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参考 法律事务专科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参考：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研究
2. 第二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样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教育政策研究
3. 第三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模板：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
4. 第四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例：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问题研究
5. 第五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格式：中国近代检察权的创设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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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参考：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研究

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特别是系统性研究则更少,仅有部分学者对其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进行了研究.本文以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研究为选题意在对近代司法官考试进行系统的纵向研究,既对三个不同时期的司法官考试进行分别研究,也对其进行了纵向的对比性研究,既研究司法官考试制度,也研究司法官考试的举行及与之相应的司法官培训的举办.文中结合司法官考试的相关史料分析了司法官考试在当时取得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对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的研究,也为当下我国推行的司法考试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论文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论文共分为五大部分:近代中国推行司法官考试的动因、清末法官考试、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近代司法官考试的影响与现代启示.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司法官考试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得以推行,是和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关的.官制改革在清末得以全面开启,通过官制改革,学堂选官便成了其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在清末各种法律学校的快速兴起,使习法的学生迅速增多,使得从法科学生中选官成了现实可能.司法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内容,西方许多国家在中国所确定的领事裁判权是对我国司法主权的破坏,因而组建自己的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便成了收回法权的应然需要.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收回法权是司法官考试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近代

司法官考试与培训制度贯穿的一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法学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公、私立法科学校如雨后春笋地相继设立,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懂法律、明法理的优秀法科人才,又加之当时留学海外的学生中也有许多是研习法律的,这都为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的出台与施行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随着近代各级司法机构的纷纷设立,需要选拔优秀的司法人才加入司法机关,因而司法官考试便成为一种现实的急切需要.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学习和了解国外先进的司法制度后,改革了传统的国家机关的设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将刑部改为法部.随着各级审判机构的相继成立,选拔和任用合格的审判人员则相应的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保障法官考试(在名称上清末称为法官考试,但其包括推事与检察官考试两部分)活动的有序、规范进行,清政府颁布了相应的一系列的可供操作的具体制度,并对法官考试做出较全面的规定.并且清末法官考试制度在当时得到了有效的施行,于宣统二年按照法官考试制度的规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官考试活动.通过这次法官考试的举行,为司法机关录取了一批合格司法人员.清末法官的任用采用考试选拔,在当时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即从最初的重视法官人选的经验、资历到经考试合格任用的一个过程.由于司法的职业特性所决定,对法官人选不仅需要其懂得专业性的法律知识,同时更应该有相应的审判经验为基础.所以在选拔法官时清政府特别注重其法律经验.考试任用法官是在学习西方经验和对我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的承继,因而清末法官考试制度应当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清末法官考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创举,开启了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的先河.之后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官考试都是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清末关于法官考试的制度尽管是比较全面和具体的,但这一制度本身在实践中并未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如法官考试的资格条件在实践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降,制度制定时没有能够考虑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与论证,所以其通过制度设计所追求的理想太高,最终致使理想与现实落差太大,从法官考试录取人员的生源情况来看,此次法官考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通过法官考试所录取人员大多是“旧人”,即刑幕、举贡、五品以下之京外官,考试制度所规定的纪律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实施等.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局不稳定的特殊时期,出现了军阀之间的长年混战,但司法官考试在这期间得以沿袭下来.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官考试制度是在承继清末法官考试制度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法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同时又对其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其既有司法官考试自身的一套完善的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司法官考试活动的有序开展,同时也有关于司法官考试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司法官考试制度更为完整.该时期的司法官考试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关于司法官考试的制度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很强,制度中有许多人性化的条款,体现了利民、便民的人本法律观,对司法官考试的程序和考试组织机构设置严密,有力地保障了司法官考试活动的开展等.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官考试制度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法治发展状况的限制,其制度设计难免存在许多不足,如从制度内容来看,其缺失了“罚则”部分,其对口试科目及口试方法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在口试过程中考官的裁量空间过大,不利于客观公正的选才,甚至会出现以貌取人的现象,司法官考试的资格条件对外文太过重视等.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官考试按照规定得到有序举行,通过举行一次甄拔考试和五次司法官考试,为司法机关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其考试活动的开展是有序进行的,从报考、资格审查、考场安排、考试题目、试卷的评阅、分数的核定、初试人员的分发学习及再试,都是根据司法官考试制度规定进行的.通过司法官考试进入法官队伍的人员大都是从法律学校修习法律而毕业的,这利于实现司法官的精英化和形成一个法律职业的共同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属于高等文官考试的一部分,而当时关于文官考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考试制度,因而司法官的考试相应地准用高等文官考试的相关法律制度.同时这一时期也颁布关于司法官考试的相关的专门性的考试制度,如《法官初试暂行条例》、《高等司法官考试条例》、《司法官任用暂行条例》、《司法官考试条例》等.与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官考试制度不同,该时期关于司法官考试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其关于司法官考试的具体内容上也规定得相当具体,既规定了法官考试的与试资格、组织机构、考试程序、考试科目与内容、分数核算等,同时也规定了关于司法官考试的一系列的具体施行规则.这一时期尽管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但同时其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开展司法官考试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先后举行了近五十次的司法官考试,录取了一批又一批的考试合格者,并将其充实到了司法队伍之中.从其考试试题来看,该时期的司法官考试除了注重应考人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应用能力外,还注重考生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考试,特别注重党义、党纲的考试.不仅举行正式的司法官考试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八次临时司法官考试,解决了当时司法人员短缺的现实困难.但该时期的司法官考试制度关于司法官考试的资格条件的规定,过于注重实践经验,如具有司法实践经验的人员凭其司法的经验和阅历即可取得任用资格.这种对法律实践经验的规定,在实践中往往较难把握,同时也给了许多人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司法官考试是和司法官培训紧密相联的.在清末,虽然没有举行法官培训活动,但在法官考试制度中规定考试合格人员应当分发学习.而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培训是作为司法官考试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配套制度予以颁行的.既颁布了司法官培训制度或规程,同时在实践中举办了多期司法官的培训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司法官考试的举行.为培训考试合格人员,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开设了司法讲习所和司法储才馆,期间司法讲习所举办了四期培训活动,司法储才馆举办了一期培训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培养和储备司法人才,开设法官训练所.法官训练所除开办了为法官初试及格人员的培训班外,还办了几期现任法官的在职培训班.司法官培训有力地配合了近代中国的司法官考试的举行,法律教育、司法官考试与司法官的培训是三位一体的,如果仅有某一方面的规定,而缺失了其中之一,那么该国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体系是不完整的,同时单一的制度设计也很难以在实践中得以有效的实施.通过举办司法官的培训活动,为司法机关培训了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储备了人力资源.

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不仅在制度上是较完备的,而且在三个时期司法官考试按照制度规定的内容得到了有序举行.期间,司法官考试的举行为各级司法机关遴选了许多优秀的司法人员.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规定与司法官的培训都将司法官应当具备何种素质作为重要内容以对待,凸显了近代中国对司法官应有素质的重视.但近代司法官考试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理想、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司法制度改革,司法考试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借鉴近代中国司法官考试的经验,我们应当在司法考试的程序设计、应试资格、考试方式、司法考试与司法培训的结合、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互动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改革.

第二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样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教育政策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按照党治政府的原则,中国国民党确立了在国家管理中的领导地位.面对强势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秉承三*义的根本精神,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改造,在学校教育政策方面经历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过程,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探讨.在教育政策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探讨此时期的学校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教育问题的提出是教育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政策问题形成的基础.五四前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潮日渐成熟,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界对于教育现象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教育问题提出者和途径具有多样性特征,教育问题涉及了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学校教育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人对教育问题的剖析与挖掘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促使了教育政策问题的确认

教育行政决策作为一种教育立法活动,是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过程.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国民政府连续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和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并进行了宪法草案的制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召集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对教育发展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国民政府召开了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合法的审查程序,使学校教育政策得以合法化.经过两次宪法草案的制定过程,国民政府将部分学校教育政策上升到了法律的地位.

教育政策实施是教育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包括实施准备、实施步骤、实施手段等要素.教育部是*教育行政组织,负责制定总的实施方案.教育部积极颁布教育行政法规,训令各地遵章执行,拟具推广办法,制定施行细则.根据不同时段教育发展的临时性需要,教育部要求各地成立了临时性的执行机构,及时补充了专门实施机构的执行力量.各地积极贯彻执行教育部的实施方案,确保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学校教育政策的作用,积极推进*立法,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政策体系涵盖了学校教育的各种类型和层次.国民政府合理组合政策执行资源,学校教育政策实施对学校教育活动进行了微观管理,推动了近代学校教育改革.学校教育政策对教育学科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学科的分化也使教育政策过程建立在多学科的基础上.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决策者大多为研究者,研究者的理想主义决定了政策目标的理想成分,导致实施结果与原初的政策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于学校教育政策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动机与意愿,规范的立法程序却未能确保真正的教育*,学校教育政策产生了负向功能.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了**与个人*,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应有的政府能力,未能解决社会各方的矛盾和冲突.不正当的压制手段不仅激化了内部矛盾,而且扩大了自身的反对力量.随着国体的变更,学校教育政策被迫进行了政策终结.

创建安定团结的教育政策环境,构建和谐的教育政策体系,学校教育政策才能为学校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缩小两种文化的差距,达到不同类型文化在教育政策问题认定中的融合.当代国家和政府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继续大力改善教育民生,合理调控教育资源.立足国家层面,深入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校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模板：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

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频繁,传统农商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新的趋向.为了应付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不足,清政府增设了一些临时管理对外商务往来的行政机构,而商部的创设,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专门管理全国实业的*机构诞生.后来由于职权过于宽泛、经费不足而改为农工商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促进全国实业的发展,设立了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司.袁世凯当选南北统一的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十分重视实业的发展,在清农工商部和南京实业部整合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商部,起初分立为农林、工商二部.相较而言,清末商部、农工商部与之已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民初农商部建立在中华民国*共和政治体制之下,而清末商部、农工商部却仍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服务；其次,民初农商部的创新精神也是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所无法比拟的.民初农商部的组建经历一个不寻常的过程,它是辛亥革命以来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继续.其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公开大论争,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农商部成立后,自然就要发挥其组织领导和管理农工商矿各业发展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是如何行使的呢农商部发挥正常的农工商矿各业行政管理职能,既需要组织其所有职员的参与和协作,又需要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作为其运作的载体,还需要一定的经费作为其经济保障.只有三者同时具备,农商部才能够实现职权运作.农商部的职权运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牵涉的问题很广,不仅需要农商部领导者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现代化的施政理念,也需要*、省、县职能部门的配合,更需要从事实业者之身体力行.其中,农商部内部的组织机构及其主要人事构成,则是农商部的灵魂和核心,组织结构是从宏观上而言,人事构成却是微观范畴,如果说组织机构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那么人事就是这台机器的具体操作者,就是中枢指挥系统.农商部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较强地适应了民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采用分科层治事的方式,分工明确,责有专人,是对传统模糊治事方式的扬弃,是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人事构成方面,其拥有一支学历高、专业性强、年轻有为的官僚队伍,尽管民初农商部总次长更迭较为频繁,但参事和司长群体们却相对比较稳定.参事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稳定,司长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处理日常事务的连续性.而运作过程既是农商部职权的具体体现,也是评价农商部在民初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重要砝码.它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行政方式,法律方式,协作方式.为了促进民初实业的发展,农商部不仅制定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工商矿各业经济政策,而且极力施行,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时竟出现了被人们美誉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未能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而抹杀其在民初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这种经济快速运转态势却因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逐渐衰竭.

第四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例：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问题研究

高校辅导员制度源于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一项创新,从诞生至今己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今的大学辅导员所从事的工作,集教育、管理和服务于一身,早已突破了日常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狭窄范畴,承担着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10余万人规模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它的职业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政策制订者、高校管理层、研究学者、辅导员自身和高校服务对象(大学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日益普及,以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世界现代大学制度借鉴的日益深入,辅导员的职业化专业化问题,应该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域内,集中更多层面研究者的智慧来加以考量.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历史,从中抽取出与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有关的关节点加以总结归纳,得出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内涵实质,随后通过不同层面的调研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再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学生事务的工作理念、管理模式、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培养中广泛汲取有用经验,就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推进提出解决对策.

本文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历史渊源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碰撞中把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本质；第二,从政府措施、高校探索和国际比较中广泛汲取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灵感和成功经验；第三,在他人和自身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切实可操作的职业化专业化推进方案.

全文共分五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论.提出问题,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找准研究定位,提出研究内容和思路.

第二章,历史研究与概念界定.从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文献和重要事件的研究入手,沿着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历程,厘清不同历史阶段对辅导员来源、任职资格、工作内容的要求,探究辅导员这一高校特殊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的不同角色地位和历史使命,进而聚焦“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这一问题提出的历史渊源,揭示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内涵实质.

第三章,现状研究和问题分析.首先对采自13所高校的辅导员与学生层面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到高校辅导员自身和他的教育、服务对象对这一职业的现状反馈；再从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管理层的调查访谈,分析职业化专业化推进过程中的举措、成效和瓶颈.在此基础上,整理归纳出当前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要重点关注的7个问题,即辅导员的入职、辅导员的素质、辅导员的培养、辅导员的定性、辅导员的定位、辅导员的定职,以及辅导员的稳定.

第四章,比较研究.选择北美、西欧、东亚6个国家和地区,对其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发展过程、工作理念、体制构成,特别是学生事务工作者的能力素质要求和职业化专业化培养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对我国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借鉴和分析.

第五章,对策和策略.从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准备、实践和提高三个阶段入手,从政府、高校和辅导员的三方责任出发,从建立培养渠道、制定能力标准、强化校本培训、创新管理模式和职级体系,以及优化激励制度等方面设计出职业化专业化的推进策略.

第五篇法律事务专科论文范文格式：中国近代检察权的创设与演变

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命运多桀、政局变动剧烈,制宪运动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就其实质来讲,除了国运操控者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构建外,还有“中国式”宪政命运的涌推、验行、纷乱甚至抗争.在这一宪政的演进历程中,中国近代检察权在清廷司法改制的帷幕下,以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启了第一次权力本土化试验之旅.至此,中国近代检察权的命运就与近代宪政的演进历程相伴而生,受制于国家层面权力的整体布设与指陈.当然,中国近代检察权在这一权力演变历程中,权力的边界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和主动性,能够应对情势,在权力结构和权力类型上灵活变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以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检察权的权力创设与演变为研究对象,力图以在国家宪政模式的多变背景下探讨检察权在国家层面的权力配置及权力全景为分析主线,揭示权力演变主旨中的宪政意义,以探寻历史深藏的启示.

文章分为五章,依次展开.

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研究主旨和选题缘由,回顾和梳理了本论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本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并对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表述.

第一章,近代检察权的初创.本章在君主立宪进程中从司法改制和外收法权两个维度对近代检察权创设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探讨.对新设的检察体制采行日本检制模式的原因、检察体制确立的过程以及检察权的基本权力形态等进行了专门研究.特别是对君主立宪制下检察权的权力配置、权力性质进行了考辩.本章还对初创期检察权的权力模式的引入标准、权力划分和权力运行状况以及检察权在清末法制变革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评价.但遗憾的是,方兴未艾的清末检察权及其制度载体,伴随着武昌革命风暴的疾行和清王朝封建帝制的覆灭,将清末初创期检察权的演进带至了民国.

第二章,近代检察权的重置.本章对民初宪政体制的演进和司法体制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指出共和宪制下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模式,成为制约重置期检察权权力配置和权力概貌的权力张本.本章对民初检察体制的重大变动事项如初级检察厅的裁撤、军事检察权的初现、检察权权力行使的行政化倾向、检察权的地方化进行了专门研究.也对检察体制的其他相关性变动因素如检察机构和人员配置的变动、检察人才的培养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些方面的内容,有些是关涉检察权在宪政层面的权力配置、权力性质等的认知和评价,有些对权力的运转和施行密不可分,成为研究必须关注的事项.本章还对重置期检察权的职权变动、权力性质扩张以及权力行政性因素的增强等进行了研究.对权力性质在国家立法层面和司法实际运转中进行了探讨,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本章还对民初检察权进行了评价,从宪政进程对权力演变的影响、权力自我演变轨迹的启示、权力在法律实施中的作用和功能等角度加深了对重置期检察权的认识.但事实上,民初政局变动频繁,军阀混战惨烈,在动荡中处于权力重置期的检察权,却并没有获得权力的重生.其权力变迁中所蕴涵的精神气质、权力走向和时代气息,在国民政府五权宪制下,得以续演.

第三章,近代检察权的续演.本章对五权宪政体制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对宪政体制变化的理论根源进行了追朔,对司法体制的变动进行了分析.对宪政层面审检合署体制的出现进行了关注,对检察权的权力位阶的变化、军事检察权的强化、地方检察权的兼理制等进行了论说.对检察体制的相关构设因素进行了分析.本章还对检察权具体权力形态的演变和权力的行权方式进行了研究,对权力性质进行了再认识.

第四章,废检运动中检察权的设计与安排.本章对废检运动的初现和勃兴进行了回顾,对废检运动中具体的权力存废之争以及权力改设方案进行了研究,并对废检运动的启示进行了阐发.

第五章,司法党化中的检察权.在国民政府时期,党治论调的出台,使司法打上了党治的烙印.司法党化与非党化,成为近代检察权权力演变历程中的分水岭.司法党化不但让检察权丧失了不介入党争的法制原则,也让检察权成为贯彻党义主张的权力工具,导致权力精神的窒息,使权力异化为政党*的工具.本章对司法党化兴起的背景进行了专门研究,对党治成功要件和党治反对言论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司法党化的精神意蕴、要旨规陈、实例分析进行了研究,并将司法党化对检察权实际运行的影响进行了专论.

结语部分,对选题的主旨进行了强调,对近代宪政历程中检察权的演变之旅进行了再回顾,提炼和总结了对当下检察权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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