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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论文范文

《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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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李先生相识,算起来有四十二年.我特别喜欢读《李学勤早期文集》.因为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他,我不太了解.此书收录了他三十岁以前的作品,范围涉及甲骨、金文、简帛,古文字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不少篇是讨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这对了解三十岁以后的他非常重要.

一九七七年,考古所开妇好墓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古文字学界的各位前辈,李先生也在座.那年,他四十四岁,我二十九岁,他比我大十五岁.当时,我们只管唐兰、胡厚宣、张政烺这类六十岁以上的先生叫“先生”,李学勤、裘锡圭这一辈,只叫“老师”.我觉得“老师”一词更亲切.

李先生去世那天,我想起很多往事.一九七七年,我在考古所整金文资料,归王世民先生领导.他手下只有我、刘新光、曹淑琴.刘雨、张亚初还没来,陈公柔还没解放.李先生给我们当顾问.他经常跑红楼,顺便到考古所,所以见面机会很多.

我们聊天,不光聊铜器,范围很广.他出国早,让大家很羡慕.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讲他第一次出国的各种见闻.他说,外国人真怪,动不动就过敏,感个冒,可以死人.

我们曾去清华大学图书馆看文物,王世民、史树青、石志廉同往.看铜器,主要是听他讲.他请史先生讲,史先生不讲,他才讲.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轮到看书画,史先生才大讲特讲.我们还看了那件乾隆时期的缂丝挂毯（现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起步,当时有好几位先生帮我改文章,其中就有李先生.我一直留着他帮我改文章的信.平山三器出土,我们还合写过文章.虽然有人就有人事纠纷,喜欢划线站队的人总是把人分成敌我友,我被划归“李党”,这给我招来不少麻烦,渐渐地他也不再来考古所,偶尔见面,他总是说,最近太忙,顾不上去,请代我向某某同志、某某同志问好,但我从不否认,他是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老师.

想当年,我年轻气盛、志大才疏,既想学古文字,又想学思想史,大刀阔斧绣花针,很难两全.为考研究生,我向他请教.他说,古文字很难,不下学六七门外语,学思想史,我可以介绍你考我的老朋友张岂之.当时,我在给考古所干事,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说,你来考我吧.我也没说考他.

一九七九年,我做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是所外聘请的导师.李先生从助研直升正研,与张先生合带研究生.所里规定,我和陈平必须到历史所上他们两位的古文字课.

张先生的课,我们没听几节.历史所的研究生嫌人多,不想让外单位听,换时间,换地点,叫大家扑空.张先生腹笥深厚,但不善言辞.我记得,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讲,脸对黑板,背对学生,想不起来就敲脑瓜.有一回,李先生也来听,就坐我旁边.张先生说,甲骨金文不是书,李先生跟我说,他也讲过类似的意见.

李先生的课,我一直听.他很会讲课,板书不多,但语言简练、生动、幽默.他常说他是南方人,但说话京腔京韵,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派,话音突然升高,嗓音有点尖.他喜谈掌故,经常提到各位前辈,一肚子的逸闻趣事,其中也包括陈梦家.有时,他会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比如说正在上映的电影《黑三角》《蓝光闪过之后》,甚至提到在座者,与听者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期末,我们得交报告.我的读书报告是讲东周用鼎的形态差异.我记得,他说金文排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千万别干.想不到多少年后,断代工程恰好包含这类工作.

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天纵聪明.马君武有诗：“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京华早春》）他的文章有很多神来之笔,真是聪明绝顶.

李先生没读完大学,也没拿过学位.他不是一个过度专业化、非常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无常师、淹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睿智博通的学者.历史所的人,或戏称他为“李十万”.据说,“十万”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缩写.意思是你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

李先生难学.博大难学,聪明没法学.

近百年的中国古文字学史,所谓古文字学家,有些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有些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张政烺）,有些是考古学家（董作宾、胡厚宣）,有些是文献学家（杨树达）,有些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并非只有释字一派.古文字材料是“书”（不管是典籍,还是文书）,“字”是“书”的基础,但“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研究古文字,不管从哪个角度,基础都是通读原始材料.李先生常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字不是孤立的东西.

我在考古所时,李先生跟我讲,他从不孤立释字.他不是释字派的古文字学家.

李先生写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紧跟新发现,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二是见多识广,厚积薄发,出手极快;三是文章小快灵,不喜长文,多为短札,举一反三,点到为止,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这种写作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传统,类似题跋、笔记,随作随辍.古之所谓文集,多半都是死后由门下弟子汇集成书.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一定不好.

他那个时代,出书不易.很多老先生,学问一肚子,就是不写书.即使有书,也多半是由文章攒起来的.“”后,李先生这一代崛起,开始出论文集.考古学界有俞伟超的集子,古文字学界有李学勤的集子.

李先生,早年致力甲骨,“”后更关注铜器.他的《新出青铜器研究》出版于一九九0年.一九九一年八月,他送我一本,里面有我们合写的文章,还附了一封信.韩巍把这本书借走,夹在书中的信,他说没看见,丢了.

我知道,李先生有个梦,他要写一部系统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每次见他,他都说还在写,但最后他说,他放弃了.

还有一件事,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李先生住劲松那阵儿,我跟他住得很近,就隔一条马路.历史所的吴树平跟我住一个楼.吴先生主编《全注全译史记》,请了一批在京学者,如刘起负责《五帝本纪》《夏本纪》,裘锡圭负责《殷本纪》,李学勤负责《周本纪》.李先生说,他多年关注西周史,攒了很多资料,一定要好好做一下,但左催右等,一直不交稿.最后,吴先生说,你赶紧找一下李先生,帮他整一下.结果,我去了,李先生说,请你转告吴先生,我太忙,一个字没写,真是对不起.我问,那您有什么半成品或资料什么的吗?我可以帮您整.他说,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看,这部分还是由你写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沒办法,我只好把这事应下来.但我相信,如果由他写,肯定会写得更好.我很想知道他对西周史的系统看法.

他很惜力.不惜力,怎么能有那么多东西留下来?知识也有经济学.

兵家云：“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史记·项羽本纪》）,“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李先生是贵先派.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先发的好处是引领风气,谁都绕不开,坏处是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有人说,写东西要慎之又慎,一旦白纸黑字写下来,很可能成“千古恨”,后发多好呀,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打仗是玩命的事,当将军的,犯错可能丢命,不光是丢自己的命,还有千千万万士兵的命.但不犯错误的“常胜将军”有吗?没有.我最欣赏一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孙子·地形》）,只求尽心而已.

人都会犯错,关键是看所得几何,所失几何.

我曾跟夏含夷打比方.我说,狙击手躲在草丛或掩体中,一猫多少天,弹无虚发、一毙命,当然了不起,机,一扫一大片,有些肯定会打飞,但计点还是胜出.

李先生的东西,一是多,二是快.不快怎么多?他是打一换一个地方,从不死盯着一个地方,玩命打深井.

他的文章,登在各种刊物上,不定发在哪里,引用率极高,只有汇集在一起,才能窥见全貌.古文字学,无论甲骨、金文,还是简牍、帛书,他在各个领域都是领跑人.后面跟跑的人,費尽移山心力,回头一看,不能不承认,很多问题,都是他一语破的,凿破鸿蒙,真好像孔子形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比如西周甲骨,就是他最先认识到;楚帛书十二月神即《尔雅》十二月神,也是他首先提出.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九九0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朱德熙先生也在.有一天,夏含夷来访,华大设宴,给他接风.席间,夏含夷品鉴人物,论及唐（唐兰）陈（陈梦家）高下,裘（裘锡圭）李（李学勤）异同.他的评价是陈在唐上,并且抑李扬裘.朱先生调停说,李先生博大,裘先生谨严,各有千秋,我们都很佩服.我很赞同他的评价.

散席后,朱先生跟我说,当年,他在西南联大听唐先生讲《说文》《尔雅》,唐先生连讲稿都不带,海阔天空,学问十分了得.研究古文字,不识唐先生之伟大,说明还没入门.汉学家有汉学家的口味和标准,比如有没有理论,有没有书,脚注是否完备,这都是最起码的要求.夏先生的评价与朱先生完全不同,他更看重陈梦家,觉得陈先生更合现代学术标准.

朱先生去世,有个追思会,在北大开.汪曾祺、李学勤都讲了话.汪说,朱先生总是跟他讲,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裘锡圭.裘先生坐我旁边,顿时泪如雨下.李先生发言,则讲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他说,朱先生写过寿县朱家集楚器铭文的考释,他也写过战国题铭的分国研究,但唐兰先生动手更早,只不过手稿佚失.

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年轻学子争当释字能手,他们迷的是战国文字,多以朱先生的文章为开山之作,并模仿朱先生、裘先生.朱先生的文章比李先生早五年,当然很重要,但李先生的文章是王国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进一步展开,更全面,更系统,对我启发更大.

李先生有篇文章,很有名,这就是我和魏赤录音整理的《走出“疑古时代”》.这是一篇演讲稿.演讲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地点在北大西门外刘东租住的房子,屋子是个北房.听讲的人很多,除操办此事的刘东,还有葛兆光、阎步克、陈来等.演讲时间没到,大家站在院子里聊天.那年,李先生才五十九岁,门牙就掉了.他指着自己的牙,开玩笑说,你看,我今天可以“破口大骂”了.

那次演讲,前一半是他讲,后一半是讨论.我记得,他提到我对古书年代的研究,说“吾道不孤”.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他一一作答.讲完,刘东说,我们都是外行,李零,你得负责整理.他把录音带交我,我是受命而为.

我找了魏赤,请她帮忙.李先生语速太快,我用我的手提双卡大录音机听,咔咔咔,来回倒带反复听,录成文字,请李先生定夺,他把他的发言删了一半.

我记得,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删,他特意叮嘱.一处是讲古文《尚书》,他提到俞大维回忆陈寅恪,说古文《尚书》不能简单视为伪书.一处是讲北大某人自杀,他说自杀的办法有很多种,举郭忠恕为例.还有一处是什么,我忘了.他说,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一定要删.

按照约定,我把录音全稿和李先生要求删掉的部分圈起,交给葛兆光,葛兆光再交刘梦溪.当时,我们都是小字辈儿,刘先生或许认为,我们跟李先生的讨论不重要,连问带答统统删掉,最后发表出来,就是《中国文化》刊出的样子.题目,李先生说,是仿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编者案,是刘先生定调.

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我听说,顾门弟子大不悦,刘起先生写了反驳文章,对编者案尤其不满.因为文章是我整理,我亦难逃“李党”之嫌.

二000年,我和裘锡圭先生在挪威奥斯陆访问.有一天,游维格兰雕塑公园,在园中散步闲聊,裘先生说,现在有人连古文《尚书》的真伪都要讨论,真不像话,而且还打着李学勤先生的幌子.我说我确实听他讲过这类话.

后来,我问葛兆光,我们的原始记录稿还在不在,他说应该在《中国文化》编辑部.我打电话给刘梦溪,他答应找一找.结果是找不到.真可惜呀.

当年,顾先生疑古史是起于疑古书.李先生的反思也是从古书开始.我想,他是从红楼整理组整理简帛古书获得启发.

有个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他写过一本书,叫《甲骨文》,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此人很会采访,很会写文章,话题涉及中美两国的各种政治事件,文多隐喻,充满暗示,暗示中国的各种“政治迫害”.因此,他对陈梦家之死特别感兴趣.为此,他采访过很多学者,包括吉德炜、高岛谦一、石璋如、杨锡璋、王世民,也包括李先生.

他设了个圈套,套李先生的话,故意把陈梦家之死与李先生早年写作的《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和他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起来.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的事情,凡属国家行为,肯定好不了（这很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性”）.

李先生批过陈梦家,没错.但我想指出的是,陈梦家之死与那篇书评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暗示有跳跃性,从一九五七年一下跳到一九六六年,整个因果链是人为虚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参加过考古所在八宝山为陈梦家先生举行的追悼会.悼词说他是被“”迫害致死.当时说话有当时的口径,我理解.我在一篇小文中提到这个追悼会,我说,“”哪儿知道他是谁呀.“”的事,你们大家就没有责任吗?这种说法太笼统.

一九五七年,批陈不止一人,夏鼐批过（《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穿“右”派谎言》,《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唐兰批过（《中国文字应该改革》,《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容庚批过（《汉字简化不容翻案》,《文字改革》一九五七年十一期）,这是政治运动中常有的事,现在应从历史环境去理解.这些批判与反右运动有关,但与陈梦家之死没有直接关系.

陈梦家之死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第一跟陈家的保姆和陈宅所在的街道有关,第二跟考古所的飞短流长、捕风捉影、跟踪告密有关.他是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我们特有的政治词汇）,不堪人身侮辱才自杀.赵萝蕤（陈梦家夫人）的遭遇也很不幸.

李先生的书评写于一九五七年.文章是考古所派人约稿,发在考古所的杂志上.文章开头,作者承认,陈先生“对卜辞研究的某些方面有其贡献”,接下来全是挑错,文章结尾说,该书错误太多,与陈氏“自命甚高”不相称,最重的话只有这一句（后面还有“自我标榜”一语,意思差不多）.文章主体还是属于学术批评,并非政治批判.当时批陈,上引各文,哪篇都比这篇说得重.

一九九二年,裘锡圭先生的书评与此类似,也是先肯定其贡献,然后挑错.他引用过李先生的书评,比李先生挑错挑得更厉害.他說：“考释文字不是陈氏的专长.”

我想,如果不是运动需要、组织安排,以李先生的性格,他恐怕不会写这类专门纠谬订错得罪人的文章（当然,得罪组织,更不可能）.

二00八年,李先生编《李学勤早期文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被收入,但把最后一小段删了,显然他也后悔.

我的印象,李先生对谁都很客气,礼数十分周到,无论长幼尊卑,我从未见过他恶语伤人,当面指责,让谁下不了台.各种人事纠纷,他也是躲得远远的.但这位唯恐得罪人的先生为什么还是得罪了很多人,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先生是学者,他留下的著作很多.这是评价他一生志业最关键的史料.我把近百年的古文字学家分为四代.李先生跟裘先生是一辈.他出名比裘先生早.早先,裘、李在一块儿,李先生风头更健.后来不知怎么弄的,风气变了,有人说,李先生不是古文字学家,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水,我不同意这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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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