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历史文脉和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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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专有名词的一部分,用来指称山岭、河流、政区、城市、村落、街巷等各类地域.它们大多由人民群众约定俗成,少数以行政力量刻意为之,命名依据出自当地某种自然或人文的区域特征.不同时代产生的地名或持续沿用,或历经演变更替,成为语言发展的见证、地理环境的标志、社会生活的写照、时代变迁的记录,因而也成为历史文脉的象征、地方文化的名片.北京地名在上述方面颇具典型性,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当发挥其独特作用.
历史文脉：无形与有形同在
近年来,按照推进全国文化中心与三个文化带建设的要求,北京市各区相继着手进行区域历史文脉的梳理,探寻传承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文脉是人类文化前后相继的无形源流,有形的地物是文化的载体.借助于有形的书籍、碑刻、路牌等记载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北京地名,把它们蕴含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连缀起来,就构成了体现文化发展轨迹的一条条无形的文脉.
从一条河流与一座城市的关系着眼,永定河被誉为北京的“母亲河”,其名称的沿革则是河流及其周边环境发生变迁的记录.在古代很长时期内使用的“?水”,是对永定河发源地山西管涔山层层累叠的岩石地貌的写照.中上游常用的名称“桑干河”,源于北魏时期活动在山西北部的鲜卑族的语言,原本用来指称?水在那里的一条支流.汉字音译的“桑干”与桑树、桑葚毫无关系,它的意思是“白”,形容河水清澈.桑干河到隋代衍化为整条河流的名称,这也是区域民族活动的反映.在这之后,中上游流域的畜牧经济被农业经济代替,垦殖过度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水含沙量随之增多,河流的命名也转而表现河水浑浊、易决易徙等特征.唐元年间的李神德墓志已称之为“泸沟”,这是“卢沟”的同音异写.此前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滱水》早就解释过“水黑曰卢”,此后的南宋周煇《北辕录》更是明确指出：“燕人呼水为龙,呼黑为卢,亦谓黑水河.色黑而浊,其急如箭.”到明代,又有了“浑河”“小黄河”以及形容下游河道迁徙频繁的“无定河”等称谓.正因为河性如此“无定”,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皇帝视察河堤后才反其意而用之,赐名“永定河”,以寄托对永久安澜的期盼.
朝阳区大郊亭、小郊亭一带,曾是古永定河反复改道留下的积水洼地,叫做“郊亭淀”.北宋雍熙三年（986）征集北伐方略,幽州人宋琪提出的计划之一,是将桑干河水灌入高梁河,再把溢出的河水引入郊亭淀,从而把幽州城（在今北京西南）隔离在河水泛滥地带的南岸,阻止北来救援的契丹骑兵.郊亭是古代在城外大路旁设置的休息处所,也是为客人送别饯行之地.通常是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按照地名演变的一般规律,郊亭设在幽州城东去的大路旁,周边成为积水洼地之后,即命名为“郊亭淀”.积水消退后这里逐渐形成两个村落,分称大郊亭、小郊亭.随着当代郊区城市化的发展,村落名称已变为街巷、道路与区片的名称.一个地名的前后更迭,见证了自然与社会的变迁.
至于大栅栏的来龙去脉,熟悉北京历史的人们更是耳熟能详.明朝永乐初年在前门外设置招商居货的廊房,至少在嘉靖年间形成了以“廊房头条胡同”至“廊房四条胡同”为名的街巷.廊房四条胡同按时启闭的临街栅栏远比别处宽大,清乾隆年间遂称其为“大栅阑”,一般写为“大栅栏”,清后期与民国年间发展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自明代以来的胡同名称更替,是追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
永定河、郊亭、大栅栏只是数以万计的北京地名中的典型例证,一段段微观历史前后接续,必将描绘出北京文脉的清晰图景.
文化名片：特质与共性相济
城市的文化特质是在相互比较中显现出来的独有风格.北京地名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特质与共性相济的色彩,老城区的地名尤其能够成为古都闪亮的文化名片.
地名语词大气磅礴,众多衙门和官职官员之名派生出大量街巷名称,最能凸显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文化特质.按照《春秋公羊传》等典籍的解释,“京”是人工筑起的高丘,“京师”则是天子所居、人口众多之地.纵观北京的地名语词,天安门、地安门、乾清宫、坤宁宫体现了至高至大的天地乾坤,紫禁城、皇城根、王府井充溢着古都的皇家色彩,六部口、户部街、兵部洼足见衙门之多,李阁老胡同、广宁伯胡同、武定侯胡同显示官员之盛.大气、皇气、官气充溢在地名语词之中,恰如古代谣谚所云,“不如是不足为京都”.
地名语词的庄重典雅,是城门、园林以及元明诸坊名称体现出来的京师文化特质之一.金中都的施仁门、彰义门、端礼门、崇智门,用语俱出于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元大都的丽正、文明、顺承、安贞、健德、齐化、平则、和义、崇仁等城门,闪烁着《周易》等先秦经典的光辉.元大都四十九坊以及明代北京诸坊,命名之源同样离不开《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等中华元典.明代以来正阳门两侧左有崇文门、右有宣武门,北城墙上东有安定门、西有德胜门,正是孔子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象征.清代在北京西郊建立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等,也是以蕴藉深湛的文雅语词为名的典范.
與庄重典雅的地名风格不同,北京还有更多地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街巷名称,出于百姓的约定俗成,代表了最广泛的从众从俗的文化形态.北京文化在官民之间看似轩轾分明却又彼此融合,因而构成了雅俗共赏、包容和谐的特质.在明清时期,举凡锅腔胡同、米市胡同、汪纸马胡同、王端老儿胡同之类,或比喻胡同形状,或指明街巷市肆,或显示居民职业,或直呼其人名号,无不洋溢着来自民间的市井味道.从清末民国开始,某些过于粗俗的地名用字被同音或谐音的文雅字眼替代,这是顺应大众审美意识日益增强的必然之举.地名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来到达智桥胡同不免想到明朝“铁肩担道义”的杨继盛,走进东交民巷势必唤起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种种记忆.唯其如此,一个个地名就是一张张城市文化的名片,不论其色彩强弱、影响大小,汇聚起来就是整个北京的文化形象.
文化建设：传承与创新并举
引领文化发展是首善之区的责任和义务.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进程中,北京应在做好地名管理、传承地名文化、保护地名遗产方面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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