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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参考 政治经济学原理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主题:政治经济学原理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2-28

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

论文

目录

  1. 第一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参考: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研究
  2. 第二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样文: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3. 第三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模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
  4.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例: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
  5. 第五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格式:作为自然法理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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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参考: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研究

本论文研究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这一研究力求回到政治经济学与近代思想史的语境,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争论,展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批判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马克思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本质,并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构想.全文结构如下:

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是现代市民社会的科学理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市民社会理论终结了政治观念论的传统,通过把经济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为现代政治哲学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论域.而康德与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论反思,既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超越,也为马克思在更高的理论界面上展开资本主义批判铺垫了思想史背景.

第二章,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产权和经济视角对市民社会的起源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它构成了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来源.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其主要目的是论证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而历史唯物主义要在“历史科学”的层面上超越市民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三章,社会问题是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路径.青年马克思曾经在法学上为穷人的利益作辩护,但在穷人的利益具有正当性之前,则先有斯密在*学上论证穷人和富人具有相同的道德禀赋,从而扭转了西方思想史上对穷人的偏见.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于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了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性质,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全部根源.

第四章,马克思重塑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斯密的《国富论》具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它从生产视角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冲突,另一方面它又从交换视角说明资本主义是和谐的.前一视角经过李嘉图改造,发展出了“穷人政治经济学”谱系.后一视角则被萨伊和西尼尔继承,形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富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不仅继承了“穷人政治经济学”的道义立场,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深化了生产概念的规定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本质进行揭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批判.

第五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是正义.在现代意义上,正义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应该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即生产正义.

第二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样文: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自人类社会以来,构筑幸福便永恒地存在于一切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之中.近年来,“幸福”成为人们热议的主导话题,构建幸福社会,建设幸福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幸福理论,因为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是历史与现实交融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亘古永新的探讨主题,己深深根植于各种思想史、学说史中.因此,本论文以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幸福为主线,研究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思想.为此,本论文系统梳理和挖掘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的幸福思想特别是斯密在1790最终修订《道德情操论》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一100年间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并在反思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经验验证以为建设幸福中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的研究意旨.首先,对于理论部分.本论文以财富与幸福为主线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最高代表以及多棱折射.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阐述了古希腊以来到斯密以前的幸福理论,主要涉及色诺芬、曼德维尔、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主观价值论的幸福理论;二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斯密的观点并分析了斯密的幸福思想来源,提出并阐明了幸福革命的到来,从人性视角、制度或政府视角、财富视角和道德视角讨论通往人类幸福的可行之道.基于此,本论文认为斯密在其两部传世之作中所阐述的思想是试图建立一个富裕和自由的幸福社会.因此,本论文认为,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其后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是在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框架内添砖加瓦以使他所构建的幸福社会实现之;三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多棱折射.本论文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基于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模型建立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体系,即从斯密的幸福大厦到马歇尔的幸福大厦的100年里,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知识和社会背景所描绘的幸福蓝图.在对待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悲观者,巴斯夏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乐观者,边沁、西斯蒙第和边际学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支持者,西尼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反对者,汤普逊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冲突者,穆勒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折中者,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综合者.他们所阐述的幸福思想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斯密的幸福社会模型,为增进人类幸福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动力.其次,对于实证部分.本论文在系统梳理和挖掘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核心因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发现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可归纳为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六个核心因子.为此,我们以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为自变量,以幸福为因变量设定模型为:幸福等于f(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制度),但由于人性、道德这二个变量进行衡量存在一定困难以及一般把人口变量当作特征变量在模型中加以考察.最终,我们设定的模型为:幸福等于f(财富,对外贸易,制度).在此模型基础上,我们应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05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1)从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收入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从其分项指标来看,绝对收入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而影响,收入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2)从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效应;(3)从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用;(4)从分群回归结果看.不管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东部居民还是中西部居民,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制度和对外贸易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其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从收入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支出对不同群体均有显著影响,而收入差距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从贸易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进出口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对其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制度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总之,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对外贸易和制度建设带来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感的提升表明,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所包含的思想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通过本文的理论诠释与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一场以民生幸福为目标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在建设“幸福中国”、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这决定了政策必须围绕以幸福为中心作为其发展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从效率经济转向幸福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缩小幸福“鸿沟”,切实改善民生幸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各阶层居民幸福感;加快制度建设,构筑幸福政治,为民生幸福保驾护航.

第三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模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都存在着一定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最基本的和灵魂性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研究仅限于概括性的讨论是不够的,还要在运用中进一步深化研究.只有通过运用,才能达到对于这一方法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运用不是被动的,需要研究者主动设定研究范围,选择研究对象,展开自己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说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认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的说法是不妥的.唯物史观消除了过去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包括最为隐蔽的缺点,是最有系统说服力的科学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既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研究历史的新的并且是科学的方法上,又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研究历史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唯物史观具有紧密的内在统一性,相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学科,它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更为密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和唯物史观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就在于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既体现在动态的学科发展史的过程中,也体现在静态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中.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各门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事后的方法,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中基本形成后,人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可能运用作为事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已明显体现出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唯心史观的新历史观,而历史观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不从既定理论出发,是唯物史观对理论研究包括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唯物史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唯物史观还要求经济学研究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这两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方法、历史辩证法、主体既定法、科学研究经济范畴和阶级分析法等方法.上述方法都是有联系的,可以形成一些基本的分析思路,比如我们运用从历史事实出发和生产实践出发的思路和方法来划分社会历史主体,然后对具体事物进行主体既定分析等,该思路体现在本文后两章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主要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出发和从生产实践出发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思路,并不神秘深奥,事前研究不要过于强调某些人们常说的原理,这些原理正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思路去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存在一般抽象思维方法以及抽象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思维方法,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等,一些方法也是人类各门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表明,衡量作为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经济学的抽象法深浅和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观导致或者一些方法本身就不是或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本来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方法失去了根本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三层,第一层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简单地说即唯物的历史辩证法,但也包括了那些其本身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有的方法但被它科学说明了的方法,第二层是一般思维运动辩证方法,第三层是思维辩证运动中更加具体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后者的灵魂性方法.

本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运用和进一步研究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进行.第四章基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事实,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实际出发,对人类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怎样生产进行历史考察,顺理成章提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诸范畴含义的探讨,而后以思想史实为基础,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加以说明.随后在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及其体现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历史进行了一般阶段的划分,即依存关系的社会阶段、依附关系的社会阶段、资本所有的社会阶段,可分别称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古希腊罗马地区还存在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称为奴隶社会.随后本文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变迁原理,并借鉴相关研究进行理论说明,同时在各地区具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说明该原理和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第五章对农村公社、土地国家所有、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典型研究对象进行主体既定分析,表明和分析所选研究对象及其发展变化是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或表现,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历史主体的认识.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例: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

学术界关于韩国经济成功秘密的探索,在一个基本点上达成了共识——韩国坚持并成功地推进了外向型经济模式.但对韩国外向型经济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仍留下诸多待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主要有三点:第一,如果说二战后韩国不是唯一的取外向战略者,也不是唯一的外向战略的成功者,那么,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具有什么特征,怎样概括第二,是哪些因素决定和支撑了韩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模式)要不要、怎么样从经济和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维度去解释其合理性第三,韩国外向经济模式的走向是怎样的,是“转型”还是“升级”

经济学家们对韩国经济给出了很多解释,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维性和综合性,未能真切地再现韩国经济的实际过程.因为造就韩国经济奇迹的“不是任何一个增长因素或某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的结果,而是许多有利的国际、国内因素和支持性的政府政策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研究中同样存在.

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与发展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经济因素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最核心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韩国经济的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地缘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必须要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外向经济发展道路.但是以往对韩国经济的经济学解释,过分强调所谓“正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运用也缺乏针对性,而对赶超经济学则很少兴趣,更不消说去努力地发掘伟大先驱李斯特、格森克隆等人的赶超经济思想宝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与此同时,决不能忽视政治因素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韩国经济起飞突显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在很多时候遵循的是“先政治变化、后经济变化”的时序.韩国经济的起飞和工业化过程,是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实现的,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行的.政治上的威权体制,使政府有条件摆脱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推动经济增长.韩国在战后除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它还完成了政治*化的历史任务.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两个最主要衡量指标,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中能够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国家屈指可数.韩国的经济赶超的过程伴随着政治*化进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高度威权主义政体下,经济发展初期政治*受到打压,完全让位于经济发展.但*化进程并没有因迫害而停止,在艰难环境下各种*力量不断与威权势力进行抗争,推动*化进程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化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政治*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在赶超初期“威权政治”是必要的,但不是永恒的.没有政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赶超.揭示韩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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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既是由本身内在因素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朝鲜半岛至今一分为二、南北对峙,是当今世界残存的唯一冷战格局的地区.研究韩国的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一背景.因为南北对峙本身就是政治,就是国际关系,渗透于半岛南北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缘环境对韩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将发现它是怎样游弋于大国之间,绕过一个个暗礁、穿越险滩和激流而驶向赶超彼岸的.

本研究的主题和研究视角,对于进一步认识韩国的外向经济的本质和真实内容,对于丰富赶超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与韩国同属后发国,其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韩国又是我国的近邻,密切注视其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道路取向,特别是对于韩国外向经济升级的动向的研究,对于我国的东北亚乃至亚洲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本视角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等三个方面,跨学科、多角度考察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力图全面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选择机理及成功原因,展现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全面回顾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过程,把握其总体脉络,然后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及内涵;进而从经济学原理、政治与社会环境、国际环境等三个方面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在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这样的逻辑关系:韩国经济自身特点和所遵循的经济学原理,促成韩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决定了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特点;韩国国内政治及社会因素,保证了外向型经济有效推进;外部因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机遇,助推了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本文的基本构思和研究框架,也是基于上述逻辑关系,建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及特点——经济学分析,外向型经济实施的保证——政治、社会视角的分析;外向型经济的助推——国际因素分析的研究框架.而随着自身经济条件、政治和社会基础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韩国外向型经济发生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带来由单向外向型经济向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调整与升级.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创新:

一、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等视角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探究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比较新的尝试.本研究在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等相关理论,克服单纯经济学研究的局限,通过多视角探究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发展、特点等问题,力求揭示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还原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

二、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线,比较清晰地展现了韩国经济从殖民地经济——外援依赖型经济——单向外向型经济——开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轨迹,揭示了由“被动外向”到“主动外向”的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韩国“‘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外向型经济的本质特征,总结了经济因素选择、政治和社会因素保证、国际因素推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作用机理.

三、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角度,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创新.韩国政府通过高压控制与“互惠”相结合的调控方式,很好地控制了韩国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比较成功的实现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保证了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有效推行,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功因素.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为:

一、对于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还缺乏更加深入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分析.对于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有悖一般经济学原理和基本逻辑的一些政策选择,以及为何能带来出人意料的经济效果等问题,还缺乏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在后续研究中有待加强.

二、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角度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点,但仍存在不足和较大的研究空间.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利益均衡问题的研究,希望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

三、本研究将侧重点置于对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韩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从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时*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完成了向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过渡与升级.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对当前韩国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建立FTA轴心为目标的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向研究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五篇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文范文格式:作为自然法理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亚当·,斯密及其所处的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实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然而一方面,由于十九世纪以来经济科学去道德化倾向的不断加深,经济学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学和法学基础已不再受到关注.另一方面,经济学并未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全脱离*学、法学和心理学的自足假设,市场经济所面临的现实道德困境日益加深.当我们在质疑和批评经济科学缺失道德关怀和脱离真实世界的同时,理应认真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转型时期,从酝酿和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中寻求重新反思经济学的可能性.事实上,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自然法和英国道德哲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和产生的重要道德*基础和思想脉络,而长久以来,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人物在经济思想史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尝试从“自然法理学”的角度出发,梳理出从卡米凯尔、哈奇逊、休谟到斯密的苏格兰自然法理学的发展脉络,强调斯密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十八世纪人性科学的一种学说,在其经济理论的背后始终蕴含着一条道德哲学和法理学的路径,并且正是从这样的思想价值体系出发,通过以“合宜性”为核心的同情共感理论,斯密完成了他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整体性思考和总结.并且,只有在十八世纪苏格兰思想传统的语境下来讨论斯密,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向着社会科学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中,斯密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所作出的独特而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并且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斯密思想和著作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脉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与传统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关联.

论文由7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导论,评述和分析了国外学术界对于亚当·,斯密思想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梳理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从自然法理学角度来研究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二章苏格兰自然法理学的形成,通过自然法在苏格兰的传播和演变,论述了从普芬道夫、卡米凯尔到哈奇逊的思想发展脉络.在自然法与苏格兰道德哲学的结合过程中,卡米凯尔首先把自然法引入了道德哲学,并且开创了苏格兰自然法理学传统.哈奇逊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通过其道德感官理论对市民德性和自然权利进行了调和,并且在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框架下作出了自己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这对于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章休谟的自然法理学批判,着重分析了休谟对自然法的批判性回应.他在认同关于自然状态的自然权利假说的同时,明确指出人并非天生就具有“善”的社会性,权利和义务并非源于自然,也非源于天赋的道德感,而是人为和习俗的产物.在休谟这里,自然正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有用性,效用才是道德的基本原则.休谟对于自然法的批判促使了苏格兰自然法理学传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影响着斯密进一步反思自然法学说和对文明社会自然进程的历史性思考,并把这些思考带入了他的政治经济学之中.

第四章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主要分析了以“合宜性”为核心的同情共感理论是斯密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斯密构建不同于前人的自然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正是通过对哈奇逊和休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斯密进一步发展了苏格兰自然法理学传统,为新兴的商业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正当的*基础.这种批判和反思既是封建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时代需要,也是斯密意图表明一个有合宜性原则支持下的商业社会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并且通过合宜性来进一步探求和解释一般社会规范的运行机理,其中就包括了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这也是《国富论》的主题所在.

第五章斯密的自然法理学理论,主要讨论了通过对作为消极德性的交换正义的思考,斯密将合宜性理论从其道德哲学拓展到自然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且运用历史的考察,把经济活动和法律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法律制度都是社会的产物,它们是旁观者加以判断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历史的旁观者来说,正义的法律就是适应社会的法律、合宜的法律,是对自然秩序和人性的尊重和维护.因此,对于商业社会而言,正义原则指导下的自然自由体系应当是人们行动的最佳准则,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立法者的任务,就是在交换正义的框架下,维护和促进这一“明显而又简单的自然自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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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主要通过对斯密经济思想的讨论,指出在人的本性与财富的本性之间存在着相似的逻辑,它们同样受到交换正义原则的支配.斯密对于经济秩序的体系性描述,不仅从经验社会中抽象出了一个概念化经济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在永恒不变的人性和自然秩序的关照下,始终被放置在经验历史的情景之下加以检验和调整其合宜性,并最终来证明,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过程中,最大的合宜性就是克服人类的自身偏见以遵循事物的自然进程.在斯密看来,一个合宜性的社会必然是具有同情共感的社会,同时也会是拥有共同富裕的社会,其最终目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幸福.

第七章余论,主要讨论了1776年之后斯密晚年的思想变化,对于财富与德性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得斯密晚年更为倾向于对德性的关注,强调一种斯多亚式的自制的重要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保障经济的安全和自由,促进财富与德性共同进步的,不是自由放任而是自然正义.这有助于我们来认真思考现代经济学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也是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反思必须回到十八世纪,回到亚当·,斯密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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