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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商科论文范文参考：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
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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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
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第二篇商科论文样文：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
20世纪是中国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百年：1904年,晚清政府以日本实业教育制度为蓝本确立了实业教育制度,1913年的民国教育部沿袭了该制度；1922年“新学制”实行仿照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家一度梦想它能扩大职业教育的实施范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急剧的政治制度转变,引发职业教育制度走向苏联模式；“*”十年,职业教育几乎被毁灭；20世纪八十年代,职业教育重新开始恢复,打开国门后的职业教育实践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技文明,他们又一次启动学习的历程,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模式都被介绍引入.每一次国家制度变革,引发教育制度变化,职业教育制度也随之改变.职业教育制度的每一次转变都彻底否定过去,但新的制度却未能如愿以偿,职业教育的命运在兴起与停滞之间循环往复.笔者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制变革入手,以上海职业教育制度实施为主体,思考驱动职业教育制度数次重构的原因.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变革是一个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上海作为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的一个城市,其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基本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现了区域服从*的精神.通过对不同阶段影响制度变革的原因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影响上海职业教育的主导因素是是外力作用,尤其是政府行为；而在职业教育内部缺乏足以影响制度变革的力量.职业教育的发展总限于规模的变化,而其质量的提高举步维艰.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上海特点的职教制度体系,仍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
专业设置是实施职业教育的起始环节,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实现培养目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基础工作.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是按照专业进行配备.如何设置专业是实施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自1843年上海被开放后,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和它的经济结构变迁有着重要关联.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存在着数次转向：20世纪上半叶,商业教育占主导；五六十年代,因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工科教育大发展；*十年代,中国经济走向改革开放,上海重新恢复多元化城市功能,第三产业的专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变迁、城市功能转型、择业观变化以及校长的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也在调整,但由于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其总滞后于经济发展,始终在“追赶”经济的步伐,而缺乏一定的前瞻性.
职业教育课程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主要载体,在学校教育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职业学校的类别很多,每类的具体分科更多.不同的类别与分科需要设定相应的课程,职业学校课程纷繁复杂在所难免.最初各校多根据自己需要,参考日本及欧美的成例,自行拟定.1934年,教育部开始规划各科课程标准.职业学校的课程从学校各自为政逐渐走向标准化、统一化.1953年,职业教育课程确立苏联的技术教育课程模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教育领域逐步重视课程理论.职业教育界也开始学习和模仿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学模式,又引发职业教育课程新变革.其在长期实践中纠结于针对性与普适性、升学目标与就业目标、理论内容与实践技能之间的矛盾.不管学制如何变迁,教学模式怎样转变,普通文化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技能课之间比例是课程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永恒的难题.
教师是影响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教师的来源渠道和培训形式问题一直是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而师资培养制度的长期缺失,其运行机制远远滞后于职业教育发展,这是制约职业教育再发展的瓶颈.建立完善的职业师资养成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是变革与探索的百年,在移植西方先进职业教育经验的进程中,尽管遭遇到“水土不服”曾踯躅不前,但是有志于职业教育探索的先行者不断进行本土化实践.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又是构建与发展的百年,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尽管遇到挫折会重构体系,但每一次构建都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发展.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既要遵循*法律法规,又要立足工商业大都会的经济特点,寻求部章规定与地方需要之间的变通,在实际运行中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上海职业教育界在数次学制变革的引领下努力进行本土化探索,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教育制度,但至今尚未形成一条具有中国元素、上海特色的独特路径.
第三篇商科论文范文模板：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研究（1843—1949）
1843年上海开埠揭开了上海历史的新篇章,它开始由一个国内埠际贸易港口向国际化商业大都市转变.“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商业是上海在近代迅速崛起的根本.在商业的带动下,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在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地位,昔日的“小苏州”变成了今日的“大上海”.它不仅是全国外贸中心,还是全国金融中心、轻纺工业基地和交通运输枢纽.
上海近代商业教育与近代上海发展相伴随,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它以前近代的学徒制和“商之子恒为商”的世业传承制为历史基础,以开埠为契机,以开埠后的商业近代变革为依托,在开埠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世纪后期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期,以买办所受的商业社会教育为特征：一是二十世纪近代商业教育的发展衍变期,该期除了商业社会教育红红火火,继续发展外,更主要的是商业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代表了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主体和发展方向. 首先,在19世纪后期产生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买办等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所接受的商业社会教育,标志着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萌芽.开埠后中西贸易的直接导入,改变着闭锁时代上海外贸的狭隘格局,改变着国内埠际贸易的结构,以致改变着上海整体的商业架构.上海传统商人群体随之发生深刻变迁：一方面是外商和买办成为上海商人群体中最新、最活跃的成员；一方面是传统华商群体出现新的特点、新的趋向,开始向近代衍变.上海买办阶层的异军突起最能说明这一时期上海商人群体的变化.根据中外经济史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那批新式商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成长历程在19世纪后期上海近代商业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从19世纪60年*始,随着中外经济往来的逐步加深,上海兴起“英语热”,沪上英语培训班和夜校一类的商业英语教育机构大量涌现.买办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商务英语以获得荣登利路的捷径,另一方面在“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通过耳濡目染接受深刻的商业社会教育.英语教育和买办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接受的社会教育代表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在萌芽期的基本情况；其在现实条件、学习内容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已经显示出与前近代商业教育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它在对专业商业知能的传授和增强商人团体凝聚力的商业道德教育上的无能为力,又显示出萌芽期上海近代商业教育的致命弱点.确切地说,它是20世纪商业学校教育产生前的一种过渡形态,具有新旧粘和的发展特点. 近代上海商业学校教育诞生于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新教育改革.它既是商业近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商战”思想长期酝酿催生的产物.民初职业教育运动兴起前,初等商业学校是商业学校教育的主体；这段时期处在政治鼎革之际,政府无暇兴学,商人及其团体便成为第四篇商科论文范例：中美大学工商管理本科课程比较研究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抓手.课程目标反映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需求,课程内容体现大学实力与个性,课程实施影响学生成长,课程评估反映社会问责.系统地比较研究中美大学工商管理本科课程,有助于探讨中国大学工商管理课程改革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良策.
美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的发展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从1881年至1945的雏形期、1945年至1959年的发展期、1960至1989年的兴盛期和1990年以后的完善期；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受到国体与政体更迭的影响,学科发展呈现出间断性特点,工商管理本科教育的发展演变分为五个阶段,包括商科门类阶段(清末至1949年,不包括经济学科)阶段,广义的财经类教育阶段(1949-1987年),经济、管理学类阶段(1987-1993年),经济学门类阶段(1993-1998年,包括经济学二级类与工商管理-级类),以及管理学门类(1998年-,没有包括经济学门类).纵观中美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发现两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表现出学科产生根源、学科性质与学科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等共性.中美大学工商管理教育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社会工业化、劳动专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发展是工商管理教育产生的根源.
美国大学工商管理学科遵循内在的学术逻辑办学,而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所遵循的是外在发展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大学工商管理学科发展不稳定,学术文化缺失,难以培养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特点的工商管理人才.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美国大学商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经历了从通才到专才,再由专才到通才的螺旋上升式的发展路径；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培养目标呈现出从通才,到专才,至专通结合的不连续的发展轨迹.美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本科课程理念包括了人本、整合、创新和*的思想；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理念表现为学问、结构、借鉴和素质要求的统一.中美大学工商管理本科课程实施均突出了学生能力的培养,但是能力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大学依循的是以领导、创新和沟通能力培养为主线,而中国大学则强调对学生的政治素质和分析能力的培养.美国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教育给予学生充分的课程选择权,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学生.中国大学由于学生主体地位缺失,虽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个性,但苦于没有良好的途径加以落实.美国大学采取了嵌入式*教育方式,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与课程理论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中国大学把素质教育当作一门学问知识来教授,仍然停留在理论知识灌输的层面上,没有将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并落实到专业教育中去.此外,在课程实施方面,美国大学已经形成了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之间知识双向沟通的教育文化.这种倡导双向互动的教育文化极大满足了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实施要求；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实施呈现出单向沟通的特点.这种单向沟通的课程实施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却不利于与工商管理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相匹配的学生能力要素的培养.在工商管理课程评估方面,社会问责促进了美国大学对评估的重视,保证了课程实施质量；而中国目前的教育评估更多体现出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倾向于关注数据、结论,且更多地采用间接评估的方式,忽视了课程实际价值和社会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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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教育存在诸多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工商管理学科理论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工商管理学科性质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不适应；工商管理本科教育思想与社会主流管理理念不适应；工商管理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中学生能力要素与学科性质相互矛盾；工商管理学科课程实施方式与社会文化不适应,等等.因此,必须改革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工商管理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和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为了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人才,中国大学应该从了解社会需求入手,根据社会对工商管理本科人才的能力诉求设计安排课程,选择合适的课程实施方式,使课程真正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际沟通、协调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
第五篇商科论文范文格式：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
素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本文在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基础上,辅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中日文文献,以王霸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考察涩泽荣一在经济、救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对华思想与实践,力求展现出他与中国方面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
幼年的涩泽荣一在接受儒学启蒙的同时,也从其农商兼营的家庭中受到了商业的熏陶.成年之后,涩泽曾有过远赴欧洲游历的经历,并一度任职于明治政府,辞官后又致力于主持和参与日本一系列近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终成就了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在教育、慈善、民间外交等领域有诸多建树.不过涩泽为人所熟知的更在于他的“论语算盘说”.他认为仁义道德写生产殖利并非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而背离道德的经济也不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
1877年的中国行是涩泽荣一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前赴欧途中路过上海让他切身感觉到了中国的衰落,而这次的中国之行却是为商洽贷款而来.尽管中日西征借款谈判、招商局借款谈判最终都没能达成一致,却让涩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也开启了其对华经济实践的先河.当然,此时的日本羽翼未丰,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扩张行为,涩泽荣一所进行的尝试也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却改变了这种状况.此时的日本已经出现“脱亚入欧”、“东亚盟主论”等论调,涩泽荣一的对华言行也是以霸道式的扩张为特征.他的对华态度从起初的犹豫和谨慎逐渐转变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摇旗呐喊.他不仅关注一系列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也参与了湖南汽船会社、日清轮船会社、东华纺绩会社、日清银行、东亚兴业会社等多家实业公司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酝酿和成立事宜.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进程因中国方面的抵制、与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而面临着挑战,涩泽荣一为此提出了合作开发中国的构想,并试图将其付诸实践.他一方面向美国提出了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建议,并且尝试与美国合办一家对华银行,另一方面又努力促成了中国兴业会社以及后来的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并为中日实业公司的具体业务专门赴北京协商.然而就结果来看,中日实业公司的实际运作并非一帆风顺,与美国合办银行的计划也不了了之.“合办”虽然显得比较公正,但仍属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式的一种变通.涩泽所声称的合作开发似乎符合他所提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王道思想,然而背后却明显存在着一味追求日本国家经济利益的企图.
在对华外交方面,涩泽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主体多元、主张不一,且往往对中国采取恩威交加的策略,容易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反抗.为此,他提出以“忠恕”、“敬爱”之道与中国相交的外交理念,并积极推动对华民间外交.由他所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涩泽荣一以该协会为平台,与中国方面的孙中山、蒋介石、张謇、虞洽卿等政商界要人有过数度交往.然而我们通过考察两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改订、抵日运动等问题上的交锋就会发现,日华实业协会还是扮演了一个日本工商界代言人的角色.在以维护和拓展日本既得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它并不能有效处理好两国间的纷争,也难以有效体现出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对华外交理念.
除此之外,涩泽曾经有过数次发起或者参与对华灾害救助的行动,他对中国赴日留学生也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帮助和接济,曾有过设立青岛商科大学的计划,并向上海的学艺大学提供过资金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都应归于慈善活动之列,与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理念颇为一致,也是其王道思想的典型体现.尽管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背后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其中所包含的友善和道义的一面是不应被忽视的.然而,涩泽荣一在日本历次的对华军事侵略行为中却大都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如果将慈善归于王道、武力归于霸道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对比并非相互矛盾的,其背后都体现着涩泽对日本经济利益的追求.灾害救济和慈善教育在客观上会对日本的在华经济利益起到保护和促进的功效,而他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扩军,也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涩泽荣一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中国的灾害救济、教育支持以及同中国人士的交往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交流.他所提倡的以“敬爱”、“忠恕”之道对华交往的外交理念在近代日本对华扩张过程中显得相当难得.涩泽崇尚王道而排斥霸道,上述这些也可以归于王道中的积极一面.然而他的王道思想明显带有“东亚盟主论”色彩和国家主义倾向,并非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平等往来的基础之上.他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反对日本对华恩威交加的外交政策,但其本人却在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步伐.总体而言,他主张对华行之以王道,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王霸杂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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