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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成果缺欠探因——兼议中国城市化的起点动因

主题:城市化率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3-10

简介:关于城市化城市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城市化城市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城市化城市论文范文

城市化率论文

目录

  1. 一、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缺欠及其原因
  2. 一、中国城市化应以近代工业的发展为起点
  3. 三、“有难”农民进城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4. 城市化率:必修二第2讲城市与城市化2

罗翠芳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56)

摘 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沿海沿江区域存在明显的城市化现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甚少,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很不发达,加之那一时期中国政治长期动荡不堪,从而造成城市化统计数据的缺失或不完善,因而给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关键词: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农民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0)02-0104-05

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时发现: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化研究较多,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次之,而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甚少.具体说来,国外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专题性研究还尚未见到,相关研究甚少;而国内学术界对其专题性研究也比较有限,同时近代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有难”农民进城引起的,不少学者对此种现象能否称之为“城市化”表示质疑.下面,笔者就此进行探讨与辨析,以便求教于方家.

一、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缺欠及其原因

笔者在长期收集整理文献过程发现,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且真正直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在目前能查找到的西方文献中,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有直接相关性的论文,只有特里瓦萨一文《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该文回顾了中外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那一时期中国有216个中国城市,而且还以省份为单位进一步罗列出20世纪上半期5个时间点上中国城市人口的不同统计数据[1]331- 334.另外,目前引用较多的还有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此书主旨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关联不大,不过,其附录5列举出了1900-1958年间的中国城市人口[2]388-395.

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论著中,偶尔也能看到西方对近代中国城市人口的数据有所提及.例如,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列举了20世纪上半期上海、北京、苏州、杭州、福州、南昌等城市人口数量[3]65-66.但是,目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所罗列出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人口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出自中国学者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①.

苏珊·曼的《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一文,介绍了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模式.其一,罗兹曼的集聚型城市空间模式.其二,施坚雅的城市平衡增长的空间模式.其三,墨菲的通商口岸模式[4]79-113.但是,施坚雅与罗兹曼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到20世纪上半期.而墨菲虽然关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不过,他只是解读了中国城市主义(生活)的特性与条约口岸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这三人的论著都没有直接论述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城市化.然而,卡蒂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中,却直接把罗兹曼、施坚雅与墨菲的三种研究模式,看成是西方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研究的三种模式[5]P24-46,此种看法令人费解.

就国内学界而言,除了部分历史学者以外,其他学科的学者(主要是研究现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学者)几乎很少提及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更不用说对此进行专题性研究了.

总之,即便是“拉网式”的搜索,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外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如此之少.

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此问题,笔者曾多次请教于国内外知名学者,如马润潮、卢汉超、王迪、张利民等.他们的看法大体相同,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对此研究不多的主要原因是那一时期国家动乱太多.除了1928一1937年间略为安定外,中国内乱外患不断,导致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能到中国来作短期停留.时局长期不安定必然影响那一时期学术的发展,同时动乱也使得人口普查不得进行,缺乏城镇数据.因而,中国学者对那一时期城市的研究不多,所留下的文献有限,这就使得西方学者找不到二手研究材料.这对于特别重视城市人口统计数据的西方学者无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他们对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也就很少.

一、中国城市化应以近代工业的发展为起点

不用说西方,即便是国内历史学者,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城市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看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近代以前就存在着城市化,如唐宋元明清,尤其是在南宋末年时中国城市化达到论文范文(22%)[6]85.一部分学者对1 949年之前中国城市化是否起步,即从现有西方城市化理论来看,那一时期中国是否存在着城市化表示怀疑,所以,他们在涉及到近代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时,基本上不用“城市化”一词.这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与研究现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学者的观点类似.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开启于近代.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论著,大多数是这一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人物如行龙、何一民等.

对于前一种看法,何一民教授认为:“唐宋时代,中国城市人口比重虽然很高,但是城市人口的聚集是以封建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城市的性质,发展内容都未发生质的变化.中国城市质的变化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的起步才开始出现的,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在此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那么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相联系,与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相联系的.”[7]124-125的确,那些认为中国近代以前就存在着城市化的观念,是把城市化概念泛化了,有“过右”之嫌.因为,城市化是具有特定的近代意义的,尤其与近代工业化紧密相连②.

而对于第二种看法,何一民教授的解释是这样的:他们大多数人把“中国城市化的起点定于1950年以后,即以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西方城市化的标准,等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0%作为城市化的起点,而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0.6%,因而等多数研究中国城市化学者一般都不涉及194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对于如此做法,何教授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他进一步说:“判断城市化的起点不应仅以城市化水平是否达到10%为标准等而应根据各自的国情,根据工业化是否开始为标准.”[7]124对此观点,笔者是赞同的.如果仅笼统以西方10%为标准来界定中国城市化的起点,而不提及1949年之前中国城市化,这种做法有“过左”之嫌,不符合近代中国实情.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已经启动,且在中国工商业发达的沿海沿江区域,确实存在着城市化的现象,而这是不能以城市人口与全国总人口之比,是否达到10%的城市化率来界定的.因为,近代中国各个区域之间城市人口发展的差别很大,换句话说,在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时,有必要进行区域界定.

一方面,沿海沿江城市,因工商业发展犹如一块块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尤其是城市周边的移民前来此地,而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例如,1895年上海人口还不到50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人口激增到200万以上[3]82;再如,天津人口,从1901年的不足30万增加到1927年的100多万[8]157.到1936年时,中国主要开放城市的人口是:上海330万,天津130万,汉口120万,广州95万,南京65万,福州50万[3]65-66.而另一方面,近代经济从内陆型转向沿海型之后,中国广大内陆因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其城市也逐渐暗淡下去.如1937年,太原城市人口为13.9万人,兰州为10.6万人,贵阳11.7万人,都与1843年相差不多.至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1937年西宁人口为16.4万人,拉萨12.6万人,迪化(今乌鲁木齐)为9.0万人,归绥(今呼和浩特)为8.4万人, 这些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城市人口变化不大.更有甚者,如古都西安却在近代衰落下去.据统计,1937年西安城市人口为15.5万人,与1843年时相比,城市人口减少了几乎近一半[9]115.

可见,近代中国东西部城市发展差距如此之大.如果不顾及具体国情,不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实际差异,就会因那一时期城市人口与全国总人口之比率,没有达到西方所界定的10%的起点,而否定那一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过的城市化现象,进而严重影响学者们对那一时期那些地区城市化的研究.事实上,不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整体城市化率是多少,在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城市化现象,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三、“有难”农民进城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沿海沿江地区城市人口的确增长很快.不过,那一时期中国工业化才刚刚发展,而流人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在农村无法生活的贫民或难民.于是,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乡之间的如此这般的人口流动,能称之为城市化吗?对此,需要分辨说明.

(1) 20世纪上半期,大多数中国“有难”农民离村是以城市为主要目的地.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代中国进城的农民中,有一些农民,确实是因城市工业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招工进城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代中国进城农民中,绝大多数人是因天灾人祸,无法在农村生活——确是“有难”而进入城市的.

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近代社会尚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民风还尚未大开,交通大都不便,因而大多数农民如非所迫是不愿背井离乡的.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吴至信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的原因至多,然其中足以造成农民离村者,择其言之,一为天灾,一为兵祸.”[10]17那么,那一时期离村农民流向何处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从来不乏天灾人祸,所以就有“小难避城,大难避乡”之一说.照常理,在近代大灾大难面前,处于赤贫状态中的农民应更多地选择在其他的乡村避难,而不是来到城市.然而,如前所述,那一时期离村农民更多的是来到了城市.据《农情报告》1935年的调查,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的占59.1%,到别村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的为28.5%[11]89.可见,在离村农民的流向中,进入城市的比例最大.

(2)在“有难”进城的农民中,一些人长时间地留在了城市.20世纪上半期中国沿海沿江的主要城市,在1937年前,其城市人口一直发展很快.这种发展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而且,这些增加的人口中多为难民,“如安徽淮北一带,‘由于淮河长期失修,经常闹水灾,距离旧上海并不远,所以通过逃荒的方式来上海的安徽人口亦复不少.”’[11]89

可以推理,在流人城市的农民中,尽管有不少人还会倒流回农村,但有部分人从此长时间地留在了城市谋生活.据资料显示,进城农民占离村农民总数的59.1%,其中到城市中逃难者占14.2%,做工者占21.3%,谋生者占15.4%,住家者占8.2%[7]137.虽然,农民流人城市大都是被迫的选择,但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纯粹到城市逃难的只占14.2%,撇开这一部分不谈,还有44.8%是要长时间留在城市生活的.另外,从上海人力车夫的有关史料中,可管窥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的时间长短.人力车车夫主要是来自农村,据上海市工部局1934年对49个人力车夫在上海居住年限的调查:车夫居住上海的年限自3~ 44年不等,平均为15.9年;已拉车的年限自1—31年不等,平均为11.5年,大多数在5—9年间.其中有20人自离家后从未返乡,19人回乡之目的仅为探视,只有5人返乡系为帮助农事.可见,即使是城市生活贫困,人力车夫大多还是愿意长期居留于城市[12]24.

城市化率:必修二第2讲城市与城市化2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难民流人城市的现象也不在少数.但是,像20世纪前期那样,难民流入城市,而在城市里打工,或谋生的,或住家的,即长期留在城市生活的现象,在以前的历史上少有.这说明流人城市的农民,在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表现有着很大不同,这种现象也可以称为城市化.

(3)近代中国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而这又与同一时期工业的迅猛发展紧密相关.“从相关统计资料来看,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城市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而到20世纪,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部分大中城市的发展速度则明显加速.”例如,“天津人口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在20世纪前期.”[7]133. 135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不到30年的时间内,南京和上海的人口大约增长了近4倍,分别从27万和100万增长到1叭.5万和400万.所以,周锡瑞说,“我们先需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城市人口大多是在民国时期急遽增加的.”[13]17

而民国前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迎来了“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人统计,从1912-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创办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有1948家,资本额总计有45895.5万元.无论是创办企业的家数或资本额,这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1840-1911年)的一倍以上[14]54.

有一些史料直接表明:随着民国时期工厂的增加,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据《荣家企业资料》记载:从1912-1932年的20年间,荣家企业从2家增至21家,工人数也从1 334人增至33416人,而其中大多数来自江浙两省农村[15]39.

虽然,目前很难用精确数据来直接说明,民国时期中国主要城市人口的增长中,有多少农民进城,是因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引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与工业的迅猛发展必然紧密相关,而这种相关性,很难说不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性.

(4)与后发国家城市化相同,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大多数农民的日益贫穷紧密相联.也许,是因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20世纪其他亚拉非国家有着一些共同的历史遭遇,所以,其城市化才会有诸多的共同点,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各自国家的城乡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中,都一度曾出现过农村的推力大于城市的拉力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大多数后发国家城市化的发展,与各自农村中大多数农民的日益贫穷是紧密相联的③.

例如,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拉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其主要原因中除了工业化、国民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农村贫困化[16]40.拉美地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在资本主义大地产制自由的兼并下,或因其他原因日益破产,在农村无法谋生而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边缘区自搭自建窝棚,导致拉美城市大量贫民窟出现.这种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推力大于城市拉力的结果,属于“生计型城市化”,不是城市需要这些农民,而是农民需要城市,在那里谋生.对此,国际学术界称之为过度城市化:一种畸形的城市化.20世纪上半期,中国工业化的确已经发生与发展了,同样有着大量农民因农村恶劣生存环境而被抛向了沿海沿江城市,换句话说,近代中国城市人口的增加,同样也主要是因农村推力大于城市拉力促成的,它也是一种城市化现象,只不过也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罢了.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城市化带有很重的“难民”的色彩,难道拉美城市化就不带有较重的“贫民”或“难民”的色彩吗?两者都是与农村中大量农民的日益贫穷有着极大关系,只不过贫穷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目前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总体不发达,只限于特定区域内,加之政治长期动荡不堪,从而造成城市化的统计数据极大缺失或极度不完善,因而,给国内外有关那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尽管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发展的相关数据较少,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有限,但在那一时期中国特定区域内—沿海沿江地区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城市化现象.而且,这种城市化与20世纪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尤其是拉美城市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值得做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注释

1.例如,参见裴宜理《上海罢工一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中第19-20页,韩起澜著,卢明华译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第16页,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一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第161页,如此等等的例子很多,从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列出的城市人口数据,基本是引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中的数据.

2.这里“城市化与工业化紧密相联”,不仅是指近代中国城市化与国内刚刚起步的工业化有联系,更是指中国近代城市化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心区的工业化紧密相联,中国近代城市化大体说来是“非内生性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外力推动”的特点.

3.可参见舒运国:《非洲城市化剖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1期;林玉国:《战后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2期;费昭珣:《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文章.诸如此类的文章数不胜数,从中都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与农民日益的贫穷(不论是相对的贫穷,还是绝对的贫穷)是紧密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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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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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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