能运转良好,也可能崩溃失灵.无论运转还是失灵,都只是机械领域的技术问题,与心灵和道德无涉.麦金泰尔的意思是,如果钟表成了现代世界的典型图景,那就意味着人们把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理解成机械问题,而非灵魂问题、道德问题.对于机械问题而言,“善”与“恶”是无效的概念.在机械世界里,唯一有效的概念,是“效率”.“管理学”,就是一门由“效率”崇拜催生出来的学问.“管理学家”则是被现代人的“效率”焦虑推上神坛的人《德性之后》（After Virtue ： A Study of Moral Theory）.

直到几个月前,我仍对麦金泰尔的判断深信不疑.日常生活也不断印证他的判断.身边的朋友,但凡有些从商经历的,几乎没人不知道德鲁克,当然,几乎没人知道朋霍费尔、麦金泰尔.提起德鲁克,大家说的,几乎总是那几个词：企业、绩效、管理、生产力、自我管理.似乎,这些字眼包藏什么魔力,只要不断叨念,就能搭救惨淡的生意.

但愿身边的亲友都能生意兴隆.但我的“势利眼”告诉我,他们关注的“大师”,不会是我喜欢的作者.像我这么一个懒散惯了的孤家寡人,不必关心“管理”,也没什么“效率”焦虑.最主要的是,我没有需要“大师”保佑的生意.

偶然的一天,一位小朋友塞给我两本小册子：“老师,这是德鲁克的两本小说.我读了,有些蒙.你能不能也读一下.”那两本小册子是《最后的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行善的诱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1984）.读完,我意识到,德鲁克不仅是朋霍费尔、阿伦特他们的同代人,甚至可能是他们的同道人.除了生意人口中的德鲁克,还有另一个德鲁克.我的“阅读势利眼”让我险些错过他.

二

《行善的诱惑》故事很简单：

海因茨·齐默曼神父是圣杰罗姆大学的校长.圣杰罗姆是一所天主教大学.25年前,这所大学只是当地天主教区的一个教育服务机构.其职责,是为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提供就学机会.仅仅用了25年,海因茨神父让它变成一所有天主教背景的现代大学.它不再只是满足于为教区子女提供就学机会,它已经有能力与第一流的世俗大学在学术上一较高下.

化学系打算解聘一位教师,名叫霍洛韦的教授实在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霍洛韦太太拉着丈夫闯进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主持公道.海因茨神父知道,化学系的决定毫无问题.霍洛韦太太的歇斯底里,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威胁.让他愤怒的只有一件事：这个名叫霍洛韦的男人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怯懦猥琐,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糟蹋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可怜人,海因茨心中泛起的不是怜悯,而是愤怒,甚至是耻辱.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到另一个人正在践踏人之为人的尊严,便会感到耻辱.愤怒耻辱之后,他想起自己不只校长,还是神父,至少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信仰和教养告诉他,作为基督徒,他有责任减轻一个可怜的靈魂的痛苦,把他从自我糟践自我憎恨的泥潭中救出来.于是,他给女子学院打了电话,推荐霍洛韦去那里承担高中水平的课程.作为校长,他不该打这个电话.作为基督徒,他打了这个电话.

这只是一天早上发生的不太愉快的小事,就像做工精良的鞋里进了一粒沙子.很快,一粒沙子引发了一场雪崩.霍洛韦太太认为自己和丈夫受到了侮辱,各处写信,编造校长和秘书的性丑闻.了解海因茨的人不会相信她的胡扯.就连不甚了解校长的大学员工,也不把这事当真.可是,没人当真的胡扯,成了整个大学的腐蚀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有一只会笑的柴郡猫.它的脸消失了,笑容还弥漫在空气里.圣杰罗姆的校园里,看起来人人如常,空气里却弥漫着一丝无形的阴郁的笑.简单地说,大学瘫痪了.校长仍然掌握大权,却丧失了权威.就连校长本人,也丧失了对自己的信任.校务照旧运转.但人人都知道灾难即将降临,人人都束手等着那一刻,也有人盼着从那一刻赚些好处.

在教区主教的斡旋下,海因茨神父辞去校长职务,出任州立民权委员会主席.这所曾因他的领导而获得方向的大学,总算人人保住了体面.但没人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概述故事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因为《行善的诱惑》讲的就是一个乏味的故事.没有大奸巨恶,没有救世英雄.很难把它读成海因茨神父的个人悲剧,也很难把它读成正邪交战的道德传奇,更没办法把它读成一位管理学大师留给世人的“管理学案例”.小说出版时,德鲁克 73 岁了.他的主要管理学教材都已写成.他显然不是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教材上的话重讲一遍.教材上的案例,永远意在帮助读者定义问题,解决问题.圣杰罗姆大学的故事里,没人能定义问题,因此谈不上解决问题.大学和大学内外的所有人,命运悬而未决.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正是这本小说的惊心动魄之处.

那个把小说塞给我的小朋友,好几次怯怯地打听：“老师,读完没有?”我说：“读完了,但说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不是因为书里什么都没有,而是因为书里似乎有很多东西,在我的理解之外.我能感到它们,却抓不住它们.”

于是,我决定花点儿时间,读德鲁克.我想知道这位被企业老板们奉为神明的“大师”究竟操心什么.这位高龄且高产的大师写了太多书.我的办法,是从一头一尾开始读起.

《旁观者》《最后的完美世界》《行善的诱惑》,是他晚年留给世界的自画像和寓言.《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1990）、《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2002）,是他晚年留给世界的建议和嘱托.当他在晚年提笔写作时,假定读者主要是最近半个世纪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他们在战后长大,经历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飞速进步.他们渴望致富,渴望成功.他们大多相信,和平、繁荣、进步会持续下去,世界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准备好一切等待他们成功的舞台.他们是乐观的一代人,或几代人.21世纪的年轻人,似乎注定要把这种乐观延续下去.对这些乐观的读者而言,德鲁克几乎是指导他们走向成功的职业教练.德鲁克也愿意充当这样的教练.但他决非那种岁月静好式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那些鼓舞人心的成功指南背后,总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忧心：恶魔就蛰伏在人间;人一旦放下对自己的责任,恶魔便会立刻卷土重来,对人实施奴役.没错,恶魔在人间.这正是德鲁克这位“管理学家”的核心譬喻.这不太像是企业顾问、大学教授的用语,更像一位老基督徒的话风.

顺着这个核心譬喻,我追到了德鲁克的早期写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他可能是最早把纳粹定性为“恶魔”的作者之一.这两本书里,“恶魔”不是对某个坏人群体的修辞性称呼,而是对纳粹的定性判词.“恶魔”的重点不是“坏”“作恶”,而是与人类文明、信念截然异质.在德鲁克笔下,与纳粹的战斗,不是西方的“内战”,而是全体人类为了捍卫家园而进行的驱魔之战.

时间点很重要.《经济人的末日》动笔于1933年,出版于1939年.它的副标题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本研究“极权主义”的书.他动笔几个星期之后,希特勒上台.书出版一年之后,丘吉尔上台.而汉娜·阿伦特那本更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要到1951年才问世.德鲁克动笔的时代,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的看法远非数十年之后那般众口一词.有人觉得纳粹只不过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场略微沉重的风寒,有人觉得纳粹只不过是德国民族性孕育出的特殊病毒,还有人真诚相信德国代表着现代世界的方向.德鲁克提醒当时的读者,纳粹不是什么小风寒、新方向,纳粹意味着人的毁灭.人的毁灭不只意味着肉体的消亡.比那更可悲的是,人在肉体消亡之前就变成渴望奴役、依赖奴役、享受奴役的动物.

从 80 岁的德鲁克,追到30 岁的德鲁克,我觉得,在暴政分析家和企业经理人导师之间,有一条隐隐贯通的线.这条线就是：恶魔在人间;恶魔来过,恶魔还会再来;为了捍卫生活,人必须不断驱魔,无论时间是1939年,还是 1999年.当一个老基督徒说“恶魔在人间”时,他可能同时在暗示两层意思：第一,人需要上帝;第二,人有责任让自己成为人.德鲁克那些风靡全世界的管理学名著反复申说的,恰恰就是这两层意思,尤其是后一层意思.

读完这些书,我跟那位塞书给我的小朋友说：“要想了解《行善的诱惑》这本小册子,可能得讲一个又长又曲折的故事.”我想试着讲一下.

三

如果可以套用一句时行的句式来概括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或许该是：“管理,使人成为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有些滥俗的戏拟.“艺术,使人成为人”“文学,使人成为人”“阅读,使人成为人”等类似的口号,可以批量复制.比较起来,可能要属“管理,使人成为人”最缺乏诗意.

不管怎么说,现代文宣体系里,“某某,使人成为人”是最具感染力的口号之一.听到此类口号,人们总能对那个“某某”顿生好感,乃至敬意.不过可惜,最具感染力的口号,可能也是最空洞的口号.因为当我们被“使人成为人”感动的时候,往往忘了首先反问自己,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漢语世界的习惯,是把这当成一个枯燥的哲学话题,相当于书斋或课堂上的智力游戏,无害也无益.德鲁克却坚信,这是决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核心问题.正因是核心问题,所以它的答案从来不会出现在哲学考试的试卷上.当我们谈论“什么是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谈论某种写进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我们是在追问不同时代里人们关于人的核心想象、核心.

总得知道某种人的典范,人才会努力为人;总得想象得出某种好生活,人才能尽力去过生活.但是,对于不同时代的人而言,人和生活的典范并不一样.这是《经济人的末日》这本书的出发点.德鲁克就从这里出发,认出了徘徊人间的恶魔.

德鲁克说,西方世界的“人”之简史是这样的：十三四世纪前后,“灵性人”是人之典范.这是说,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正当的生活,是尽此一生充当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那时的人期待的“平等”,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是灵魂获救机会的平等.那时的人承担的“自由”,是在追随基督还是追随撒旦之间的选择的自由.17 世纪前后,人之典范从“灵性人”变成“智性人”.这是说,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正当的生活,是尽此一生探究真理,并且尽己所能担起真理的重负,哪怕为了真理触怒教会.那时最高贵的人期待的“平等”,是在真理面前的平等.他们愿意承担的“自由”,是在真理与蒙昧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当“灵性人”充当人之典范时,信仰便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越是严肃生活的人,越感到核心领域的事务性命攸关.唯其生死攸关,故而时刻准备生死一搏.当“智性人”充当人之典范时,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便从为上帝而战转向为真理而战.越是严肃生活的人,越是时刻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当然,时刻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人,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以真理之名渎神.

到了19 世纪,人之典范变成了“经济人”.一个典型的“经济人”,把物质世界的利害盈亏当成生活的核心领域.他未必是商人,却把商人般的计算理性当成指导生活的方法论.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 19 世纪才产生的新事物.只不过,要到这时,它们才前所未有地显得理所应当.这时候,人们期待的“平等”,就只是经济上的“平等”.人们想象的“自由”,就只是一个“经济人”所能想到的那些：获取足够面包马戏所需要的各种权益.当“经济人”成为人之典范时,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与便降落在物质世界.从前愿意为之赴死的灵魂事务、道德事务,现在显得无关紧要.从前显得伧俗的盈亏计算,现代变得重于一切,因为这关系到尘世幸福的全部.对“经济人”而言,尘世上的物质幸福,等于幸福.

从“灵性人”到“经济人”的变迁,依照某种哲学史故事,这属于人的“进化”.在德鲁克这里,无所谓“进化”或“退化”.问题的关键是,人把自己的希望投射到哪里.当全部希望降落到物质生活时,“人”这个概念里所剩的东西就不多了.“经济人”必须得到足够多的面包和马戏,否则他就不是“人”.这个“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为了“得到”,一切皆可为.因为正义不是别的,只是“得到”.

德鲁克说,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经济人”先后遇见两种伟大承诺.一种承诺是说,只要让物质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许人们在逐利当中自然博弈,人类就会自动走向幸福.另一种承诺是说,前一种承诺无比虚伪,因为所谓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过是富人的阴谋.这种承诺告诉人们,人类肯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过革命,用鲜血和头颅换来平等.两种承诺,是统治了现代生活的两种“主义”.德鲁克说,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它们共享同一假设：人不多不少,仅仅是“经济人”.它们承诺的一切,无非是要满足“经济人”的想象和.

德鲁克说,20 世纪的头 30 年,西方人的经验已经足够多,多到看出两种承诺的虚幻.人们很容易看出市场自由背后的谎言.人们也很快发现,以平等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们的是更严酷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20 世纪“经济人”的两大希望全都破灭了.无论相信哪个承诺,他们都不可能得到想要的.无论投身哪种希望,道路的尽头都是失望.更可悲的是,他們从别的地方找不到希望.因为他们是“经济人”,除了物质世界的“得到”,他们没办法想象别的生活.

希望注定走向失望,除了注定失望的希望,别处更无希望可寻.德鲁克称之为“群众的绝望”.“群众的绝望”,正是恶魔登基的大好时机.绝望的人,没有能力再用“希望”“信念”“价值”整饬自己的生活.对这个让他左右绝望的世界,除了愤怒、麻木,他手足无措.对世界和生活,他只剩下纯粹的“否定”.不管说言万语,他要说的其实只是“我不信”.没有任何信念可以支撑他说出“我应该”.这样一个绝望的人,不再相信任何合理的事情,因此也就做好准备接受最最荒谬的事情：把自己交给恶魔.

德鲁克说,所谓极权主义,首先是纯粹否定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类曾经珍视的一切,它说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会说不,只知砸碎.正是这种纯粹否定的意识形态,最能俘获“绝望的群众”.当然,没人能活在纯粹的虚空里.为了让“绝望的群众”找到重获希望的幻觉,它会编造出最荒谬的神话.哪怕是最为荒谬的神话,“绝望的群众”也会死死抓住,并且信,拼命信,因为此外再无可以抓住的东西.

一旦俘获“绝望的群众”,恶魔便可为所欲为.恶魔的登基,不需要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也不必操持某种特定的哲学语言.恶魔行使统治的唯一前提,是人的绝望.绝望意味着,人彻底放弃由自己寻求希望的义务,彻底放弃由自己照料生活的义务.简言之,人在绝望的时候,竟然渴望丢掉人之为人的责任.丢掉责任,他失去的仅仅是自由,得到的则是奴隶般的岁月静好.

依照德鲁克的分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于欧洲的那个恶魔,正是凭借人的绝望肆虐人间.问题在于,这种宁可委身恶魔的绝望,可以说是“经济人”的咎由自取,因为“经济人”对生活的理解早已狭隘到除了面包和马戏,没能力渴望任何别的.当面包和马戏变成生活的核心领域时,自由其实是一种累赘.

这就是《经济人的末日》讲述的主要故事.德鲁克的重点,不是谴责希特勒,也不是批评绝望的群众.他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指出绝望的无可避免.绝望,是“经济人”的宿命.只要人们满足于活在一个以“经济人”为模板的世界,绝望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那也意味着,恶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经济人的末日》之后不久,德鲁克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会》（1950）,《管理的实践》（1954）是他的第五本书.他的身份,逐渐从政治分析家向着“管理学”先知转变.他的“管理学”思考,始于战争年代.他认定,劫后余生的人们必须提早为和平时代的生活做好准备.为和平生活做好准备,首先不是指物质的重建,而是尽一切努力防备恶魔的卷土重来.而要防备恶魔卷土重来,唯一的办法是,人得在面包和马戏之外重拾人之信念,担起人的责任.换言之,在“经济人”的浩劫之后,人得寻求新的人之典范.

如果说,“管理,使人成为人”这样的口号可以道出管理学家德鲁克的部分理想,那么它首先意味着：人,要把自己从“经济人”的桎梏里搭救出来.

四

德鲁克不是阿伦特那种以思辨为志业的作家.他更关注的是社会生态.“使人成为人”,不能仅仅诉诸哲学推演和道德训诫.人,必须也只能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态里.唯有在某种具体的生态里,人才有可能学习人之为人,理解责任,承担责任.唯有理解责任、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抵抗环伺周遭,随时准备吞噬世界的恶魔.

当然,恶魔统治之下,人也生活在某种社会生态之中.那种社会生态的最大特征,是没有社会.社会意味着人不仅匍匐于单一的政治权力之下,而且随时随地结成伙伴,昂首挺胸,互相照料,自我管理,创造秩序.人要在互相照料、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学习照料和管理,也只有在学习照料和管理的过程中理解责任和自由.恶魔的技艺,就是剥夺任何让人成为人的机会.它的理想,是把人驱赶到一个无社会的社会里.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训是,绝望的人们曾被驱赶到那样的地方,还曾经真诚欢迎、热爱、依赖那样的地方.德鲁克坚信,劫后余生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让人间再次沦陷成那样的地方.1950 年,《新社会》的结尾：

政治行动替代不了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忏悔的伟大先知、把我们重新引向光明的伟大圣人、重新唱响人类伟大与高贵之歌的诗人.但是,正如一位伟大的先哲,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曾经说的：“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首先要成为公民.”如果说政治行动不能消灭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的魔鬼,它至少能给我们这些仍徘徊在恐惧之中的人们与之斗争的武器、勇气和希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这段话,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德鲁克心目中的“管理”,首先是一桩防备恶魔重来的政治事业、社会事业.“管理”意味着建造可以把恶魔挡在外面的社会生态,意味着人在社会里结伴、照料、自我管理.

战争还未结束,德鲁克就写了《工业人的未来》.那本书是说,不管愿不愿意,未来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工业化.整个地球都会连成一个庞大的工业社会,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会被卷进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之中.那些惯于为现代世界唱哀歌的人,会不断抱怨工业化扼杀人性.德鲁克看不起这样的抱怨,因为,这种抱怨等于把人性的定义权推诿给机器和生产线.这种看似深刻的哀怨,跟那些把自由交给恶魔的人没什么两样.德鲁克说,工业化无所谓好坏,它只是未来的人们无法逃避的生存环境.无论遭遇哪种环境,成为哪种人的决定权,还是在人的手里,除非他自己放弃.既然无法回到田园牧歌的时代捡拾人性碎片,人就得想办法在新的生存环境里重建人性、保守人性.

《工业人的未来》是管理学家德鲁克写给战后世界的第一堂管理课.它的核心教诲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的工厂、公司的真正意义,不是替个人或党派牟利,而是丰富社会生态.换句话说,工厂、公司将要成为让人学习人之为人的地方.因为每个管理良好的工厂、公司,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在那里,人们不只谋求生存,还要学习生活.工厂、公司不应是把人变成工具的地方,而应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的地方.所以,德鲁克研究的“管理”,不是工厂老板或公司经理的事情,而是组织里每个人的事情.“管理”不是特殊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而是组织里所有人的责任.假如“管理”成了老板和经理的特权,那就根本不是“管理”,而是奴役.奴役不一定体现为鞭打和辱骂,只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放弃责任,奴役就开始了.那也就意味着,恶魔卷土重来.

工业社會的人们,不得不以工厂、公司作为主要生活场景.既然如此,人们就得在那里学习结伴、照料、自我管理.这样的学习,让他们有机会理解自己的使命、责任.也是这样的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与绝望和恶魔斗争的公民.

当然,这是德鲁克对工业社会的期待,而非描述.德鲁克当然不相信工业社会能够天然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他再三强调的是,在无可避免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必须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并且拼尽全力捍卫它.工业社会的居民,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恶魔及其奴隶.结果为何,取决于人类自己.

《经济人的末日》是德鲁克的第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是德鲁克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里,德鲁克提醒世人,一旦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贫瘠到只剩面包和马戏,人就简化成“经济人”,“经济人”的结局只有一个：在绝望中迎接恶魔.德鲁克的第二本书告诉世人,未来的重要挑战,是在工业丛林里学习成为比“经济人”高贵、丰盈的人.微妙的地方在于,依照流俗的政治宣传或感伤情绪,工业丛林恰恰是把人变成彻底的“经济人”的地方.德鲁克告诉人们,即便如此,也不该放弃责任,逃避挑战.他笔下的“管理学”,是要为所有愿意迎接挑战的人出谋划策.

德鲁克关注的第一批“管理”实体,是那些创造财富、提供就业的大型公司、工厂.逐渐,他的视野扩展到各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无论哪类组织,只要存在组织,就存在管理.这也就是“管理无处不在”的意思.德鲁克的词汇表里,“管理”的反义词是“奴役”.在一个组织里实现管理,意味着把组织里的人培养成负责任的人——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抵御潜在的奴役.“管理无处不在”的意思是,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现“管理”捍卫“管理”,提防“管理”腐化为“奴役”.在80 岁出版的那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里,他把教堂、童子军、学校、志愿者协会之类都纳入视野,当然也包括《行善的诱惑》里的天主教大学.每个健全的组织,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都为成员提供自我管理的机会.只要能够创生和容许这样的组织,社会就有对奴役的抵抗力.

五

不是组织本身,而是人通过智慧、勇气在组织里实现的“管理”,使人成为人,成为阻挡恶魔的堤坝.这是德鲁克终生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即使是那些写给董事会、经理人的操作手册,这个主题也非弦外之音,而是重中之重.给经理们出谋划策的德鲁克,正是那个揭穿纳粹本质的德鲁克.防备恶魔重来,是他加在经理人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可我怀疑,有些德鲁克的热心读者未必能意识到这点,或者,刻意忽视这点.他们想从德鲁克那里找的,只是搭救生意的灵丹妙药.

恐怕,这非德鲁克所愿.把公司的希望寄托于某种规章或公式的人,多半也是会把自身和社会的希望托付给某个领袖、某种制度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希望跌入绝望,再带着绝望迎接恶魔.所有此类期盼背后,是某种共通的人性假设：人可以简化成数据、工具或棋子;只有简化成数据、棋子,人才能被公式、制度随意捏造.

德鲁克操心的“管理”恰恰与之相反.他希望,通过“管理”,人可以从数据、棋子复苏为人.80岁出版的那本《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1989）里,德鲁克写下了著名的一章：“管理的社会职能及博雅技艺”.把“管理”视为一门“博雅技艺”（liberal art） ,这是他晚年提出的最著名口号.什么是“博雅技艺”呢?他自己的表述是,把斯诺所谓“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整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这种技艺,既关乎技能,又关乎信仰和价值.现代世界的公民,需要获得在公司、工厂谋生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寻找信仰和价值.没有前者,他就会被社会抛弃,愤世嫉俗;没有后者,他就沦为纯粹的“经济人”.德鲁克说,好的“管理”,应该把人的两大需求整合到一起.其实说到底,“博雅技艺”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柏拉图在学园里施行的是博雅教育,中世纪的大学里施行的也是博雅教育.这是西方传统一以贯之的伟大理想.现在,德鲁克说,博雅教育要从学校扩展到工厂、公司、每个组织、组织里的每个人：

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新现实》,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管理”使人成为人的前提是,人通过参与管理重新认识自己.每个管理实践,都是一次这样的机会.

写到这里,终于可以重回那本让我让我困惑的小说了.

单从情节讲,《行善的诱惑》是个乏味的故事.但我又分明从中读到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现在我知道,打动我的,不是书中某个人的遭际,或者某项事业的前途.德鲁克写的,正是发生在管理实践中的“人的发现”.

海因茨神父对圣杰罗姆大学的管理实践,算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他曾经为大学引领方向,让校园生机勃勃.但到了第25年,他和他的员工都感到迷茫.生机勃勃的员工,正在慢慢蜕变,快要沦为乌合之众.依照德鲁克的界定,“管理”的使命是塑造公民,提防恶魔.而乌合之众正是恶魔的先头部队.说海因茨算不上成功,因为提防恶魔的事业永远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说海因茨算不上失败,因为他坚守了 25 年,直到最后也没让自己腐化成懦夫或者.无论如何,这是不小的成就.

但这些都不重要,德鲁克真正要写的,是海因茨在那场令人丧气的校园闹剧中对自己的发现.

很多年前,海因茨是精力充沛、性欲旺盛的时髦青年.他有过很多女人,还深深地伤害过其中的一个.当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爱过一个女孩,只是把她们当成的工具时,他深深忏悔,立志从此献身教会.投身教会之后,他奋发工作.“为上帝增光”,一直是他的力量源泉.可是,霍洛韦夫妇的闹剧之后,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并非那么单纯.“一切不过是虚荣心、个人野心、权势、私心而已,一切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是个伟大人物而已”.这些东西,从前只是蛰伏在意识的深渊里,现在他迫使自己目不转睛地凝望深渊.一下子,他“体内的全部斗志似乎都被抽空了”,他不知道“为何工作”,“为谁工作”了.

当年那个坚信全部行动都在“为上帝增光”的海因茨,并不认识真正的自己.如今这个被野心、虚荣惊扰得灵魂瘫痪的海因茨,也未必认清了真实的自己.但是,这次灵魂地震毕竟把他带到一种更人性的状态.他的朋友、精神医生博格維茨说：“他裹在茧里 30 年,如今再也钻不回去了.今后他将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必须学着忍受屈辱和内疚,在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下生活.”

“在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下生活”,这恰恰是人的本真状态.纯然的圣徒、纯然的禽兽,都是人对自身的误解.以为自己或某人可以成为纯然的圣徒,正是这种误解,使人乐于实施,乐于接受.以为自己不过像禽兽那样是的囚徒,正是这种误解,让人心甘情愿沦为乌合之众.前一种误解,让人把自己当成上帝;后一种误解,让人根本否认上帝.正是这两种误解的合谋,让恶魔有机可乘.

“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才是人的本真状态.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决非完美,甚至随时可能跌入深渊.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仰望苍穹的渴欲真实不欺.早在 1942 年那本《工业人的未来》里,德鲁克就深入讨论过这种人性状态.他称之为人性的“二元论”.他说,这是一切社会捍卫自由的信念基础：

自由的唯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是注定要化为尘埃的尘埃;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相反,“认定人性的完美,或者认定人类已有趋向完美的已知或可知路径的前提假定,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和极权统治”.读到这段话,再去读《行善的诱惑》,我才意识到,海因茨神父的沮丧,是无比重大的灵魂事件.它可能让一个人从此一蹶不振,但它也可能让一个人在更加真实的人性基础上重启生活.

小说里,重新认识自己的不只海因茨神父.他的那位好友,精神医生博格维茨,也借助这场校园闹剧重审自我.他是犹太人,青年时代钻研神学,立志成为拉比.后来,人间种种荒唐暴行让他对上帝失望.他告诉自己,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灵魂也不存在.既然拯救灵魂是一件虚妄之事,那么唯一值得做的,就是医治心灵.于是,他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他旁观了圣杰罗姆校园闹剧的全过程.一度,他认为问题的本质是个人的、群体的精神疾病.但是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故事里不只有病人,还有罪人：“经历了圣杰罗姆大学发生的种种后,我知道邪恶势力的确存在等那些神智正常的人.他们心胸狭窄,卑鄙无耻,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虚荣心不得受半点伤害,自尊心膨胀得极大,同时又卑怯懦弱.现在我明白,邪恶势力的确存在,我们需要上帝.”这位一度把世间乱象归咎于“病”的医生,重新发现了“罪”和“恶”.于是,他决定走进教堂,接受神父的指引：“我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找回信仰,但现在我知道我需要它.”

这就是德鲁克所谓的“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他说的“认识自己”,决不止于发现自己的兴趣、才华、优势.《行善的诱惑》里展现的“重新认识自己”,涉及人性的全部领域,甚至包括人与上帝、恶魔的关系.

即便只是在一桩不痛不痒的校园闹剧里,人们也发现了邪恶.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意识到德鲁克笔下的“管理”意味着什么.“管理”不只意味着权柄、盈利、效率、成功,“管理”还意味着善、恶之间的斗争和抉择.既然邪恶的确存在,并且是以越来越平庸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存在,那么如何看待“善”,就成了“管理”的根本问题.小说的题目是“行善的诱惑”.因为整场闹剧的起因,是海因茨神父出于基督徒的悲悯打了一个电话.所有人都知道,从行政原则上讲,那个电话不该打.海因茨还是打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官僚体系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只按官僚主义逻辑行事,还得按照基督徒的良心行事.但也就是这一点点任性的良心,几乎让整个组织瘫痪.德鲁克借助一个人物评价此事：“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在行善的诱惑前屈服了,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一名神父,而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此事意味着,一个看起来运转良好的组织,很可能脆弱,并且病态,因为它正腐化为高效的官僚机器.病态的高效,让它容不下任何行善的.脆弱的高效,让它随时可能被一群乌合之众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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