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死刑废除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死刑废除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100875）
【摘 要】面对当今全球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趋势,中国的死刑制度依然论文范文.中外死刑制度为何或废或存?本文将从文化、政治与经济三个方面,分别阐述造成中外双方对待死刑制度废存问题不同态度的原因,并表达自己对中国死刑制度废除之看法.
【关键词】中外死刑制度；废除；原因；比较
自1764年贝卡里亚在其不朽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倡死刑废止论以来,有关死刑制度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就不绝于耳.1965年,世界上仅有25个国家废止了死刑；到2001年12月,废止死刑的国家增加到了89个；而截至2009年6月30日,世界上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38个,占国家和地区总数的2/3以上.①可见,全球范围内废止死刑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虽然在死刑制度改革中死刑适用标准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我国仍为当今世界上死刑判决和执行得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现有的死刑制度主要规定在1997年的刑法典中.据统计,1997年通过的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死刑罪名数量多达68种,远远多于其他国家死刑罪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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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与世界潮流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死刑的适用不同,中国死刑制度的存在于力度是他国所不及的,这也招致了许多西方国家与人权组织的批判.然而,中外死刑制度为何会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死刑制度是否应当废止?笔者将从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并发表自身对中国死刑制度废存的看法.
一、文化基础
中西方长期不同的历史沉淀使其具有不同的文化观念与*道德,这对双方对待死刑的态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宗教文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启蒙与基础的作用.从生命的起源上来说,西方宗教认为,上帝造人,生命具有超然价值,只有上帝才有权主宰他,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秉承上帝的意志,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们的出生或生存的权利,这其中便必然包括国家对个人生命的剥夺权.关于杀戮行为,《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上帝授予摩西“十诫”,其中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由此可以看出,不可杀人不仅是神的旨意,也是道德的要求,更是法律约束的底线.西方宗教所崇尚的宽容、善良和禁止杀戮都为西方国家死刑的废除奠定了*道德与文化观念的基础.
在中国,死刑实行了数千年,是中国文化中积淀最深层次的东西.中国传统的罪刑相等的报应观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成为最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是中国死刑制度赖以生存并得以绵延数千年的道德与文化基础.中国早在公元前26世纪的黄帝时代就有被称为“殛刑”的死刑,死刑被广泛适用于人命相报、国君镇压外敌战乱、内敌叛乱及治安论文范文等场合.从我国盛传的谚语、成语和绝句中,我国深厚的报应观、死刑观即可见一斑,例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等等,都表明了杀人偿命制度在我国的群众基础及其强烈的社会认同感.
不难看出,在正义与人权的比较中,西方选择了人权,而中国,选择了正义.这迥异的选择也正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集体与个人选择中的不同态度.与西方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不同,中国儒家文化更关心对群体生命的关怀,“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对于儒家之“礼”的追求渴望有一个“大同”世界的建立,而这必须建立在公正与正义的基础之上,当有人违反群体规则时,为了社会的正义,他的生命也应当被剥夺.而西方世界中对个人主义与个人自由的极端推崇,除了基督教文化中所倡导的宽容友爱,西方文化认为人们是为了避免战争渴望安定而结成社会创造法律,公权力的来源正是个人私权利的授予,因此,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除非他已经将某种权力让渡给国家.
二、政治基础
西方政治中的社会契约论与中国传统“君权神授”的政治基础也使二者对死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基于社会契约,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因此,没有人会愿意将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当每个人为订立契约而不得不对自由做最小牺牲时,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是不可能搭进去的.在没有权利授予的情况下,作为契约执行者的政府并不能够拥有对人民生命的剥夺权,因此,死刑是不合理的.社会契约论中的“民治、民享、民有”赋予了死刑制度废除以坚实的政治基础.
与西方启蒙思想形成对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使“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观不断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终于成了封建礼教的卫道夫,对君主权力的绝对崇拜使人们根本没有勇气去反抗甚至是怀疑其对自身生命权的剥夺.
三、经济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对中外关于死刑制度废存的不同态度的比较建立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内,即当今世界,而非基于一个漫长无涯的时间沧海之上,因为死刑制度在西方也曾盛极一时.今日死刑制度在西方的没落与在中国的屹立不倒是与两方不同的经济情况密切关联的.
就死刑存在的社会物质经济基础来看,虽然犯罪并不必然地与生产力的高低及战争状况成正比,但它往往与社会体制的变革成正比.生产力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与各项不健全的体制之间出现断层,使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从而给当代中国社会的犯罪率造成一定的负效应.从效益与功效的角度上而言,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极刑,未必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从废除死刑的经济成本而言,若中国废除死刑,从监狱、诉讼和教化成本而言都是不同小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资本积累之后,经济较为发达,制度较为健全,社会相对较稳定,就死刑废除的经济成本与其所带来的人权保护的利益而言,是收大于支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我们在美国现代化的法庭中,目睹超豪华的律师团耗费大量资源为大名鼎鼎的橄榄球运动员洗脱罪名并为之叫好时,更不应当忘记,在中国边远的山区,还有无数个秋菊正为了打官司而推着人力车出售一年的收成,以期待获得一个不能如愿的“说法”.
【参考文献】
[1]罗吉尔o胡德、刘仁文:《限制与废止死刑的全球考察》,《人民检察》, 2005年5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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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引用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