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报纸发行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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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发行主要是指从读者订阅、组织零售网点,并在报纸印好后送到读者手中的全过程.發行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整份报纸的命运,即使采编印都很好的报纸,如果没有完善的发行工作配合,则会前功尽弃或大打折扣,因为只有读者能及时看到报纸内容,报纸的功能才算完成.
在广州,一九四九年前的报纸印刷大多集中在光复中路一带,凌晨三点多,即有各路报贩云集各报印刷厂门前等候,报纸一出,他们即分头抢发送至各报摊或码头渡轮送至邻近乡镇转发,然后才按自己所接订户逐户派送,由于他们是各自”揾食”（即接受订户）,因而订户都很分散,常常是从河北派到河南,从西关派到东山.当时广州比较大的报纸有《现象报》《越华报》和《工商日报》等.
到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多数报贩又得赶往白云路广九车站旁的出口处,等候第一班广九快车送来的香港报纸,销量较大的如《星岛日报》《大公报》《成报》和《华侨日报》等,此类报纸多为商户订阅,余为报摊零售,由报贩派上门的个人订户为数不多.
报摊多在旺市路边及酒楼食肆门囗摆摊经营,除当天报纸外,也兼售一些香菸、火柴和杂志等,如漫画《王龙乌》（反读即为《乌龙王》）,是煲贬时尚的漫画,极受市民欢迎.当时报社的发行工作主要是组织和管好报贩的分发和投送工作,并与报贩结算报纸费等相对简单的发行业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人民政府接管宣传口,对报社进行整编,并组织报社从业人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强调报纸的宣传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发行工作更要深入基层,把巩固和发展报纸发行份数作为发行工作者的政治任务,这样一来,一般的报纸发行工作者便变成党报的宣传推广者了.
为了加强宣传、组织群众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广东省委出版了《南方日报》,该报发行工作交由“邮发合一”的邮政部门负责.“邮发合一”是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产物,报社主要负责采编印,发行则交由邮政部门负责.由于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各地,投递员更深入城镇各户和农村各点,即使在偏远山区无邮政自办机构,也有邮政所或邮票代售处,他们除了收寄邮件,在有条件的机构还可代订报纸,报纸发行深度的确比单纯依靠报贩派报优越很多.
那时的报纸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当然也有重大的国内外新闻报导,至于茶余饭后的新闻报导则少之又少,更谈不上娱乐性和趣味性及花边新闻了,这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读报的兴趣爱好骤然减少,因而订阅和购买报纸的热情下降,进而影响了报纸的发行量,这对任何一份报纸的发行工作者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对报社来说,发行量是硬指标,如果发行量上不去,广告量就会降下来（虽然当时的党报是不允许刊登广告的）,但发行量下降对发行工作者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邮政的发行部门更会受到很大压力.
为解决此问题,当时广州（也含全国部分地区）邮政部门在有关宣传部门的默许和支持下,对读者实行“强迫摊派”,如规定属省级单位的领导必须订阅“两报一刊”,即两份报纸和一份杂志,一般干部也有指定的要求订阅范围,甚至在市场卖鱼虾的小摊贩也要订两份报纸.在此强迫摊派下去完成发行任务,读者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一对报纸发行强迫摊派的做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察觉,于是全国邮政部门开展了一次对发行工作的“紏偏”运动.偏差纠正了,发行量却下降了,邮政系统的硬指标又受到考验了.当时,报社与邮政部门共同研究出一套奖励办法,分巩固数和发展数落实到每一支局,由支局分解到投递段,即如本月底你支局某报的发行数为一万份,下月一日能保证有一万份的百分之九十九,则可获巩固奖,另从一万零一份起可作发展奖.
这便难为邮政局的投递员了,他们不单每天要按质按量完成投递邮件和报刊工作,还得三番五次上门向读者收取报费.由于当时很多读者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开完会后才回家,投递员要收订报费,也常常要等到晚上十时后上门才有人在家,真是苦不堪言.
到了一九五八年困难时期,百物短缺,报纸也不例外,订户压缩,零售限量,报纸发行奖励办法取消,此时不是投递员求读者订阅报纸,而是想订报的读者请投递员看看有谁漏订即把该额转给他,甚至有关部门还把”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作为当时的发行方针.在此环境下,如何把有限的报纸发挥更大的作用,即成为当时邮政发行工作者的一大难题.
当时,北京路报刊门市部、东山署前路支局及河南的五支局等多间有报纸零售的支局,把零售部分适当压缩,抽出一部分人员组织到酒楼食肆门前摆摊出租,租金归经办人所有,既可使报纸透过租阅,使更多人得到阅读机会外,也可帮助部分经济上有困难的市民,得到租金收入而稍微改善生活,可算是两利.
随着社会进步、物质丰富,报纸也从对开四版改成对开八版,除了内容增多,也因市场开放而增加了广告版面.
广告量与发行量是成正比的,因此报社要求邮局尽量加大发行量,除了订户,还要加大零售,甚至要求投递员边送报纸和信件、边卖报,连邮政局内部人员都要”挤”时间到街上卖报.
当时东山邮局一位营业员,拿到晚报后,即利用吃晚饭时间骑自行车到黄花岗一带叫卖,因为他出身知识界,不擅竞卖,常常低声说”晚报、晚报”,幸而那地段属偏远地带,竞争者不多,每晚十份的零售定额总能完成.
另一位老伯卖报则很有特色.不管是酷暑或严寒,他每天总领得两百晚报,在东山龟岗大马路口的东山药房门前把报纸往地上一放,他坐在报纸旁口中念念有词：“睇下唔使钱,买份四分钱.”就算遇到一些手头稍紧、只想看不想买的读者,他都一样欢迎,因而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尊敬,更有人舍近求远专门到他的摊档买报纸.
随着改革开放,报社愈做愈大,由原来的对开四版扩大到对开十六版而订价不变,除了增加副刊和专刊外,同时增多的是广告版面,这就又难为邮政部门了.
因为报社给邮局的发行费率是按报纸的订价结算的,如当时广州某报出版四版时月价一元人民币,对开八版甚至十六版时其售价仍是每月一元,假设原来邮局只需用一百部汽车运载,现因其扩版,为了运载报纸则要加到四百部车,人力、物力加上汽油费增加不少,虽然后来报社同意象征性地”补水”,但杯水车薪,吃亏的仍然是邮政局.
鉴于报社与邮局在发行工作方法上存在差异且难以调和,在二十世纪后期,广州某大报率先宣布与邮政局解约,改为自办发行,即由报社自招派报人员负责上门收费及自派报纸,更全面接收原邮政局的组织”广州市报刊社”的员工,作为其核心派送人员.自办发行因其投送力量及范围限制,只能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和有实力的报社实行;至于在全国发行的报纸,则仍倚靠邮政的发行渠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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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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