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双重标准的多重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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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以“双重标准”来评判自身和其他国家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从政治上看,西方“双重标准”的观念根源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制度根源来自于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的优势地位,而借助输出战略及行动,西方“双重标准”得以持续至今.非西方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双重标准”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 制度 输出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3.004
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分别在我国香港问题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问题上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标准,对前者的“港独”行径、行为大加赞赏甚至出资出力并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香港人权与法案》,对后者的独立活动或是沉默不语,或是批评指责.西方国家对于自己国内出现的游行、或其他社会不稳定行为,更是一边倒地持反对和批评态度,并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不仅如此,在有关国际贸易、政治体制、人权、反恐、环境保护、新闻传播等方面,西方国家在评价自己和其他国家的行为时也普遍展现了“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制造了一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西方国家往往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恣意评判,不惜扭曲、歪曲事实.
西方國家的“双重标准”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客观、中立,更是对置于被评判地位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内部“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维和观念,而这种霸权观念来源于西方国家在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借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制度,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采取了一种“双重标准”的价值和话语体系.而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输出,助长、强化了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的心态.
观念根源：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观念是一种建立在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欧洲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优越论”或“欧洲中心论”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传统.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于其他民族的不屑和拥护希腊民族的统治性,“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了”.[1]这种对本民族的自信和对其他民族偏见同样见诸于古罗马时期.罗素曾经指出,“罗马帝国就像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国境以外的世界有着相当的优越感和恩赐态度.尽管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罗马还是受到傲慢的支配,就像它的文化祖先希腊一样”.[2]中世纪基督教时期同样如此.16、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布丹、孟德斯鸠等人的著述中一直存在着“欧洲优越论”的论调.然而,这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尚未形成一种价值和观念上的“欧洲中心论”,直到18世纪末期.
如果说近代以前西方国家还主要秉持一种民族偏见的话,那么,18世纪以后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论调.18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启,世界不同角落的国家逐渐联结在一起.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欧洲国家在同其他经济落后国家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主的西方国家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为圭臬的价值、观念及其话语,并将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领先地位转化为一种优越感,从而在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上体现为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布劳特曾经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过界定,“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一整套信条,这些信条是经验主义现实的说明,教育者和不带偏见的欧洲人把这些说明看作是真理,看作是得到‘事实’支持的命题.”[3]
“欧洲中心主义”论的信奉者将欧洲国家在工业运动和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丰富物质看作具有必然性的结果,这种必然性来自欧洲社会中建立的价值观念、文化和制度,他们把欧洲的价值、制度看作是最先进的、最合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规律性东西,将其他地区和国家看作是落后的、低度文明的社会,强调以资本主义、自由、、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高文明,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方向,坚信其他社会必将走上西方同样的道路,经历西方国家同样的发展历程.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基础上,国际社会各个国家日益联结为一个世界性的、互相依存的体系中才可能发生.在世界体系的交往中,西方相对于非西方社会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交往出现了不平等的关系.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典型讨论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在探寻后发展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时,认为不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主因.弗兰克指出,“低度发展并不是肇因于旧制度的余存,也不是那些遗世独立,缺乏资金之落后地区在作祟.相反地,当初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今日成为其发展的阻碍;这个历史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4]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不正常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表现为在国家经济结构和国际贸易中,后发展国家处于提供初级产品、能源和原料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通过资本、技术等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经济结构,不发达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经济结构脆弱.这种依附关系才是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和落后的根源.沃勒斯坦则提出了一种世界体系论,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运动的扩张,所有国家均进入了一个世界体系,“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间,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集权化最甚”.[5]在世界体系中,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是一种以不平等交换、剥削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式关系,在政治上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与其他国家的服从和丧失自主性为特征.不管是依附论还是世界体系论,均可以看到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的等级制秩序.国际社会并非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等级制,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型权威结构,西方主导国对非西方的附属国之间存在着权威关系.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就表现为霸权思维及其话语.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霸权话语体系与对国内以及西方世界内部的话语体系,就是“双重标准”的话语体系.
行动根源：输出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观念指导下,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试图输出其价值和制度,其核心就是输出价值和制度,以促使非西方国家逐渐变成国家,最终实现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目标.这种输出战略及行动在许多国家中大行其道,使得西方“双重标准”有了肆意评判的空间,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国家坚持“双重标准”的心态.
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所谓的促进活动孜孜不倦、不遗余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积极进行输出,通过强加、有条件约束和激励等方式推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将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输出到这些国家.
在各种输出的行为者中,美国无疑是最活跃的、最有影响的输出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颁布了《援外法案》,设立促进基金,以的名义对亚洲、中东和拉美地区反共产主义的政党和个人提供援助,推动这些国家的演变.70年代后,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把促进非国家的化和人权事业作为核心外交政策,力图通过经济制裁、经济援助和军事行动等方式来推动他国的变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曾指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国家的范围基础之上等和政治经济自由在世界上的范围越是广泛,尤其是在那些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实现,我们的国家就越是安全,越是有可能保持繁荣.”[18]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成立美国国家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专门资助其他国家的反威权政府和变革运动.该基金会的宗旨是,“自由是全人类的渴望,它可以通过发展制度、程序及价值而得以实现”.基金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支持封闭社会中的人士、巩固新生政权、与其他基金会合作、在新国家中培养合作组织、促进对的研究、致力于世界范围的运动.[19]根据国家捐赠基金会的说明,该基金会每年拨款大约1万多笔,每笔拨款约5万美元.[20]在中国,美国国家捐赠基金会积极支持所谓人权和人士的活动,支持在中国推进改革的项目,例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等.其中国项目包括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帮助互联网使用者逃避的监控、资助流亡海外的中国“”组织及其人员,以及资助“”“”民族分裂组织.近年来,该基金会还加大了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注,包括支持公众民意调查、人权监督团体、监督政府治理与宪政改革的思想库等.[21]在近期香港事件中,充当反修例急先锋的组织“香港人权监察”,多年来接受美國国家捐赠基金会的拨款共达1500多万港元.自1995年到2015年初,美国国家捐赠基金会通过其下属机构资助香港的反对派组织,累积资助总额超过395万美元.2018年,美国国家捐赠基金会对外公开的数据显示,在其对所有国家的拨款中,中国居首位,达650万美元.[22]二战以来,美国总共干涉了100多次他国的选举活动.目前,美国对全球国家的扶持和推动范围从拉美逐渐延伸到亚洲、中欧、东欧、以及非洲等几乎所有的地区,推进策略也以强加、控制为主转变为鼓励、支持、控制等多种方式的结合,并在所谓的新兴国家和尚未发生转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话语标准和行动策略.近年来,美国又成立了许多新的促进组织,如国际发展美国委员会、全美捐助协会、国家问题研究所、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这些组织的推动涉及政府功能、宪政改革、公民教育、选举、军民关系等诸多领域.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总结了美国推动化的各种手段策略,包括：政府领导人发表声明拥护、出台人权报告,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思想;通过各种条件来施加经济压力和制裁;采取外交行动,任命一批支持的驻外使节;对力量进行物质支持,资助新兴国家的活动;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威胁或直接干预;推行多边外交,通过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实施影响.[23]
相比于美国,欧盟对于其他国家的促进政策更着眼于长期的经济、文化的渗透,大多采取非强制方式,借助西方国家的繁荣稳定为示范效应,以欧盟的成员国资格为条件,通过经济、文化的“软实力”影响来周边国家的化进程.冷战结束后,欧盟也开始增加了对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支持和促进活动.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改革和运动采取了“欧洲化”的政策,将欧盟内部国家的宪政原则输出到这些国家,并以加入欧盟作为条件推动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转型和稳定发展.欧盟使用的“欧洲化”策略主要包括：首先,从原来的双边制裁来源向多边制裁来源的转变;其次,从强加制裁向提供好处的转变.后者通常采取发展援助的形式或进入国际行为者俱乐部的形式.[24]1993年欧洲理事会规定,诸如自由、、法治、人权保护等规定性特征,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符合上述原则所确定的标准.1993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对于加入条件规定了三方面的标准：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有能力经受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经济标准）;有能力服从和法治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日常生活、有效尊重人权、保护少数人及尊重他们的权利（政治标准）;接受欧盟的规定,有行政和司法方面的能力来履行欧盟的义务（其他义务）.[25]欧盟对想加入的国家提出了具体标准和改革措施,其中,对于改革的目标包括：改进议会决策过程的效果;改善政府的稳定性、责任和效率;分权和地方政府选举及其运行的化;公务员机构中更多的透明、效率和职业主义;加强司法体系的独立、职业化和参与性;消除腐败.尊重人权则涉及对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的承认与加强,保护少数人权利涉及消除对少数人的歧视,承认他们的权利.[26]在冷战后10多年的时间里,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罗维尼亚、保加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马耳他,在满足欧盟对于的标准要求后,正式加入了欧盟.
[21]陈向阳：《美国国家捐赠基金会》,《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
[22]任成琦：《美国给了乱港分子多少“赏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26日,第1版.
[23][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04～107页.
[24]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Imeo Brouwer, "Conceptualizing, Researching and Evalua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Florence, Italy, Working Paper, 99/9, 1999, pp. 10, 15-16.
[25]European Commission, Agenda 2000, Volume 1,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ission, Strasbourg, 15 July 1997, Doc. 97/6, Part 2, pp. 1-9.
[26]Diane Ethier, "Is Democracy Promotion Effective? Comparing Conditionality and Incentives", Democratization, Vol.10, No.1, 2003, pp. 99-120.
[27]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2004, p. 12.
[28]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98.
責 编/赵鑫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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